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基督教的输入

蒙古人在中国政权倾覆以后,基督教的工作就沉寂了,但这沉寂却是暂时的现象。不久,欧洲的天主教徒,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图谋向外发展。15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地理上的新发现时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并及于远东的日本与中国,与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有同样的意义。葡萄牙商人既觅得了这市场,纷纷东来,天主教的教士们,他抱着传道的热忱在千辛万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开辟的工作。他们曾经到印度、马剌甲、日本、安南、暹罗以及中国。澳门做了他们的根据地,继踵而来的西班牙人,也必经澳门而集中于菲律宾群岛。所以中国官场为了要把两种人加以分别,称前者为马剌甲佛郎机,称后者为吕宋佛郎机(佛郎机乃回民加于欧洲天主教徒的名称)。而葡、西两国人,可谓16世纪东方传教事业的先锋,来扣严扃着的中国之门的。等到意大利人来,才把这门扣开。这种扣门工作的艰难困苦,实有非我人所可想象者。初期的教士们,莫不感到无门可入的痛苦,中国官府,严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们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遇险丧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国地界。范礼安(Valignani)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至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

可见当时欲传教入中国的不易了。但是教士们抱着前仆后继的精神,虽遭失败,未尝为之气馁。兹举其可资纪念者数人于下:

其一为耶稣会士沙勿略(Xavier)。他在1542年到达了印度的果阿(Goa)城。因为听说到中国去经商人很多,他就到了马剌甲;从一个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关系,曾到过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渊源于中国的,所以他以为对于在日本最好的传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国。他希望从日本国王得到一张护照,能把他送到中国皇帝那里。但是欲得到护照,必须请求诸侯们盖印,而那时日本的诸侯们非常专横,所以无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国来的心志仍未稍杀,于是他终于离开了日本,在1551年到了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那时正是倭寇骚扰中国海岸,在闽、粤海岸亦充斥海盗,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惨遭劫掠,或遭监禁,或被杀戮,尤其是欧洲人士,危险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险往返,幸获安全。他曾经这样说过:

一点不要信托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这样,我们既然有了强大的保护者,不要有丝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后的胜利。

他本着这样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岛,既到这岛,只知道中国是远东的枢纽,却不知道从那条路可以进入中国。有一次,他到了一个三洲岛上,想法与那些中国商人联络,希望他们能够把他带到广东,费了不少力气和他们商量,都被他们所拒绝。后来他费了二百块钱雇用一只小船,想秘密进入广东。许多同伴都劝阻他,以为这样办法有两种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人为避免官厅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岛的危险。第二,有广东官长把他送进监狱的危险,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的。他记起耶稣的话:“在今世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为我丧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国这块禁地的心,仍旧像火一般地燃烧着。但事实却都使他失望。后来,他想变更一个计划,将跟随暹罗公使,冒充公使馆人员,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种伟大的计划,不料在1552年12月3日晚上,竟跟着他的身体一同消逝,而死在上川岛上了。他那样平凡地死去,得不到当时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种传道的热忱,却激发了许多后来要向中国传道者的勇气。不但是同会的耶稣会士接踵而来,就是那多明尼会、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的教士们,也都闻风兴起,在此后三十年间乘着他那种精神,继续不断地来扣中国之门。

印度各传教会,得着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极度的悲哀。继任沙氏职位之贝而斯(Berse),也是很想到中国传教的,可惜他于次年十月间逝世了。继贝氏任传教会会长的,是一个耶稣会士,名叫巴来多(Barreto),也是葡萄牙人,就任以来,就接到从日本来的请求书,得着同会的叫平托(Pinto)的怂恿,他们便出发到日本去。刚到中国海岸,得着教皇禁止印度省会长离开职位的命令,便中止远征。想借此机会一履中国地界,于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当时,另有一位和巴来多同来东方的多明尼会士名叫克卢斯(Cruz)听说在广州的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便和巴来多一同离开印度,来到中国的门口,到达了上川岛,在沙勿略墓上举行弥撒。但是他们仍旧不能进入广州,结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却回返印度。这时中葡间的商业,一步步地走上繁荣之途;葡人又曾助广州当局消弭海盗,取得官厅好感,他们便从上川等小岛自动移到澳门。澳门是一个极小的半岛,面积不过480公顷,在香山县境,直接属广东省肇庆府管辖。起初是个极卑陋的地方,后来竟变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归功于一个传教士名叫公匝勒(Gonzalez)的。他是最早受马剌甲司铎的委派,到那里去传教,那便成为澳门的开辟者。巴来多、克卢斯等既到了澳门,便有到广州的机会;可是中国官厅的限制,仍旧很严,所以克卢斯曾经这样说:

