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

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象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从考证了。

中国统一之后,南方的文学—赋体—成了中国贵族文学的正统的体裁。赋体本可以用作铺叙故事的长诗,但赋体北迁之后,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朴实风气的制裁,终究“庙堂化”了。起初还有南方文人的《子虚赋》《大人赋》,表示一点想象的意境,然而终不免要“曲终奏雅”,归到讽谏的路上去。后来的《两京》《三都》,简直是杂货店的有韵仿单,不成文学了。至于大多数的小赋,自《(fú)鸟赋》以至于《别赋》《恨赋》,竟都走了抒情诗与讽谕诗的路子,离故事诗更远了。

但小百姓是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他们不赋两京,不赋三都,他们有时歌唱恋情,有时发泄苦痛,但平时最爱说故事。《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故事,《上山采蘼芜》写一家夫妇的故事,也许还算不得纯粹的故事诗,也许只算是叙事的(Narrative)讽谕诗。但《日出东南隅》一类的诗,从头到尾只描写一个美貌的女子的故事,全力贯注在说故事,纯然是一篇故事诗了。

绅士阶级的文人受了长久的抒情诗的训练,终于跳不出传统的势力,故只能作有断制、有剪裁的叙事诗:虽然也叙述故事,而主旨在于议论或抒情,并不在于敷说故事的本身。注意之点不在于说故事,故终不能产生故事诗。

故事诗的精神全在于说故事:只要怎样把故事说的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管故事的内容与教训。这种条件是当日的文人阶级所不能承认的。所以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歌乌乌”,这才是说故事的环境,这才是弹唱故事诗的环境,这才是产生故事诗的环境。

如今且先说文人作品里故事诗的趋势。

蔡邕(死于192)的女儿蔡琰(文姬)有才学,先嫁给卫氏,夫死无子,回到父家居住。父死之后,正值乱世,蔡琰于兴平年间(约195)被胡骑掳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怜念蔡邕无嗣,遂派人用金璧把她赎回中国,重嫁给陈留的董祀。她归国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二篇,叙她的悲哀的遭际。一篇是用赋体作的,一篇是用五言诗体作的,大概她创作长篇的写实的叙事诗,(《离骚》不是写实的自述,只用香草美人等等譬喻,使人得一点概略而已。)故试用旧辞赋体,又试用新五言诗体,要试验哪一种体裁适用。

蔡琰的五言的《悲愤诗》如下: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

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入西关,回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

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

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

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

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

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影,怛咤糜肝肺。

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

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

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

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是很朴实的叙述。中间“儿前抱我颈”一段竟是很动人的白话诗。大概蔡琰也曾受乐府歌辞的影响。蔡琰另用赋体作的那篇《悲愤》,也只有写临行抛弃儿子的一段最好:

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

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

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

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这便远不如五言诗的自然了。(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如云“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似不是唐以前的作品。)

蔡琰的赎还大约在建安十二三年(207—208)。《悲愤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也算得一首很长的叙事诗了。

魏黄初年间(约225),左延年以新声被宠。他似是一个民间新声的作家。他作的歌辞中有一篇《秦女休行》,也是一篇记事,而宗旨全在说故事,虽然篇幅简短,颇有故事诗的意味。《秦女休行》如下:

步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

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

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

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此十字不可读,疑有错误)。

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

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词:

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

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

明知杀人当死,

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这九个字也有点不可解)。

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

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市西。

丞卿罗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

两徒夹我持,刀刃五尺余。

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

此后数十年中,诗人傅玄(死于270左右)也作了一篇《秦女休行》,也可以表示这时代的叙事韵文的趋势。傅玄是一个刚直的谏臣,史家说他能使“贵游慑伏,台阁生风”。(看《晋书》四十七他的传。)所以他对于秦女休的故事有特别的热诚。他的《秦女休行》,我试为分行写在下面: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庞氏”,一本作“秦氏”)。

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

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

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

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

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

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

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

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

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

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

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

今仇身以(已)分裂,虽死情益扬。

杀人当伏辜,义不苟活隳旧章。”

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

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

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

令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这两篇似是同一件故事,然而数十年之间,这件故事已经过许多演变了。被关吏呵问的,变成到县门自首了;丞卿罗列讯问,变成县令解印绶了;临刑刀未下时遇赦的,变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了。

依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当日有一种秦女休的故事流行在民间。这个故事的民间流行本大概是故事诗。左延年与傅玄所作《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致根据于这种民间的传说的。这种传说—故事诗—流传在民间,东添一句,西改一句,“母题”(Motif)虽未大变,而情节已大变了。左延年所采的是这个故事的前期状态;傅玄所采的已是他的后期状态了,已是“义声驰雍凉”以后的民间改本了。流传越久,枝叶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故傅玄写烈女杀仇人与自首两点比左延年详细的多。

建安、泰始之间(200—270),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还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例如乐府有《秋胡行》,本辞虽不传了,然可证当日有秋胡的故事诗;又有《淮南王篇》,本辞也没有了,然可证当日有淮南王成仙的故事诗。故事诗的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孔雀东南飞》了。此诗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此诗初次出现是在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里,编者有序云:

汉末建安中(196—220),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全诗如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

“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椎床便大怒: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

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

“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

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以此下心意,慎勿违我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

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襦,葳蕤(ruí)自生光,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

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

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

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

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母听去不止。

“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

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

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

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

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

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

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

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

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

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丁福保说,‘誓违’疑是‘諐(qiān)违’之讹。‘諐’古‘愆’字。《诗》‘不愆于仪’,《礼·缁衣》篇引作‘諐’)。

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

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

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

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

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

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十字不可解,疑有脱误)。

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

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言语,

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

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

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

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足以荣自身。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

