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气潜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坼。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帘间空见影。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北邻少妇行相促，旋解云鬟拭眉绿。已闻击托坏高门，不觉攀缘上重屋。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回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妾身幸得全刀锯，不敢踟躇久回顾。旋梳蝉鬓逐军行，强展蛾眉出门去。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蓬头面垢犹眉赤，几转横波看不得。衣裳颠倒言语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争如窃议。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失喜。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沉沉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衔璧。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庙前古柏有残枿，殿上金炉生暗尘。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惟守城。蒲津主帅能戢兵，千里晏然无犬声。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丝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餐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妾闻此父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镜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秦妇吟》一卷
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
戊辰之春，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独端己此诗所述从长安至洛阳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本写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而其晚年所以讳言此诗之由，实系于诗中所述从长安达洛阳一段经过。此点为近日论此诗者所未详，遂不自量，欲有所妄说。至诗中字句之甚不可解及时贤之说之殊可疑者，亦略申鄙见，附缀于后。兹请先言从洛阳东奔之路程，此段经过惜未得确知，是以于端己南游事迹不能有所考见。但依地理系统以为推证，亦有裨于明了当日徐淮军事之情势及诗中文句之校释也。
（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
诗云：
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
王国维氏校本（《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云：汴路一作洛下。罗振玉氏校本（《敦煌零拾》）汴路作汴洛。周云青君《秦妇吟》笺注云：
汴洛谓河南开封至洛阳也。
寅恪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徐州”条云：
按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埇桥（在宿县北二十里，一名符离桥，亦名永济桥，跨汴水。舆地记：“徐州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唐于其地置盐铁院。建中二年，淄青帅李正已拒命，屯兵埇桥。元和四年，议者以埇桥当舟车之会，因置宿州以镇之），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
同书同卷“宿州”条略云：
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胪之会。
《白氏长庆集》卷四四《杭州刺史谢上表》云：
属汴路未通，取襄汉路赴任。
据此，汴路乃当时习用之名词，不可改为汴洛，亦不得释为开封至洛阳明矣。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岭南尚书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弟（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浚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东，吊孟东野，遂以东野行。浚川以妻疾自漕口先归。黄昏，到景云山居，诘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题姓名记别。既食，韩孟别予西归。戊戌，余病寒，饮葱酒以解表。暮宿于巩。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阴，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医察脉，使人入卢又。二月丁未朔，宿陈留。庄人自卢又来，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渐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见刺史，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风逆，天黑色，波水激，顺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扬州，戊辰上栖灵浮图。辛未济大江至润州。
