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把西洋文学输入,是从清末开始,最主要的译述是古文家林纾,他译了小说二百余种,都是用古文翻译的,他自己不懂西文,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述的。其次是伍光建,他译了《侠隐记》及《续侠隐记》。诗歌的翻译,则有王韬、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等所译的《马赛歌》、拜伦《哀希腊诗》等。剧本在光绪年间,译了《夜未央》等数种。

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西文的很多,如《诗经》、《离骚》、《史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元曲选》的大部分,及李白杜甫等人的一部分诗歌,都有西文译本,多半是西洋人翻译的。

民国以来,中西文学交流的情形更为显著,而中国所受西洋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在上章里面说过的文体解放和文学观点的变更,都是由西洋影响而来,因为在西洋诸国,言文是一致的,文艺多是用现代语,写现代题材,而小说、戏剧又和诗歌同样为文学的主要部门。这一种影响开始于清末,如林纾的翻译西洋小说,即可见一般人对小说的重视;清末许多创作小说的人,也不再是无聊消遣或作儒家道德说教及佛教出世思想的表现,而是把小说当作社会教育的利器。当时新派知识分子对戏剧也有这种看法,所以有春柳社等剧团产生。

到五四运动时期,便更进一步尊重小说、戏剧的文学地位。同时在这种新的趋势之下,对过去中国文学的研究便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旧时代文学作品的仿造。

清末及民初的文学史著作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最足注意,因为他们是用新观点来看戏剧和小说,用新观点来看文学,在过去的中国文人中,没有把戏曲史或小说史的研究当作一种专门学问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后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更是把过去文人向来非常轻视的语体文与民间文学加以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想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学,单单读读《昭明文选》或正续《古文辞类纂》之类,是不够的,必须读读王、周、胡、郑诸氏的这几部史书,才会有合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