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其他教士

开创第三期中国基督教事工的,当然要算到利玛窦,在他以前许多冒险而努力的人,都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前人种,后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而利氏苦心孤诣,亦足以垂万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迹,见之于一般记述者甚多,兹且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略述如次:

利玛窦,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国习惯,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生于1552年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地方。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高官,也希望他的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肄习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时候,有志修道,不愿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稣会,有传道四方之志。他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极端反对,欲亲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这样有三次,乃幡然觉悟,以为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习文理科学识之外,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在院立志传道印度,于1577年附舟历数国辗转至印度。1580年受司铎之职,次年得范礼安之召,乃至澳门。这时澳门已经中国政府允许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稣会士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立为主教区。利氏到了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华语,因为范氏鉴于前此诸教士工作的未获成效,乃由于不懂华语之故,于是命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后来,因为他们能操华语之故,获得总督嘉许,使耶稣会得由广州而入肇庆,立定了传道的基础。先是广东总督名叫陈瑞,起初到任的时候,便借口调查澳门葡侨之名,乃传令召澳门首领门多萨(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萨来约(Don Leonardo de Saa)主教到肇庆总督府质问,其实他别有用意。这消息传到澳门之后,一般侨商,咸为不安,恐怕有什么不幸的来临。不得已选派两个能说华语的人员代替前往,于是令检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门多萨,罗明坚代替萨主教,来到肇庆,向总督从容陈辞,并呈献所带布匹、丝绒、水晶镜等约值二千余元银两之物,总督遂变其傲慢态度,款待礼遇,留居府内十五天之久,又以罗明坚酷好文学,赠给他们许多中国书籍。罗明坚见时机可乘,便向总督请求驻所,以便留此学习中国文字,虽然未得允许,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后罗明坚得几次谒见总督,在肇庆建立了根基。二年以后,罗明坚乃带了利玛窦(1583年)到肇庆谒见新任总督郭公。肇庆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城,风景非常美丽。他们到了那里,首先谒见知府王公,按照中国习俗,行跪拜礼。知府对于这几位外来的朋友,十分殷勤。他们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块远离市廛的空地,可以为建筑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带他们到西门外江边观看地方,离这里不远正在建筑一九层高的八角塔,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择定一角。罗明坚便回澳门计划建筑经费,利玛窦一人留在肇庆。因为他学习中国语还不过二年工夫,对于各种事务的处理,自感非常困难。官厅虽然允许他们建筑,而民众却异常反对,于是引起了骚动,谣言蜂起,几乎酿成大狱。幸亏那个知府加意保护,张贴告示,说明教士来华理由,经过六个月的口舌,风潮方始和缓。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欧式的,下层一共五间,中层暂作教堂的一间客厅,上层为教士们住室,前面有一个阳台,从远处看来,式样非常美观,而且与旁峙的九层高塔互相辉映。人民少见多怪,轰动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庆。他本是长于数学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大尺寸,改绘成中国字的地图,将中国本部十五省绘在中央,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却投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他把这地图与浑天仪、天地球考、时晷、报时钟等物赠予当道,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并佩服他们的学问而得一般学者的尊敬。罗明坚既然跟着卸任的总督到绍兴去了,利玛窦便独当一面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学问使人佩服,并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横逆之来,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个从后面墙上进来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个人觉得很惭愧。自然这样的事情便传布开来,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称赞。他们在肇庆,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学习中国语言,并且研究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五经子史,都能明晓其意义,据此著书立说,发明教义。他欲实现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他要“在中国成中国人”,于是他也像罗明坚一样在饭食起居仪节生活上都完全中国化,穿着和尚的服装,而改变欧洲的习惯。后来遇到瞿太素,才劝他改穿儒服,废除僧名。那时有因爱慕其学问,而来跟从他的,如钟铭仁、黄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来请求祈祷的,于是在肇庆便有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了。到1589年一个新任总督叫刘节斋的,他羡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夺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门,但却不愿居一恶名,所以仍旧叫教士回到肇庆,愿偿还其房价,利氏等力辞不受,只望在别一城中居住,总督遂指定韶州南华寺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传教工作遂因此向北推进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请在城河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鉴于前次的纠纷,不复用欧洲式,建成华式的住宅及礼拜堂各一所,时在1589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长子,文懿公有数子曰汝夔,曰汝稷,曰汝说,后来殉国的瞿式耜是汝说的儿子,也是个热忱的基督徒,可见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响于其后来的家庭。)他本来认识利氏于肇庆,适过韶州,谈论甚契,愿奉为师。本来他想从利氏学得仙丹,却不料所学的乃是宗教真理与数理几何等学问,历时不久,颇有心得,所以后来在1605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问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三,尚未有子,能为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穀。太素本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得其揄扬于缙绅之间,利氏之名遂大噪。