又同书同卷《题桄榔亭》云：
翱与监察御史韦君词皆自东京如岭南，翱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韦君期以二月策马疾驱，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约自宣州会我于常州以偕行。
《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徐州”条云：
今为徐泗节度使理所。
西至东都一千二百二里。
南取埇桥路至宣州五百里。
又同书卷二五“润州”条云：
今为浙西观察使理所。
西北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里。
北渡江至扬州七十里。
正南微西至宣州四百里。
又同书卷二八“宣州”条云：
今为宣歙观察使理所。
西北至东都取和滁路二千一百五十里。
正北微东至润州四百里。
宣城县（郭下）。
当涂县。
牛渚山，在县北三十五里，突出江中，谓之牛渚圻，津渡处也。采石戍，在县西北三十五里，西接乌江，北连建业城，在牛渚山上，与和州横江渡相对。
据此，知李翱南行自身由扬州渡江至润州，而约韦词由和州渡江至宣州，盖二涂皆经埇桥，即李吉甫、白居易及《秦妇吟》所谓汴路，亦即端己吊侯补阙诗句注（《浣花集》卷四）所谓汴宋路也。端己有道当涂县五律一首（《浣花集》卷四）。夏承焘君韦端己年谱（《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列之中和三年南游作中，曲滢生君韦庄年谱则疑此诗为光启二年西游所作，又谓此诗或有为初次东来时作之可能，然皆未详言其故。鄙见此诗若果为端己中和三年春间之作，则是由汴路南行，复取和滁路渡江也。但此诗语意太泛，不易证明，故由何处渡江一点可不必多作揣测之论。至汴路则《秦妇吟》中虽言其艰阻，而端己之南投周宝，或仍由此路。盖白乐天长庆二年赴杭州刺史任，所取之襄汉路迂回太甚。又《浣花集》中未能确切发见其中和三年春襄汉之行踪也。姑存此疑，以俟考定（《浣花集》卷三《新正日商南道中作寄李明府》一首，夏君韦端己年谱列于中和二年。寅恪按，端己中和二年二月后始离长安，是年新正日何缘在商南道中？疑是中和三年之作。果尔，则端己于中和三年新正日经过商南，岂取襄汉路赴润州耶？但诗语无明确之表示，故不敢遽断也）。
汴路之界说既已确定，彭门之地望因之可以推知，而野色之校改亦得佐证矣。翟理斯公子《〈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原文载《通报》第二十四卷第四、第五合期。兹所据者为《燕京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张荫麟君译本）云：
四川彭县有彭门山，诗中之彭门不知是指此否？
寅恪按，中和二年冬蜀中阡能之乱蔓延及于双流新津（见《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十一月阡能党愈炽侵淫入蜀州”条及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贺处斩草贼阡能表》等），则彭门指彭州导江县之天彭阙或天彭门（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彭州导江县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条），似亦可能，但诗言东奔，而彭州在洛阳之西南，既与地望不合。诗又云：“自相杀。”以官军平阡能，而谓之“自相杀”，复于措词为失体，故知彭门非指天彭门也。
考《旧唐书》卷一八二《时溥传》云：
时溥彭城人，徐之牙将。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中和二年（寅恪按，二年应作元年，岑氏校勘记失校），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墦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详宿七里亭，其夜为璠所杀，举家屠害。溥以璠为宿州刺史。竟以违命杀详，溥诛璠（参考《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广明元年九月”条，《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中和元年八月”条。卷一八八《时溥传》及《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八月”条等）。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代高骈所作书牒，关于汴路区域徐州时溥泗州于涛之兵争及运道阻塞之纪载甚多，俱《两唐书》及《通鉴》等所未详，实为最佳史料。兹择录于下，亦足征当日徐淮之间军事交通之情势也。
《桂苑笔耕集》卷八《致泗州于涛常侍别纸》略云：
况属彭门叛乱，仍当汴路艰难，独守危城，终摧敌垒。
同书卷九《致泗州于涛尚书别纸》略云：
蠢彼徐戎，聚兹余烬，敢侵贵境，再逞奸谋。
同书卷一一《告报诸道征促纲运书》略云：
