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疏通证明之,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特为拈出此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大唐新语》卷七《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按,太宗所谓国家草创,即指隋末高祖起兵太原之时,当此时,中国与突厥之关系为何如乎?试观《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则知隋末中国北方群雄几皆称臣于突厥,为其附庸,唐高祖起兵太原,亦为中国北方群雄之一,岂能于此独为例外?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请更引史传以证释之。

《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参《新唐书》卷八六《刘武周传》)略云: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即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

《通鉴考异》云:

新旧唐书武周皆无国号,惟创业起居注云,国号定杨。《通鉴》此条胡注云:

言将使之定杨州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而应之。

寅恪按,胡氏释定杨为定杨州,杨扬虽古通用,然杨为隋之国姓,似以定杨隋为释较胡说之迂远为胜,至创业起居注以“国号定杨”为言者,盖突厥赐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温大雅于此颇有所讳,故以“国号定杨”为言,司马君实不解此意,而疑《两唐书》与创业起居注异,其实武周之所谓国号即其所受突厥之封号也。

《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参《旧唐书》卷五六《梁师都传》)略云:

自为梁国,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

寅恪按,突厥语“大度”为“事”,“毗伽”为“解”,突厥语大度毗伽可汗即汉语解事天子也。

《新唐书》卷九二《李子和传》云:

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三月,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胡注云:

平杨犹定杨也。

寅恪按,胡氏之意,平杨为平杨州,似不如以平杨隋为释较胜也。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略云:

武德三年七月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四年二月,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藉。上命裴寂陈叔达萧瑀杂鞫之。乙巳,仲文伏诛。

寅恪按,综合前引史料观之,则受突厥之可汗封号者,亦受其狼头纛,其有记受突厥封号,而未及狼头纛者,盖史臣略而不载耳。故突厥之狼头纛犹中国之印绶,乃爵位之标帜,受封号者,必亦受此物,所以表示其属于突厥之系统,服从称臣之义也。据《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传·上》(参《隋书》卷八四《突厥传》、《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等)略云:

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可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属部视之矣,哀哉。记载唐高祖太宗起兵太原之事,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为最重要之史料,世所共知。其述当时与突厥之关系,最为微妙,深堪玩味,如改旗帜一事,辞费文繁,或者以为史家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则不达温氏曲为唐讳之苦心。又称臣突厥之主谋,实为太宗,实可据其述兴国寺兵胁迫高祖服从突厥一事得以推知。兹不避繁冗之嫌,颇详录温氏之书与此二事有关者推论之如下: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诸军槊旛皆放此,营壁城垒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园。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

寅恪按,唐高祖之起兵太原,即叛隋自立,别树一不同之旗帜以表示独立,其事本不足怪,但太宗等必欲改白旗以示突厥,则殊有可疑。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下》载裴寂等所奏《神人太原慧化尼歌谣诗谶》有云:

童子木上悬白旛,胡兵纷纷满前后。

是胡兵即突厥兵,而其旗帜,为白色之明证。此歌谣之意,谓李唐树突厥之白旗,而突厥兵从之,盖李唐初起兵时之旗为绛白相杂,不得止言白旛也。所可笑者,开皇初太原童谣本作白衣天子出东海,太宗等乃强改白衣为白旗,可谓巧于傅会者矣。夫歌谣符谶,自可临时因事伪造,但不如因袭旧有之作稍事改换,更易取信于人,如后来玄宗时佞臣之改作得宝歌,即是显著之例(见《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岂所谓效法祖宗,师其故智者耶?唐高祖之不肯竟改白旗而用调停之法兼以绛杂半续之者,盖欲表示一部分之独立而不纯服从突厥之意。据《隋书》卷一《高祖纪》云:

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是隋色为绛赤,即是当时中夏国旗之色,而《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胡氏知隋色尚赤,乃谓“示若不纯于隋”,夫唐高祖起兵叛立,其不纯于隋自不待言,但其初尚欲拥戴幼主不即革隋命,则旗色纯用绛赤本亦不妨,其所以“用绛而杂之以白”者,实表示维持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胡氏之说,可谓适得其反者也。