利玛窦曾乘暇游南雄,遇见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为契合,遂得在南雄暂住,为若干人授洗。时同伴麦安东(Antoine d'Almeyde)、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相继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单。适郭居静(LazarusCattaneo)至韶州(1594年),遂共商赴北京计划。次年跟随起复之大吏姓石的少司马同行,想借此以至北京。逾梅岭后,溯赣江而上,要经过十八滩,波涛险恶,所乘之船触滩沉没,全船之人皆落水,随行的青年名Jean Barradas者惨遭溺毙。利氏自己既没水中,不谙游泳,度无生望,忽手触一绳,乃得脱险。不意该大吏忽然变计,深恐携一外人入境而获咎,欲把利氏遣回广州,几经力请,始许带至南京,而该大吏本人则陆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为官吏所容,复还江西,至南昌,心颇懊丧,适有医士王继楼者,本相识于韶州,至是见利氏至,殷勤款待,赖其见容,得识城中士人。时江西巡抚陆仲鹤,邀见甚喜,利氏以其所著书并三棱镜献之,遂得留居于南昌。由此,得谒见建安王,王甚欢迎之,握手而言曰:

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

利氏便著成《交友论》一卷献之。时适同会苏若望(Jean Soerio)带了些金钱来,遂租得小屋同居于此。从此利氏之名愈著,过访者户限为穿,有见其太烦而劝其托词不在以谢客,利氏答曰:

天主不容我作伪言,宁愿过客倍增,不愿言行背道。

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与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1598年适有旧相识王忠铭,新授南京礼部尚书,将入京觐见,路过韶州,原欲携带利氏入京,继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静至南昌,将与利氏同至北京。

先是利氏在肇庆时,绘有地图一幅,为赵心堂所得。时赵公方将开府姑苏,适王忠铭带利氏到南京,赵公馈送礼物中有此地图,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图本为利氏所作,乃作书以告赵公,赵公喜出望外,具车以邀利氏,相得甚欢。利氏并出天主像,赵公悬之于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礼,并遍请当道诸公,同为瞻仰,畅谈十余日。时王忠铭已先北上了,赵公乃命人护送入京。时正因中国与日本因朝鲜事发生战争,流言外国人为日本间谍,为避嫌计,不得已使郭居静径返南京,自己则往苏州访瞿太素,太素劝其在苏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宁赴镇江休养,至1599年仍还南京。时王忠铭已就南京新职,介绍许多官吏与之订交,一般士大夫咸以与利氏订交为荣。郭居静亦由山东来会,商量建筑住所。户部刘斗墟曾于洪武冈建有住宅一所,因常为魔扰,愿让给利氏;视之,极为满意,即奉天主神像于其中,夜与郭居静、钟念江迁入同居,安然无异。次日诸相知过访,咸以为邪不胜正,始知堪舆择日之俱属妄诞。有太史王顺庵者,博学多闻,常有志于度数历法之学,知利氏精此学,乃令张养默先就利氏受业,习之既久,于浑仪度数,始有所得,乃喟然叹曰:“彼释氏之言天地也,但闻一须弥山而日月绕其前后,日在前为昼,在背为夜。其言日月之蚀也,则云罗汉以右手掩日而日蚀,左手掩月而月蚀。言地在须弥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国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测者,尚创为不经之谈,况不可测度者,其空幻虚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测验可据,毫发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细。圣教之与释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名士吴左海、李卓吾亦皆订交利氏,赋诗为赠。又尝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学识为当时人所惊服者类此。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岁之武官,洗名为保禄,后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时奉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礼拜堂中公开礼拜。郭居静将此情形赴澳门报告,并请派辅助之人。不久,郭氏偕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同来,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务,利氏则偕庞氏作北京之行,时在1600年。所带贡物,有大小自鸣钟各一,油画三幅,内圣母像一,耶稣偕约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镜数面,三棱玻璃柱两面,《圣课日祷书》一册,手琴一具,《万国舆图》等。被内臣马堂,截夺贡物,自行上奏,奉旨便殿召见,命内臣学习西琴,并问西洋曲意,利氏乃译《西琴八曲》以进;帝尤爱自鸣钟,命此二外国人留居京师,并赐月俸。向例外臣贡物,必由礼部呈进,今因利氏径由内官直达,礼部大臣认为越级,颇示不满;后经利氏说明马堂强夺邀功之事,方释嫌怨。利氏虽留京师,却居夷馆中,乃具疏请命,冀能于两京或吴越,得一居所,未蒙报可;后经礼部赵邦靖周旋其间,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后赵公因事去官,利氏独往唁慰,赵公感激相知,归而研究利氏《天学实义》一书,颇多领悟。利氏住京师凡十年,时与名公巨卿论学,宾客过访,络绎不绝。每接见宾客时,辄言天主教理,一有宾客,则倒屣出迎,虽在抱病呻吟之时,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则呻吟如故,无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因此,交游日广,人多乐以相亲,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闻人,颇多受洗入教,徐光启李之藻即其中之一。时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余人。徐光启本于1603年领洗于南京罗如望(Jean de Rocha),次年为翰林,至1632年入阁为尚书,为当时华人信道中最有贡献的一人。李之藻从利氏学西学,深佩利氏器识;适患重病,以独居京师,乏人照料,利氏朝夕于床第之间,为之调护,及病笃时,乃劝其立志奉教,遂为施洗,而病亦渐痊,后为基督教多所著述。