官家布置一些哨兵,把守广州,凡是没有得到许可的,决难渡过门禁森严的城垣。……为了这个缘故,不论是我或是别的司铎,已经为传教事业试办过好几次,都未能在中国得到结果。

虽然还是困难,却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谈论中国传教问题的,都是抱着乐观,认为中国人并不固执地拒绝外来宗教,不过对于一种新宗教,没有得到长官及皇帝的允许,不敢冒险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张由葡王派遣公使团,向中国皇帝进贡,借此取得皇帝许可的根本办法。后来巴来多被调往别处,克卢斯回返葡国,只有公匝勒一人,仍旧留在澳门工作。1563年的时候,在澳门至少有八位耶稣会士,外来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内中有九百个是葡萄牙人,在这些葡人中间,有很多人计划进中国传道,像贝勒兹(Perez)上书广东布政司,结果,因不懂得中国话,致被拒绝。像阿乐迦拉(Alcaraz)、拉弥来(Ramirez)在中途遭风死于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发拉(Volla)虽然屡经险阻,仍请求澳门当局准许他们到广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换中国服装,托一个舟子把他带到广州江岸的计划,同伴皆以为此举太属危险,设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欧洲,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成了空虚的幻梦。有人以为中国门户的开放,较前进步,其实在沙勿略死后,所有的情形,更觉令人失望;不论是葡王的公使,不论是英勇的传教士,都不能冲过中国的重围。试用的方法,几乎已经用尽,但一点也不发生什么效力。所以一般激进的人,以为用和平的方法传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压迫当可以有了保障,传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绝,不如采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曾有这样的意见,若是不用战争,不借兵力,是没有使他们归化的希望的。原来中国人民是极易劝化的,只是他们在严格管理之下,就不敢尝试罢了。嫩耶斯(Nunez)也有这样的意见,他在一封信里说:

欧洲各王侯,与其相争斗,自相残杀,何若设法扩大基督的国,而迫令中国皇帝允许教士在国内传教。中国民众极易劝化,因为我们的风俗文化是他们所喜悦的。

这种意见,正是表示他们极端的反动,是在计穷力尽时所想出的最后办法。这办法简直要把传教工作变成征服属地的工作,不择手段求达目的。幸亏这方法没有实现,给后来一班有远见的教士们加以纠正,认为此种思想非常危险。惟一的办法,只有用长期的忍耐,来取得事业的成功。因为他们并没有失掉了希望,博而日亚(Borgia)听到代宰拉的乐观主义,说道:

我对于他所具有的进中国的希望,觉得很是快乐,我也是这样希望着。

所以那些希望传道到中国的教士们,都抱着忍耐的心,集中在澳门(那时的澳门,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居留地)。他们既然不能进中国,只好在澳门经营着宗教事业,所以到1565年,已经有五千以上的信友,在公匝勒的领导下,建立起会所及教堂。卡内罗(Carneiro)奉了教皇的命令,于1568年到澳门,称为第一任中国主教;那已经在澳门经营教务有十一年之久的公匝勒,被马剌甲主教召到摩鹿加去了。卡内罗颇得修士们的欢喜,为了请求中国官厅允许在广州成立会所,曾经到过广州两次。然而中国人总是怀疑那些葡萄牙人有占领土地的野心,始终未予允许。他们既无法向中国内地进行,只好在澳门劝化人信教,并且改善葡萄牙人自己的风俗。卡内罗曾经这样说:

当我来到称为“天主圣名”的商埠澳门时,第一件工作,是不令本处教友供给外教人看轻基督的机会,并禁止我们有钱有势的商人,有不好的行为。

并且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外教内人,一律收容,可以说他是把西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又注重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非常刻苦,注意于教会内容的充实,等候着将来对中国新局面的展开。当时澳门教会的使命:一为预备向中国内地传教的根据地,一为远东教士们旅居之所。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前一点。当科斯塔(Costa)到广州请求官厅准许教士居住广州的时候,事虽未成,却得着一个青年慕道的和尚,跟着他回到澳门。卡内罗主教见这个有为的青年,很想使他受点高深教育,并且送他到日本去求学,在圣诞节给他受洗,圣名保禄。想不到为了这个青年,却引起极大的风波:那些和尚们散播许多谣言,鼓动民众示威,声言欲捣毁澳门商埠,没收商人货品;当局亦发出扣留葡国商船的命令。葡国乃花了许多运动费,允许找回这青年和尚。澳门教会经过长期讨论,无法两全,而那青年自己不欲使大众受累,自愿回返广州。卡内罗不得已,只好伴他前往。一到官厅,那青年被捕去,遭受毒打,判了流徙之刑,卡内罗也无计可施。这青年可以说是中国为基督受苦难的第一人。广州市内便有传教人拐骗小孩的诽谤,教士们要想传教内地的困难亦愈加增,仿佛在关闭着的中国之门上加了一把锁一样。