既装运舡，将扣飞檝，言遵汴道，径指圃田，必值徐戎，来侵淮口，扼断河路，攻围郡城。时溥罔遵诏旨，尚构奸谋。去年曾犯淮山，今夏又侵泗水。乃作黄巢外应，久妨诸道进军。先须刬当道之豺狼，后可殄坏堤之蝼蚁。冀使隋皇新路，杨柳含春，汉祖旧乡，荆榛扑地。
同书同卷《答徐州时溥书》略云：
忽睹来示云：泗州独阻淮河，自牢城垒，使四方多阻，诸道莫通。其于淮河久阻，道路不通，皆因贵府出兵，不是泗滨为梗。是非可辨，远近所聆。去岁夏初，早蒙侵伐，呼蚁军于涟水，拒虎旅于淮山。
同书同卷《答襄阳郄将军书》略云：
中和二年七月四日具衔高某谨复书于将军阁下：某自去年春知寇侵秦甸，帝幸蜀川，欲会兵于大梁，遂传檄于外镇，练成军伍，选定行期，便被武宁（寅恪按，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忽兴戎役，先侵泗境，后犯淮壖。细察徐州所为，是作黄巢外应。不然，则何以每见当军临发，即将凶党奔冲，又乃执称泗滨，阻绝汴路，且临淮（寅恪按，临淮郡即泗州）则城孤气寡，劣保疲羸。彭门则地险兵强，恐行狂悖。以兹斟酌，可见端倪。况无诸道纲舡曾过泗州本路，今则皆因此寇，却滞诸纲。近则浙东浙西，远则容府广府，并未聆馈运，何济急难。
彭门用兵后经汴路。
又《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载：
郑樵彭门纪乱三卷，原注庞勋事。
据此，彭门相杀之语及彭门与汴路之关系，可得其确解矣。
又“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二句造语既不晦涩，用意尤为深刻，信称佳构。据《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略云：
子仪既谢恩上表，因自陈曰：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
则“野色徒销战士魂”句与郭表所云“野宿魂惊”之义相同，似可无须校改。然细绎上下文义，“野色”二字疑是“宿野”二字之讹倒，翟君谓“野色”丙本作“野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宿州”条略云：
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前文已引）。
又同书同卷“泗州”条略云：
秦为泗水郡地，汉兴，改泗水为沛郡。武帝分置临淮郡，后汉下邳太守理此，自晋迄后魏并为宿豫县。
宿迁县。
春秋时宋人迁宿之地，晋立宿豫县，宝应元年以犯代宗庙讳改为宿迁县。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云：
泗州临淮郡上，本下邳郡，治宿预。开元二十三年徙治临淮。
则是“河津”为汴河之津，“宿野”为宿州或宿迁即泗州之野，故此二句俱指汴路区域，徐州时溥与泗州于涛之兵争。此乃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以为推证，不得不然之结论。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至“冤人”自当作冤死之人解，而周注谓“冤人”为黄巢同里冤句之人，则似可不必，盖“冤人”与“战士”为对文，冤字非地名也。
金陵，周注引《唐书·地理志》江南道升州县本江宁为释。其实唐人亦称节将治所润州之丹徒为金陵，诗中之金陵即指润州之丹徒言。《李卫公别集》卷一《鼓吹赋·序》云：
余往岁剖符金陵。
李德裕曾任浙西观察使，而润州之丹徒为浙西观察使治所，故云剖符金陵。其余例证，可参阅杜牧《樊川诗集》卷一《杜秋诗·序》，冯集梧注，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七下《唐书·方镇表·五》“贞元三年分浙江东西为二道条”等，兹不备举。端己中和三年在上元赋诗颇多（见《浣花集》卷四，及夏承焘君韦端己年谱），因恐读者于此句中金陵之语有所误会，特附辨正于此。
（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
《北梦琐言》卷六“以歌词自娱”条云：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寅恪按，此事最为可疑，以今日敦煌写本之多（除翟君所举五本外，王重民君近影得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及三九五三两本，故寅恪间接直接所得见者，共有七本。德化李氏尚藏一本，已售于日人，未得见，不知与所见之七本异同如何），当时必已盛传，足征葆光子“时人号为《秦妇吟》秀才”之言为不妄。且此诗为端己平生诸作之冠，而其弟蔼所编之《浣花集》竟不收入，则端己“撰家戒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之说尤属可信。但端己晚年所以深讳言此诗，要必有故，若如孙氏所指诗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为其主因，则似不然。何以言之？据《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载中和二年僖宗责骈之诏，亦引骈表中“园陵开毁，宗庙焚烧”之语。是当时朝庭诏书尚不以此为讳，更何有于民间乐府所言之锦绣成灰，公卿暴骨乎。即以诗人之篇什论，杜子美诸将之“早时金碗出人间”即高千里之“园陵开毁”“洛阳宫殿化为烽”，亦等于“宗庙焚烧”。岂子美可言“园陵开毁，宗庙焚烧”于广德大历之时，而端己不得言锦绣成灰，公卿暴骨于广明中和之世耶？端己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居，浣花名集，岂得谓不识此义。即使此二句果有所甚忌讳，则删去之可也。或径改易之，如《唐才子传》作“天街踏尽却重回”即罗氏疑为端己避谤后所改者，亦无不可也，何至并其全篇而禁绝之。今端己取全篇而悉禁绝之者，可知其忌讳所在，有关全篇主要之结构，既不能删去，复无从改易，实不仅系于此二句已也，然则其竟以内库公卿一联为说者，乃不能显言其故，遂作假托之词耳。以是愈知其所讳之深，而用心之苦矣。