1609年利氏曾创立信徒团体,名曰天主母会,在会之人,相约以德行范世,赡养穷人为务,按月聚会,互相策励。其日常工作,除为志愿受洗之人讲说教理外,又尝努力学问,于中国文学造诣甚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故其在应对周旋之时,往往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本其于中国学问的素养,从事著述,一书之出,莫不受人称誉。教内外人士致书请问的,日有多起,辄手自裁答,虽缕缕长言,亦不惮烦。又尝就北京建筑大礼拜堂,亲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剧,劳苦不辞,乃至促其年寿,于1610年6月11日卧疾不起,年仅57岁。遗命以龙华民(Longobardi)继其后任。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葬地,乃以籍没杨内官私创二里沟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赐为利氏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与南京、南昌、韶州诸士大夫都来参加葬礼,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资纪念。内臣中有以为外臣赐葬,向无此例为言,宰相叶向高乃曰:“遑论利氏之道德学问,即就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亦足当葬地之赐。”此利氏之死,实予基督教在中国以莫大影响。当利氏临终之前,曾致书于其同僚,有云“我思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良法,莫为我死”。果然,他不平凡的死,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伟绩。其生平所著汉文书籍甚多,当于下文另述。

总利玛窦逝世时的教会情形,从上述的一篇传记里,可以知道当时已开设教会的,有下列的几处:

(一)肇庆府。于1583年建一住宅。

(二)韶州府。于1589年建立教堂与住宅。郭居静于1594年到此工作。到1606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三)南昌府。于1595年,以六十金买一小屋作教堂;1607年李玛诺又以百金买一较大之屋立堂。1609年时有教友约三四百人。