在葡萄牙积极扣门的时候,西班牙挟其战胜荷兰叛变的余威,开始向摩鹿加群岛、菲律宾群岛及太平洋东部进行。而那些奥斯定教士,对于拥有丰富利源与繁庶民众而又具有优良文化的中国,当然被看作良好的传道区域。所以他们以全力从事于国外传道之余,单注意到中国,以菲律宾群岛为根据地,成立中国奥斯定会传教省,或称为驻在菲律宾的中国传教省,时常准备到中国传布福音。起初有巴斯克(Basque)、马丁拉达(Martin de Rada)和雷迦斯毕(Legazpi),在该岛上经营教育与建设事业,一面又很热烈地预备进入中国,先期学习中国语言。到1575年有一个进入中国机会:适中国统兵王望高为征讨海盗林凤的缘故,到了马尼剌,马尼剌当局便把传教士欲到中国的事与之商量,结果,便有奥斯定会士拉达(P.de Rada)、马林(Marin)随着王望高到福建泉州,并至福州谒见总督,要求居住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在中国仍旧不能立足,只得回返吕宋。第二次那位拉达,与同伴阿尔部开尔克(Albuquerque)又附王望高的军舰来到中国,竟为王望高所卖,把他抛弃在桑提阿哥(Santiago)海岸沙滩上,他们的翻译员及仆役皆遭杀死,而这两位教士,也已奄奄一息了。但奥斯定会并不因此沮丧,依旧不断地努力。不过西班牙人的这种努力,却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势力膨胀之后,自己要受到害处,乃秘密和罗马教廷商议抑制西班牙势力的办法,把中国及日本附近各岛,尽归澳门管理,因此西班牙人受了许多限制。及至1573年范礼安被任为远东视察员,携带四十多名新会士,内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都有,特别西班牙最多,于是国籍的分别,渐渐消除。

范礼安是意大利人,1566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他带了四十余人视察澳门教会,可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工作,因为从他手里领导了两个开创这一时期教会的伟人,就是罗明坚与利玛窦,他自己虽往来于印度及中国海上垂三十二年之久,没有达到他开启中国这磐石的愿望,而他那不馁的精神,实在做了建设中国教会的磐石;同时,他结束了当时国籍的倾轧,使一切负传教使命的人,只知在耶稣十字旗帜下尽责,忘记了国别,这是他承前启后的大贡献。他也到过日本,在日本劝化过马郡藩主一家信教,也建立起几所修道院。他以为预备入中国传教,首要条件必须熟悉华语,于是函请印度区长物色一个这样的人,当其选者即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于1578年偕同巴范济(Francois Pasio)、利玛窦(Matteo Ricci)同来澳门。罗明坚遂从一中国画师,学习中国文字。范礼安曾誉为“我所喜爱之一人”,说:

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中国语言文字,将耶稣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

时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每年有一定时期,在广州附郭举行,日入后,葡萄牙人必须归舟,不许逗留中国境内。罗明坚利用这种情况,呈请许其居留陆上。中国官吏认其请求正当,且喜其善华语,乃许居于暹罗贡使之驿馆中。后又得两广总督之邀,与巴范济同至肇庆,时在1582年,得居于东关某佛寺中,这佛寺便成为中国内地之耶稣会第一会所。其后总督黜职,二人被迫返澳门,巴氏遂改道赴日本,罗氏于次年请命于新总督郭某,乃偕利玛窦重赴肇庆。一日在城墙下见一病者,舁入寓所为之诊治,病愈,令受洗入教,此实为中国第一受洗之人,惜不知其姓氏。同时,有一学生研究教理,亦受洗入教,其人姓氏有写作Kin Ni Ko或写作Cin Ni-Co,其受洗之名称若望(Jean)。此消息传之澳门,范礼安欣喜异常。后来郭总督升迁他官,乃携罗氏至其故乡绍兴,总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礼。此罗明坚氏始入中国工作之大概情形,谓为明朝中国内地传教之开创者,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