在东原以后的那些正统派汉学家,根本不讲义理之学。道咸以后,曾涤生(国藩)颇有不满意汉学而推崇宋学的意思,但他对于理学并没有什么贡献。晚清今文学派盛行,宋学更没有人注意。所以在清代,宋明理学始终没有重整旗鼓。

就今文学派所谈的问题看,多半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和理学家所谈的性理天道,颇不一致,但谭嗣同仁学》一书,谈到了宇宙本体,确是理学家的问题。嗣同的思想,力求冲破名教的网罗,颇有浪漫空想的色彩,他把科学知识和儒、释、道三家学说混合在一起,而建立一天人合一的“仁”的本体,和陆王派理学思想相仿佛。但他的思想在客观上是唯物的。

完全有现代科学知识及对于西洋哲学做过有系统的研究,而又继承宋学传统,加以新发展的,要算最近发表《新理学》的冯友兰氏。冯氏之《新理学》是继承着程朱的传统而加以相当修正的。他的宇宙观仍是理气二元论的,理是形式而气是质料。理属于真际,属于逻辑的即形而上的世界,是超时空的;气属于实际,即形而下的世界,是在时空的。但在时空的实际的事物,又不只是气,而必须是由气依照理以形成的。他的“理”世界是不变的,而时时变化的实际世界,却要按照那“理”来变化,不过又不曾完全实现了那“理”。他的“理”是多样的,每一事物有其所以然之理。他的“理”是包含矛盾的,如他说事物依照理而有各类之性,有各个体之性,但个体之性与类之性可以有冲突。他修正了朱子“物物有一太极”之说,认为“太极”是一切理之总和,一物只能有一极(极是标准或极限的意思)。因而朱子“心具众理”说,也给修正了,他以为理是客观的范畴,一心不可能具众理。

他的理学,不谈各种具体的理(各种事物之理,只能由各部门的科学去研究),而专谈抽象的理,所以不至于有因穷竹子的理而生病的结果。他对于“两仪”、“四象”给了新的解释,对于历史、革命、道德等,都给时势的要素以重视。他也和程明道、谭嗣同一样,认为圣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即“仁”),圣人是以“宇宙底心”为心,也可说是“为天地立心”,换句话说,就是“无私”、“无我”,纯粹客观主义,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