寅恪昔年曾与俞君论此，所疑殊不能释。近日取两唐书王重荣及杨复光传，与《秦妇吟》所述从长安达洛阳之路程互证，并参以其他史籍，综合推究，恍然若有所悟，于是假设一说，以求喜读《秦妇吟》者之教正。
兹节录有关史籍之文于下：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云：
二年二月（《通鉴》系此事于元年四月，详见考异）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王处存率军二万径入京城，贼伪遁去。京师百姓迎处存，欢呼叫噪。是日军士无部伍，分占第宅，俘掠妓妾。贼自灞上分门复入，处存之众苍黄溃乱，为贼所败。黄巢怒百姓欢迎处存，凡丁壮皆杀之，坊市为之流血。自是诸军退舍，贼锋愈炽。
又同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云：
重荣知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既而贼将朱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邺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获其兵仗，军声益振。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俄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之师万人与重荣合。贼将李祥守华州，重荣合势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温以同州降，贼既失同华，狂躁益炽。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犄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
又同书卷一八四《宦官传·杨复光传》云：
时秦宗权叛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俾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晏弘、晋晖、李师泰、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进攻南阳，贼将朱温、何勤来逆战，复光败之，进收邓州，献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复光乘胜追贼至蓝桥，丁母忧还。寻起复，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复光以兵会之。
又同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略云：
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处存不为备，是夜复为贼寇袭，官军不利。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新唐书》卷一八七《王重荣传》云：
即拜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会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祥于华州，执以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夏阳，掠河中漕米数十艘。重荣选兵三万攻温，温惧，悉凿舟沉于河，遂举同州降。复光欲斩之，重荣曰：今招贼，一切释罪。且温武锐可用，杀之不祥。表为同华节度使。有诏即副河中行营招讨，赐名全忠。巢丧二州，怒甚，自将精兵数万壁梁田。重荣军华阴，复光军渭北，犄角攻之，贼大败。
又同书卷二〇七《宦者传·上·杨复光传》云：
俄起为天下兵马都监，总诸军，与东面招讨使王重荣并力定关中。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云：
中和元年九月，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中？）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
《通鉴》卷二五四云：
中和元年辛酉，忠武监军杨复光屯武功。
《北梦琐言》卷九“李氏女”条云：
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有西班李将军女，奔波随人，迤逦达兴元。骨肉分散，无所依托。适值凤翔奏将军董司马者，乃晦其门阀，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于承奉，得至于蜀。寻访亲眷，知在行朝，始谓董生曰：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于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董生惊愕，遂下其山矣。识者谓女子之智亦足称也。见刘山甫闲谈（寅恪按，闽从事刘山甫撰《金溪闲谈》卷十二，即见《北梦琐言》）。
