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孔子的時代,封建制度漸漸破裂,交通的發達,工商業的進步,一方面打破了舊國家觀念,一方面產生出人類同胞的世界思想。這時已經打破了許多傳說的迷信,拋棄了君主神權,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從此刻興盛起來。日本到了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就近代科學文明看來,日本的學問,固然較中國進步了許多,這不過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實,除卻了歐洲傳來科學文明和中國印度所輸進的哲學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然而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並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發展餘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唐的氣象。他是一個島國,而且在文化歷史上,年代比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現,才漸漸打破,直到德川時代,造成了統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現代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如果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看來,日本的維新,則和秦漢的統一足以相比。

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階級,以為皇帝的大權寶位,是天神傳授下來的。和德國凱撒說他自己是天使,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一樣荒唐。那些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地位既由傳統而來,當然也一樣迷信部落時代的傳說,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識上,已經打破了這種觀念的人,為維持階級特權,也決不敢便說這些神話是假的。今天還活著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七八十歲的老人們,本來腦根裡面所裝的,只有一些封建時代的故事,不用說除了這種迷信之外,再也沒有他自己的個性精神,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根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佔了勢力,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後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於是神權說又重新勃興起來。我們看山鹿素行講到中國的學說,只推尊孔子,把漢以後的學說,看作異端邪說,我可以曉得他們復古情緒中所含的創造精神了。此時他的範圍已擴大了許多,從前只是在日本島國裡面,主張神的權力,到得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於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那些倡王政復古的學者,雖然是各方面都有,漢學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動的主力,還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學家。且把素行學派中後起的吉田松陰的著作,詳詳細細的看起來,就曉得日本維新史的心理的意義在哪裡了。《坐獄日錄》裡面有一節說:

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決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統怎麼樣,我是不曉得,卻是日本皇統的運命,就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松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籐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統學問系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麼神什麼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於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於山陽的文字甚多,而籐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於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只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之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曆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

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裡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裡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瞭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