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時代,說國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本據,這句話恐怕不太適當吧。無論帝國的主義如何,既然是國家,就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的這一個原則所支配。古人講政治,說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論兵,說是兵者,國之大事。所以說到建國,決不能離開兵力。不單不能離開兵力,而且若不是舉國的民眾,在一個意志的下面團結起來,認定軍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劍勝負的預備,是決計不成的。日本建國的思想,在前幾章已經講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種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統一起來的新興民族。他們把古代的滿津裡古登(政治)復活起來了,他們所信仰的,是男性萬能的君主神權,是武力中心的統帥政治,而祭祀,是他們理論上的政權出處。在這樣一個國家組織之下,又當四圍環境惡劣至極之時,其由封建政治一變而為軍國主義的近代帝國,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當時也是很應該的。

日本民族在現代總算是強盛起來了。雖然在文化上,西洋諸國,不過曉得日本是一個富於溫泉而風景秀麗的地方,是一個以仇討和情死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時把浪子樣看成日本社會倫理的標準,而把日本文化和小兒玩具看成同等的東西,然而到底不敢輕視日本的國力和民族力。從東方全體來看,日本維新的成功,的確是有色人種覺悟的起點,是東方民族復興的起點。前面幾章,把日本祀的起源變遷,大約說過了。就戎的方面來看,日本是怎樣的組織呢?這也是我們不十分留意的。

軍國主義這個東西,不僅只是一個思想上的表現而已。如果他僅只是一個思想的表現,決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勢力,一定要成為一種制度。這一個制度,是以軍事組織的力量,作政權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勢力,都附從在軍事勢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組織,都附從在軍國組織之下,必須這樣,才能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如果不然,即使擁有很多的兵,我們不能說他是軍國主義的。譬如英美那樣帝國主義的大國,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軍國主義,而黑山國那樣一個小國,是很的確的軍國主義。這一個道理,很多人是認識錯誤的。

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要點何在?我們第一要看他軍權、政權是統一在什麼地方,所謂統制權的行使,是握什麼機關之事,國防、外交、財政、教育、工業,這幾個重大的政治機能,是如何運用。第二要看軍隊組成的制度如何,壯丁訓練的普及程度如何,動員的設施如何,社會的風紀如何。我們要能夠從這兩點仔細觀察時,就可以曉得,到日俄戰後幾年止,日本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雖然是開設了議會,制定了憲法,然而政權的重心,完全是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議會不過是調劑民眾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內閣的主要任務,是以民眾意思和統治者意思兩個重要事實作基礎,從實際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軍國的企圖能夠確實成立。而且就整個政治機能上看來,內閣的權能,實在薄弱得很,與其說他是內閣,毋寧說他是最高行政會議;再從財政上看,統制分配的基礎,完全是軍國的利害,而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害,分配的實際,是把軍費作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費,都不過是剩餘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稱號恐怕不能確實掌握軍國,於是再加上陸海軍大元帥的稱號。軍令機關,以大元帥幕僚的意義,完全獨立於內閣之外,直隸大元帥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動搖。掌握政冶中樞權能的樞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權的最高集中點,而實際上確是軍令機關的政治代表處。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都以國防計劃為基本,所以外交是軍事交際,財政是軍需,教育是軍事訓育。這一種關係,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日本的政治組織,所以不能學英美,並且不能學法國,而必須學德國的緣故,就是為此。由此看來,我們可以明白,一個國民的哲學,是說明他的行動,而不是指導他的行動。近數十年當中,各國的思想,傳到日本之後,儘管可以風行一時,而能長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動上的,只有適合於他這一種國家目的的思想。反是則只限於學者的研究,少數人的玩賞,而不能發生實際的效力。

再從這三十年來的政權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的一個奇特處來,就是換來換去總在長州軍閥勢力的這一個圈子裡。而政黨的轉換,更是從議會開設以後,一步一步和政權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軍閥同化。如果反乎這一個趨勢的人,不是被壓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難而退,英美式的兩黨對立的現象,固然不見之於日本,而法國式的小黨分立的現象,亦復不見於日本的。自由黨的勢力,一附於伊籐,再附於西園寺。||西園寺雖是公卿,而其實是很聰明地能夠順應軍閥的趨勢的人||最近分裂之後,老老實實地,附到田中大將的麾下去了。進步黨潰裂之後,留著一個國民黨的殘骸,當桂太郎出而組黨的時候,大多數的議員,也都走到他的麾下。這種情形,有人說因為日本的政黨,民眾的基礎太過薄弱,其實民眾基礎所以薄弱自有原因,過去許多年當中,在軍國主義籠罩之下的日本民眾,的確是謳歌軍國主義而不謳歌政黨政治的。這一個軍國主義的勢力,到桂太郎出而組織政黨的時候,已經發生破綻了。大家都曉得,長州軍閥的元老,除了山縣有朋之外,第一個最有勢力、有資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陸軍大將公爵。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政權,可以說完全操縱在他的手裡。何以他要捨了軍事上的地位而投身於政黨的活動呢?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見日本民眾勢力漸次勃興。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滿州帝室的崩潰,是給日本民眾以最大刺激,同時給日本的軍閥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這一個人,的確要算日本近代第一個有偉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見世界大勢的移動和東方革命潮流的湧起,知道軍國主義的政治組織和軍閥的政權,不能長久繼續。於是乎他毅然決然,抱定造成政黨政治基礎的目的,跳入民眾政治圈裡。同時他又看見英帝國覆敗的時期逼近,東方民族獨立機運的勃興。於是乘著戰勝俄國的威光,同時做聯德倒英的計劃,可惜他到底是前時期的人,他看得見大勢的激變,而看不到這個激變是從社會的根底動搖起。時代的轉換,先從中心人物的轉換起,天時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飛,竟自飲恨而終。桂太郎死後,日本軍國主義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說是沒有了。接著寺內死了,現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軍閥的迴光返照。所以論日本軍國主義的時代,我以為桂太郎的死,是一個大關鍵。自此而後,一方面現出思想界的大變遷,一方面現出國際政治的大變動。不單日本軍國主義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國家基礎,沒有一個不走進革命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