(四)南京。于1599年建造堂宇。

(五)北京。于1605年以五百金购一屋建立圣堂,即为南堂。

(六)上海。于1608年由徐光启、郭居静开教,建立堂宇,二年中受洗者有二百人。

(七)杭州。于1611年由李之藻、郭居静开教。

当时奉教人中有名望的,如(一)瞿太素,江苏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长子,1604年领洗于罗如望之手,圣名依纳爵。(二)徐光启,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1603年领洗于罗如望,圣名保禄。(三)李之藻,杭州人,1610年病笃时在北京领洗于利玛窦。(四)杨廷筠,杭州人,1611年在本地郭居静手领洗入教。(五)冯应京,安徽盱眙人,读《天主实义》而受感。(六)李天经,河间吴桥人,以进士仕京师,由徐光启劝导而入教。(七)张寿,李之藻门人,与其师同受洗于利玛窦,圣名弥额尔。(八)孙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启感化,于1621年领洗,圣名依纳爵。(九)王征,陕西泾阳人,官至布政司,圣名斐伯理。(十)韩霏,山西绛州人,在北京与徐光启善,圣名多默。(十一)段衮,山西绛州人,亦在北京做官时奉教。(十二)金声,安徽休宁人,崇祯进士,与徐光启善而奉教,其女守贞不嫁,亦奉教。(十三)瞿式耜,为瞿太素之侄,万历进士,后殉国。(十四)张赓,福建晋邑人。

与利玛窦同时同工的人,除上述罗明坚为其先进外,如:麦安东,是葡萄牙人,他的号叫立修,在1585年偕孟三德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利玛窦传教内地工作,曾随罗氏至绍兴,并与利氏共事于肇庆、韶州,1589年病殁。

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也是葡萄牙人,号叫宁寰。1572年至印度,奉范礼安之命,辅助罗、利工作于澳门,后经罗氏带往肇庆,总督曾面询其曾否思家,乃答曰:“永与华人处,是我愿也。”后因肇庆教士为总督所逐,相率至韶州,劝导青年华人入教,不久,孟氏遄返澳门。1600年病殁。

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意大利人,号叫镇宇,1590年奉范礼安之招来至澳门,以麦安东病殁,赴韶州,继其职,抵韶不久,有盗夜劫其室,被盗斫伤其头,并伤仆役三人,官捕得盗,判处死刑,石氏等请宽其罪,仅杖二十释之。助利氏传布教道。体魄虽健,然预知不寿,未三年果病终。

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亦意大利人,字曰仰凤,石方西病殁,利氏独居韶州,郭乃召氏来助。利氏第一次赴南京时,留韶管理教务。后偕利氏同赴北京。及还南京,被遣归澳门报告旅行经过。事毕遂携庞迪我至南京,利氏最后离开南京时,郭氏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处教务。后来范礼安卒,郭氏遂继其视察之职,留居澳门。会荷兰人因嫉葡萄牙远征得利,乃遣海盗扰沿海岛屿,并欲谋据台湾,进取澳门,于是葡人设防以备。华人见之,遂有外国人谋据中国,推郭氏为帝之流言,且有不良教徒,以教士们不袒庇其讼事,怀恨于心,又从而煽动,酿成焚烧教堂的暴动。流言既炽,教士等处境甚危,两广总督派人调查,召见郭氏,欲观其武库,郭氏导之入图书室,乃指其藏书曰:“此我所持以谋据中国之武器也。”又导之入学校,而指其学生曰:“此我将率以侵据中国之兵卒也。”流言之不实,至是始为之释然。这件事体是在1606年。后带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来中国,及至南昌,三拔到赴北京,郭氏则止南京。时徐光启因父丧回上海,道经南京,邀郭氏同往开教(1608年)。时上海因商业兴盛,已成重要城市,居民约四万户,人口约三十万人。以徐光启位高望重之故,易于号召,得建一华丽教堂。郭氏居上海二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复奉新会督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之命,偕同金尼阁(N.Trigault)、钟巴相赴杭州开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时亦因丁忧在籍,力助开教事业,并劝其友杨廷筠入教,徐、李、杨三人,实为当时开创教会之三大柱石。杭州亦建堂施洗,日臻兴盛,两地教会,皆由郭氏主持,居杭州约三十年,至1640年逝世,年已八十。

龙华民,意大利人,号曰精华,1597年到中国,先在韶州传道,遭受甚多困难,仇教的民众和尚,屡加侮陷。1603年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实为中国首建立之教堂,以其尚在利氏所建之北京教堂以前故。1609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国全国会督,其第一工作,即为编纂《洗礼用语》,其意见与利氏不同,所以为引起后来礼仪问题讨论的导火线。1616年南京教案起,在华教士尽被驱逐,及至1622年熹宗帝以与满洲战事,乃召回诸教士,谋军事上的帮助。龙氏得与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同至北京,仍做传教工作,并常至山东泰安传教,劝化受洗甚多。年九十五,因跌伤而去世,时已为清朝,顺治帝赐葬银并致祭。

