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韵文有两条来路:一条路是模仿古人的辞赋,一条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条路是死的,僵化了的,无可救药的。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说: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这条路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表过不提。如今且说那些自然产生的民歌,流传在民间,采集在“乐府”,他们的魔力是无法抵抗的,他们的影响是无法躲避的。所以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期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形式体裁。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或长短不定的诗,都可以说是从那些民间歌辞里出来的。

旧说相传汉武帝时的枚乘、李陵、苏武等作了一些五言诗。这种传说,大概不可靠。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孙权的典故!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诗也不可靠。枚乘的诗九首,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其中八首收入萧统的《文选》,都在“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之中。萧统还不敢说是谁人作的;徐陵生于萧统之后,却敢武断是枚乘的诗,这不是很可疑的吗?

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汉书·礼乐志》哀帝废乐府诏所谓“郑声”,《王褒传》宣帝所谓“郑卫”,是也。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起于二世纪的晚年,汉灵帝(168—189)与献帝(190—220)的时代。灵帝时有个名士赵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挤,屡次得罪,几乎丧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赋》,赋中有歌两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这虽不是好诗,但古赋中夹着这种白话歌辞,很可以看时代风气的转移了。

这个时代(灵帝、献帝时代)是个大乱的时代。政治的昏乱到了极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党锢”之祸一网打尽(党锢起于166,至184始解)。外边是鲜卑连年寇边,里面是黄巾的大乱。中央的权力渐渐瓦解,成了一个州牧割据的局面。许多的小割据区域渐渐被并吞征服,后来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刘备,东南的孙权,遂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直到晋武帝平了孙吴(280),方才暂时有近二十年的统一。

这个纷乱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领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他在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自己又爱才如命,故能招集许多文人,造成一个提倡文学的中心。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学家,故曹操死后这个文学运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叫做“建安(196—220)、正始(240—249)时期”。

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晋书·乐志》说: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曹操)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又说: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辞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诗·序》云:

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曹操)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声五篇。

“依前曲,作新声”即是后世的依谱填词。《乐志》又说: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

这都是“依前曲,作新声”的事业。这种事业并不限于当时的音乐专家;王粲、缪袭、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作了许多乐府歌辞。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诸人做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作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作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作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了。

曹操作的乐府歌辞,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们摘抄几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问)。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东西门行》,我们也选第四章的两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四言诗,用来作乐府歌辞,颇含有复古的意味。后来晋初荀勖造晋歌全用四言(见《晋书·乐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三百篇》以后,四言诗的时期已过去了。汉朝的四言诗没有一篇可读的。建安时期内,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诗复活。与曹操同时的有个哲学家仲长统(死于220),有两篇《述志诗》,可算是汉朝一代的四言杰作: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

腾蛇弃鳞,神龙丧角。

至人能变,达士拔俗。

乘云无辔,骋风无足。

垂露成帏,张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气)。

沆瀣(音“亢械”,露气也)当餐,九阳代烛。

恒星艳珠,朝霞润玉。

六合之内,恣心所欲。

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

任意无非,适物无可。

古来缭绕,委曲如琐。

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

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请用从火。

抗志山栖,游心海左。

元气为舟,微风为柁。

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但四言诗终久是过去的了。以后便都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时代。

曹丕(死于226)的乐府歌辞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竟是纯粹的民歌。又如《临高台》: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

……

鹄欲南游,雌不能随。

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

欲负之,毛衣摧颓。

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也是绝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两篇,我们选一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虽是依旧曲作的新辞,这里面已显出文人阶级的气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试看曹丕自己作的《杂诗》: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家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众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于232)是当日最伟大的诗人。现今所存他的诗集里,他作的乐府歌辞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负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颇受猜忌,经过不少的忧患,故他的诗歌往往依托乐府旧曲,借题发泄他的忧思。从此以后,乐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学体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诗,我们也举几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yào)自投罗?

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种爱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这种心理有时表现为歌颂功名的思想。如《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

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

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

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臇(juǎn)胎,炮鳖炙熊蹯(fán) 。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同样爱自由的意境有时又表现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许多游仙诗,如《苦思行》《远游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压迫。名为封藩而王,其实是远徙软禁(看《三国志》卷十九)。他后来在愁苦之中,发病而死,只有四十一岁。他有《瑟调歌辞》,用飞蓬自喻,哀楚动人: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

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

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

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

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

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

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gāi)连。

与曹氏父子同时的文人,如陈琳、王粲、阮瑀、繁钦等,都受了这个乐府运动的影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写边祸之惨: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于217)《七哀诗》的第一首也是这种社会问题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同时的阮瑀(死于212)作的《驾出北郭门行》,也是一篇社会问题的诗:

驾至北郭门,马樊不肯驰。

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

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

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

藏我空屋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

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

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虽是笨拙的白话诗,却很可表示《孤儿行》一类的古歌辞的影响。

繁钦(死于218)有《定情诗》,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

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

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

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何以致契阔?绕腕双条脱。

这虽然也是笨拙浅薄的铺叙,然而古乐府《有所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百年前,当汉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张衡作了一篇《四愁诗》,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响。《四愁诗》共四章,我们选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一)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二)

《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于此,以供比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做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玚(yáng)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应璩(死于252)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的话的意思。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所谓“其言颇谐”,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俳谐。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

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

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隳(huī)官去,有人适我闾。

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

……

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

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知。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

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

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

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

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

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乐府民歌的影响固然存在,但辞赋的旧势力也还不小,当时文人初作乐府歌辞,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诗体来达一种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稍稍复杂的意境,这种新体裁还不够应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旧辞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便是好例。这有点像后世文人学作教坊舞女的歌词,五代宋初的词只能说儿女缠绵的话,直到苏轼以后,方才能用词体来谈禅说理,论史论人,无所不可。这其间的时间先后,确是个工具生熟的问题:这个解释虽是很浅,却近于事实。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于263)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义的一个思想家。生在那个魏晋交替的时代,他眼见司马氏祖孙三代专擅政权,欺凌曹氏,压迫名流,他不能救济,只好纵酒放恣。史家说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他没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连烂醉了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他崇拜自由,而时势不许他自由;他鄙弃那虚伪的礼法,而“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发泄在酒和诗两件事上。他有《咏怀》诗八十余首。他是一个文人,当时说话又不便太明显,故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分,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我们选录《咏怀》诗中的几首: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

双翮(hé)临长风,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

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

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秦时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沦落为平民,在长安青门外种瓜,瓜美,人称为东陵瓜。)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羡门是古传说的仙人)。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寤言用自写。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

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

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携持。

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

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士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