总之,高祖起兵时,改易旗色,必与臣服于突厥有关。高祖所以迟疑不决,太宗等所以坚执固请,温氏所以详悉记述歌谣符谶累数百言者,其故正在于此。世之读史者,不可视为酿词而忽略之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寅恪按,此温氏用委婉之笔叙述唐高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伏之事。“始毕所送书信”,即突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帝伪貌恭”,即称臣拜伏之义。唐高祖此时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据上引李仲文事观之,则高祖与仲文俱为太原主将,突厥又同欲遣兵送之入长安,而仲文所受突厥之封号据称为“南面可汗”,由此推之,高祖所受封号亦当相与类似,可无疑也。

总而言之,太宗既明言高祖于太原起兵时曾称臣于突厥,则与称臣有关之狼头纛及可汗封号二事,必当于创业史料中得其经过迹象。惜旧记讳饰太甚,今只可以当时情势推论之耳。

高祖称臣于突厥,其事实由太宗主持于内,而刘文静执行于外,请略引史传,以证明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已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寅恪按,突厥之欲高祖自为天子,即欲其受可汗封号,脱离杨隋而附属突厥之意,其事本不足怪,但兴国寺兵,何以亦同突厥,以此要迫,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即《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云: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夫刘文静长孙顺德(顺德为太宗长孙后之族叔,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见《旧唐书》卷五八及《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顺德传》等)等皆太宗之党,其兵又奉高祖之命归太宗统属,今居然与突厥通谋,迫胁高祖,叛杨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无复疑问也。

太宗为称臣于突厥之主谋,执行此计划之主要人物则是刘文静,据《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略云:

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及《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则与突厥始毕可汗议订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联系之人,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乃被杀矣,裴寂谓“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天下未定”指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外有强敌”指突厥,而《新唐书》卷八八《刘文静传》及《通鉴》卷一八六《唐纪》“武德二年杀刘文静”条俱省略“外有强敌”之语,实由未解文静与突厥之关系所致也。李唐与突厥之连系人刘文静虽死,而太宗犹在,观高祖于遣刘文静使突厥时,以防刘武周为言,则唐与突厥关系亲密,武周自当受突厥之约束,不敢侵袭太原,若唐与突厥之关系疏远,则武周必倚突厥之助略取并州。据《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略云:

武德二年始毕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知突厥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立唐高祖为可汗,约束刘武周,不得侵袭太原。迨唐入关后,渐变前此之恭逊,故始毕又改命武周夺取太原矣。

刘武周既得突厥之助,夺取太原,兵锋甚盛,将进逼关中,唐室不得不使刘文静外,其他唯一李唐与突厥之联系人即太宗出膺抗拒刘武周之命,此不仅以太宗之善于用兵,实亦由其与突厥有特别之关系也。观《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云:

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则突厥昔之以兵助刘武周者,今反以兵助李世民,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可推知也。

又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略云: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迁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及《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耶?斯亦太宗为当时主谋者之一旁证也。

又《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略云: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

寅恪按,太宗在当时不仅李唐一方面目之为与突厥最有关系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认太宗与之有特别关系。然则太宗当日国际地位之重要,亦可想见矣。至太宗与突利结为兄弟疑尚远在此时之前,据《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略云:

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余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指颉利突利言,如昔人称汉疏广受父子之例,盖颉利突利为叔父及从子也)并亲从我。

然则所谓香火之盟,当即在唐兵入关之时也,《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武德七年胡注释香火之盟固是,但仍未尽,考《教坊记》(据说郛本)“坊中诸女”条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嫂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则太宗与突利结香火之盟,即用此突厥法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密切至此,深可惊讶者也。

旧记中李唐起兵太原时称臣于突厥一事,可以推见者,略如上述,此事考史者所不得为之讳,亦自不必为之讳也。至后来唐室转弱为强,建功雪耻之本末,轶出本篇范围,故不涉及。呜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原载一九五一年六月《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