罗如望(Jean de Rocha),葡萄牙人,号曰怀中,1598年被派至韶州,后来复派至南京,曾为瞿太素及徐光启施洗。南京教案起,偕一中国修士邱良厚避难建昌,在建昌也曾为一名翰林万玛窦全家施洗。后来从建昌至福建漳州开教,又至江苏嘉定传教,并建筑教堂一所。当南京教案时,曾与徐光启起草奏疏,辨明沈㴶之诬。熹宗召回北京并任会督,次年(1623年)去世,葬杭州方井南。徐光启闻讣,全家持服,如遭父丧。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西班牙人,号顺阳,1599年至澳门,范礼安遣往南京与利氏同工,利氏第二次入京,携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近郊各村庄传教,领洗者数十人,利氏死后,为之奏请葬地。奉朝命改正历书,被暴徒殴击,几濒于死。南京教案起,卒被驱逐,甫至澳门,得疾而死,时为1617年。

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意大利人,号曰有纲,1606年被派至北京,利氏令其精研中国语言。时因中国钦天监推算差错,朝命庞迪我与熊氏共同修历,著书推其经纬度数与日蚀。结果,虽遭官吏嫉恨,却得万历帝的欢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庞二氏同被驱至澳门。1620年病殁。

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号曰海岳,1585年至印度,1596年任澳门会团长,并视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务。1604年至北京,偕郭居静南下。次年携中国修士邱良厚返南昌传教,受洗者有二百余人,并劝化一明朝宗王全家受洗。四年后重返澳门任团长职,后又奉命视察各处教会。1637年曾上书主教,自言居东方五十一年,任布道长或谘议逾四十九年云云。1639年病殁于澳门。

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葡萄牙人,号曰揆一,曾至北京协助利氏,做培植教友工作,自任讲授之职,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后与阳玛诺共管韶州教务,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关,乃退回广州传道。

上述诸西教士,皆与利玛窦有直接关系,同时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国人士。在当时传教工作上有相当贡献的,除上述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外,如:

钟巴相,一名铭仁,是第一个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号叫念江,广东新会人,谙西方语,曾任利氏舌人,从行数年。时华人信教颇易遭受意外困难,在韶州曾受刑负枷,被驱逐后,又在杭州受杖而幽禁,随利氏至北京后,复受第三次的禁锢,皆因其宣传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1622年殁于杭州,入教凡三十二年。

黄明沙,偕钟巴相同入耶稣会,偕传教师入内地传教,在南京曾说瞿太素入教,后至南昌传教,旋奉视察员之召至广州。时正流言葡萄牙人谋反甚盛,氏为新入教而背教者诬告于总督,谓为郭居静之间谍,捕之入狱,备受苦刑,问无实据,本可释放,不意彼告诘者,复诬以私藏火药,乃被囚禁,受重笞,体无完肤,次日复遭刑讯,抵狱即死,年仅三十三岁,时在1606年。

游文辉,字含朴,澳门人,1598年随利、郭二教士在南京传道,1605年得范礼安之许可,入耶稣会为修士。后随利氏至北京,当利氏临终时,彼曾在侧。1630年殁于杭州。

雷安东,也是澳门人,在北京入耶稣会,常偕庞迪我传道近畿各村庄,虽体弱多病,仍能不辞劳苦。为费奇规伴侣,遣至韶州休养,后又由韶州赴澳门,殁于舟中,时在1611年。

邱良厚,字永修,也是澳门人,父母皆基督徒,故自幼即入教,后为副教师,偕罗如望居南昌、建昌数年。1621年随毕方济(F.Sambiasi)至北京,为龙华民之勤劳伴侣,受其劝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经龙氏施洗之太监庞天寿,亦为邱氏劝化之功。1640年殁于北京。

钟鸣礼,字若翰,与其父念山其兄鸣仁同在澳门入教。当其兄随利氏赴北京时,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后从王丰肃于南京,遂入耶稣会。利氏既死,曾往北京会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残废,几濒于死,其为道受难如此,不意在1621年被会中除名。