寅恪按，《秦妇吟》中述一妇人从长安东奔往洛阳，其行程即端己所亲历也。依《秦妇吟》所述，此妇之出长安，约在中和二年二月所谓“黄巢洗城”之后。盖长安经此役后，凡非巢党，殊难苟存。端己之出长安，亦当在此相距不久之时。但即在此前或此后，大多数之避难者，其从长安东奔之路线，应亦与诗中所言者不殊。此观于平时交通之情况，可以推知者也。《北梦琐言》“李氏女条”所纪，亦当日避难妇女普遍遭遇，匪独限于李氏女一人也。由是言之，《秦妇吟》之秦妇，无论其是否为端己本身之假托，抑或实有其人，所经行之路线，则非有二，《金溪闲谈》之李氏女，即使其非从长安西奔达成都（若由此路，则唐人谓之南奔也），而从长安东奔达洛阳，但由此路线避难之妇女，所遭遇之情势，亦应有与《金溪闲谈》所述者，略相近似。据《旧唐书·杨复光传》，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复光以兵会之。又据两唐书《王重荣传》，复光与重荣合攻李祥于华州，及重荣军华阴复光军渭北，犄角败贼。是从长安东出奔于洛阳者，如《秦妇吟》之秦妇，其路线自须经近杨军防地。复依《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王重荣传》及《通鉴》中和元年之纪事，复光屯军武功，则从长安西出奔于成都者，如《金溪闲谈》之李氏女，其路线亦须经近杨军防地，而杨军之八都大将之中，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即是其一。其余若晋晖李师泰之徒，皆前日杨军八都之旧将，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当时复光屯军武功，或会兵华渭之日，疑不能不有如秦妇避难之人，及李女委身之事。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倘在斯欤？
（丙）诗句校释
其关于诗中文句之校释，尚有须略缀数语，申述鄙见者，列举如下。至其他校释，已见诸校本而可信从，或无关重要者，皆不赘述。
诗云：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
周注云：
两史为柏台（御史大夫）兰省（御史中丞）也。
寅恪按，《通典》卷二一《职官典·三》“宰相门中书令”条略云：
隋初改中书为内史，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大唐武德初为内史令，三年改为中书令，亦置二人，龙朔二年改为右相。
据此，两史与三公为对文，自指宰相而言。若御史中丞则官阶仅正四品下，职位太卑，非端己诗意也。
诗云：
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
寅恪按，《水经注》卷一九《渭水》篇云：
径望仙宫东，又北与赤水会。
据此，并参考杨守敬《水经注地图》第四册南五卷南五西五上，准诸地望，此二句与《旧唐书·僖宗纪》所记：
二年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
之事适合。
诗云：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
寅恪按，安友盛本作“官军”，似较他本之作“军前”者为佳。下文云“又道官军悉败绩”可证也。
又王氏校本云：
“彭”伦敦残本作“台”，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作“大鼓”。
寅恪按，“台”及“鼓”皆是“彭”之形讹，自不可据以校改。但“大彭小彭”语不易解，周注云：
“大彭小彭”谓黄巢部下之将时溥及秦彦。
盖据《旧唐书·时溥秦彦传》，二人皆彭城人也。又云：
“二郎四郎”即谓黄巢及弟揆。
举两唐书《黄巢传》为证。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八二《时溥传》，前于论从洛阳东奔路程一节中已详引，兹不复录，仅就《秦彦传》取与《时溥传》并观，以见周说之难通。《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附秦彦传》略云：
秦彦者，徐州人。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资装入黄巢军。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勍俱降高骈，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观察使窦潏病，彦以兵袭取之，遂代潏为观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据此，时溥虽高骈谓其为黄巢外应（见前引《桂苑笔耕集》卷一一，《告报诸道征促纲运书》及《答襄阳郄将军书》），是否诋诬之词，犹待考实，但其始终未作黄巢部下之将，则事迹甚明。秦彦虽一度入黄巢军，中和二年二月以前，早已降于高骈，奏授和州刺史。故以时地考之，中和二年二月时溥在徐州，秦彦在和州或宣州（秦彦袭取宣州事，《通鉴》系于中和二年之末，盖难定其日月也），二人既均不在长安，又俱非黄巢部将，何得在围城之中，闻官军将入而相顾以忧乎。
故知“大彭小彭”必不谓秦彦时溥。“二郎四郎”疑与“大彭小彭”同是泛称，非实指黄巢黄揆也。
俗呼奴为邦，今人以奴为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连而用。时人欲讳家人之名，但呼为邦而已，盖取用于下字者也。又云：仆者皆奴仆也，但《论语》云：邦君树塞门。树犹屏也。不言君但言邦，此皆委曲避就之意也。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礼，邦字从半拜，因以此呼之（此文疑有脱误，俟求善本校之）。李匡乂《资暇集·下》“奴为邦”条云：
呼奴为邦者，盖旧谓僮仆之未冠者曰竖。人不能直言其奴，因号奴为竖。高欢东魏用事时，相府法曹卒（寅恪按，卒当作辛，见《北齐书》卷二四及《北史》卷五五《杜弼传》）子炎（？）误犯欢奴杖之。欢讳树而威权倾于邺下，当是郡（群？）僚以竖同音，因目奴为邦，义取邦君树塞门，以句内有树字，假竖为树，故歇后为言，今兼删去君字呼之。一说邦字类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宾则拜（此文疑有脱误，俟求善本校之）。