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

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

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

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

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

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

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

婀那随风转;金车玉作轮,

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

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

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

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

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

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

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

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

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

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

“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

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

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

“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

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

“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

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

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

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

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

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

向来都认此诗为汉末的作品。《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在繁钦、曹丕之间。近人丁福保把此诗收入《全汉诗》,谢无量作《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八章第五节)也说是“大抵建安时人所为耳”。这都由于深信原序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一句话。(我在本书初稿里,也把此诗列在汉代。)至近年始有人怀疑此说。梁启超先生说:

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见他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演,引见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

他疑心这一类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他说他对这问题,别有考证。他的考证虽然没有发表,我们却不妨先略讨论这个问题。陆侃如先生也信此说,他说:

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谶(《佛所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孔雀东南飞考证》,《国学月报》第三期。)

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能信《孔雀东南飞》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来证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轮船、火车、煤油、电灯以至摩托车、无线电都来了,然而文人阶级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却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间的文学竟可说是至今还丝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你去分析《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等等俗戏,可寻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吗?—《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如白居易长恨歌》便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如元稹的《悼亡诗》便有“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曾因梦送钱财”的话。)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只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也只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这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完全没有佛教的痕迹。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剧的诗里丝毫没有佛教的影子,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形式体裁是佛教文学的产儿呢?

第二,《佛本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

《佛本行赞》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

这是毫无根据的话。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学俚俗,辞意烦复,和“六朝名士”的文学风尚相去最远。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赏的,乃是道安慧远、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决不能欣赏这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法华经》与《维摩诘经》一类的名译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纪以后方才风行。这都是由于思想习惯的不同,与文学风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强的。所以我们综观六朝的文学,只看见惠休、宝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见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象之谈,怕不足信罢?

陆侃如先生举出几条证据来证明《孔雀东南飞》是六朝作品。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证据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傍”的话,所以陆先生起了一个疑问,何以庐江的焦氏夫妇要葬到西岳华山呢?因此他便联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陆先生从这篇序里得着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说: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陆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妇入青庐”的话,说,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青庐”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但他所引《酉阳杂俎》一条所谓“礼异”,似指下文“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以及“妇家亲宾妇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顿者”的奇异风俗而言。“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陆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说北齐幼主:

御马则藉以毡罽(jì) ,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也不过如今人的搭棚看戏。这种布棚也叫做“青庐”,可见“青庐”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了。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这是很不相干的证据,因为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现于一篇诗里呢?

所以我想,梁启超先生从佛教文学的影响上推想此诗作于六朝,陆侃如先生根据“华山”“青庐”“龙子幡”等,推定此诗作于宋少帝(423—424)与徐陵(死于583)之间,这些主张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当时大概有“孔雀东南飞”的古乐曲调子。曹丕的《临高台》末段云:

鹄欲南游,雌不能随。

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

欲负之,毛衣摧颓。

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岂但是首句与末句的文字上的偶合吗?这里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护他心爱的妇人,欲言而口噤不能开,欲负她同逃而无力,只能哀鸣瞻顾而已。这大概就是当日民间的 《孔雀东南飞》 (或《黄鹄东南飞》?)曲词的本文的一部分。民间的歌者,因为感觉这首古歌辞的寓意恰合焦仲卿的故事的情节,故用他来做“起头”。久而久之,这段起头曲遂被缩短到十个字了。然而这十个字的“起头”却给我们留下了此诗创作时代的一点点暗示。

曹丕死于二二六年,他也是建安时代的一个大诗人,正当焦仲卿故事产生的时代。所以我们假定此诗之初作去此时大概不远。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如梁、陆诸先生所说),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所以我们直截假定故事发生之后不久民间就有《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诗起来,一直流传演变,直到《玉台新咏》的写定。

自然,我这个说法也有大疑难。但梁先生与陆先生举出的几点都不是疑难。例如他们说:这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依我们的研究,汉、魏之间有蔡琰的《悲愤》,有左、傅的《秦女休行》,故事诗已到了文人阶级了,哪能断定民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呢?至于陆先生说此诗“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此说也不成问题。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叙述谈话莫如《日出东南隅》与《孤儿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的《典论》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这岂非此诗晚出的铁证吗?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魏晋以下,文人阶级的文学渐渐趋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绮丽,声律要讲究,对偶要工整。汉魏民歌带来的一点新生命,渐渐又干枯了。文学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到了齐、梁之际,隶事(用典)之风盛行,声律之论更密,文人的心力转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种种把戏上去,正统文学的生气枯尽了。作文学批评的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故很少能赏识民间的俗歌的。钟嵘作《诗品》(嵘死于502左右),评论百二十二人的诗,竟不提及乐府歌辞。他分诗人为三品: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在上品,而陶潜鲍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赏鉴力了。他们对于陶潜、鲍照还不能赏识,何况《孔雀东南飞》那样朴实俚俗的白话诗呢?东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诧的事。

这一章印成之后,我又检得曹丕的“鹄欲南游,雌不能随,……五里一顾,六里徘徊”一章,果然是删改民间歌辞的,本辞也载在《玉台新咏》里,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

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

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歭顾群侣,泪落纵横垂。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诗又收在《乐府诗集》里,其辞颇有异同,我们也抄在这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

十十五五,罗列行行。

妻卒疲病,行不能相随。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歭顾群侣,泪下不自知。

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

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

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

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这是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新乐府《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曹丕原诗前段有“中有黄鹄往且翻”,“白鹄”也已变成了“黄鹄”。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Motif)依旧保留不变。故从汉乐府到郭茂倩,这歌辞虽有许多改动,而“母题”始终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一千多年以来,这十个字遂成不可解的疑案。然而这十个字的保存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时代的暗示,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时必不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