石宏基,亦澳门人,字厚斋,1612年随郭居静至杭州,次年随林斐理至处州,又曾在南京、绛州、建昌等处传道。

邱良禀,字完初,生于澳门,或为邱良厚的兄弟,1610年入耶稣会。在韶州修院肄业时,被拘入狱,备受苦刑。被释出后,曾奉派往安南南坼。长于口才,劝化多人入教。

倪雅各,字一诚,生于日本,范礼安遣之回中国工作,1604年随李玛诺至北京,入耶稣会为修士,居北京多年。

凡此诸人,乃利玛窦前后中西同工的几个重要人物,是创造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的有力分子。此后在明末清初之间,尚有几个重要西国教士,像葡萄牙人阳玛诺,在1611年与费奇规同至韶州。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至澳门,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于杭州、北京等处。又有意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1613年被派往北京,曾至开封访求犹太教经典,后劝化扬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禄(Preire)。因伯多禄任职陕西之故,随赴陕西,后由陕西至山西,劝化若干人信教;又赴常熟为瞿太素之侄进士式耜施洗,名公巨卿与之往还者甚多。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亦意大利人,1613年被召至北京,南京教案起,被逐南还。山东巡抚孙元化留之居嘉定,后仇教事息,潜入北京匿居徐光启宅。后至上海、松江、开封、南京各处传教,颇为明末隆武、永历诸帝尽力,冀挽颓运。葡萄牙人傅泛际(Francois Furlado Heurtado),1618年随金尼阁来中国,初在嘉定,后至杭州与李之藻相随,李之藻死后,便至陕西西安,在该处建立教堂一所,与艾儒略分主南北两教区:南区包括南京、福建、湖广、浙江、江西、两广,由艾氏管辖;北区包括京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由傅氏管辖。日耳曼人邓玉函,亦与金尼阁同来,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修历,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归,迨事平,复召西士修历;时在北京者,仅龙华民与邓氏二人,乃命邓氏主其事;迨邓氏于1630年卒,汤若望、罗雅各继续其未成之业。说到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是日耳曼人,对于中国教会,在欧洲教士中占重要地位。当邓玉函卒后,朝廷召汤氏入京继其修历之任。中国历官颇嫉恨之,得徐光启以阁老地位加以庇护,故未遭意外。光启将死,曾托其他信教大臣,为之保护。当时汤氏曾为若干太监施洗,其中以若瑟与庞天寿为最著名;若瑟在宫廷内传道,宫内妇女太监及后妃因而信教者有二百余人。满清入关,顺治帝亦甚宠眷汤氏,呼之曰玛法(Mofa,满洲语父也)。汤氏曾致书欧洲母会,请派会士来华,因已得皇帝自由传教之许可。自1650至1664年间,受洗者逾十万人。后以杨光先反教之故,与当时同工神甫南怀仁、利赖思、安文思入狱,几丧性命。其生平事迹,可与利玛窦相比。同时在上海经营教务的,如意大利人潘国光,后来为南京主教的则为南怀仁,皆天主教中的有名教师,其他不及详举。

在此,我们应当补述明末皇室与教会的关系。自满清侵入北京,崇祯殉国,福王称帝于南京;迨南京失守,唐王称帝于福建,号曰隆武。隆武被执,丁魁楚、瞿式耜奉桂王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永历是万历之孙,在位十五年,端赖奉教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焦琏等之力,支此残局。永历太后及皇后奉受洗进教,太后圣名赫肋纳,皇后圣名亚纳,太子亦因病受洗,圣名公斯当定。同时,宫中领洗的有五十人。太后曾遣使至澳门献祭,并欲遣使至罗马谒教皇。庞天寿本愿自往,太后以其年高,乃改派卜弥格神甫前往,于永历四年起程,持国书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稣会长,信中请求为中国祈祷太平,并多派教师来中国传教。庞天寿亦备上教皇书带往。卜神甫在途历二年始达罗马,适教皇因诺增爵故世,乃谒新教皇亚立山大第七,得教皇回书,及回中国,太后已死。永历帝卒不能复兴明室,与太子共殉国于云南,其皇后及宫女等均送至北京,居于别宫,不能得见神甫,只有几个女教友,时常去安慰她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