寅恪按，苏氏讳家人为邦，李氏避高欢父树生讳之说，虽未必可从，但德祥为光启中进士（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济翁亦唐末人，与端己所处时代近同，且德祥居武功之杜阳川（亦见晁志），济翁所述，又显为山东之俗，则当时呼奴为邦，东西皆然。夫俗语之用，原无定字，彭邦二音相近，故书为邦者，宜亦得书为彭。是韦诗中之俗语，似可以苏李书中所记当时之音义释之，然则“大彭小彭”者，殆与大奴小奴同其义也。
又《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云：
当时（武则天时）朝列皆以二张内宠不名官，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天官侍郎郑善果（据《通鉴考异》卷一一“长安三年九月郑杲谓宋璟奈何卿五郎”条应作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郑善果一何懦哉？
《通鉴》卷二〇七《唐纪·则天后纪》“长安三年九月郑杲谓宋璟奈伺卿五郎”条胡注云：
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今俗犹谓之郎主。
盖奴呼主为郎，主呼奴为邦，或彭，故端己以此二者对列，极为工整自然。可知此二句诗意，只谓主人及奴仆，即举家上下全体忧泣而已，非有所实指也。
诗云：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
“升粟”，罗氏校本作“斗粟”，王氏及翟君校本作“升粟”。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及三九五三俱作“胜粟”，周君笺注本从罗校作“斗粟”。
寅恪按，作“斗粟”虽亦可通，作“升粟”者疑是端己之原文。考唐人以钱帛估计米粟之价值时，概以斗言，故斗粟或斗米值若干，乃当时习用之成语。兹列举例证，如《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皆载贞观十一年周上疏云：
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云：
十二月己巳，至东都，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
又同书卷一一《代宗纪》云：
永泰元年三月庚子，夜降霜，木有冰，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秋七月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
又同书卷一一四《鲁炅传》云：
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
又同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云：
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
又同书卷一八二《高骈传》云：
既而蔡贼杨行密自寿州率兵三万乘虚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
又同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附庆绪传》云：
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
又同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前文已引，又《通鉴》卷二五四“中和二年”条亦略同）云：
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略云：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
又同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
又同书卷九七《魏征传》云：
于是帝（太宗）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
又同书卷一四七《鲁炅传》云：
城中食尽，米斗五十千。
又同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云：
时大兵后，京师米斗千钱。
又同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附庆绪传》云：
决安阳水灌城，城中栈而处，粮尽易口以食，米斗钱七万余。
陆宣公《翰苑集奏议》卷二《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蓄储军粮状》略云：
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
又同集《奏议》卷三《请依京兆所请折纳事状》云：
度支续奏，称据时估豌豆每斗七十价以上，大豆每斗三十价以下。
嵇叔夜养生论曰：“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安有一亩收百斛之理？《前汉书·食货志》曰：“治田勤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一亩而损益三升，又何其寡也。仆尝以二说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谓斛，汉之所谓升，皆斗字耳。盖汉之隶文书斗为，字文绝似升字。汉史书斗字为㪷字，字文又近于斛字，恐皆传写之误。
又刘复君《敦煌掇琐·中辑》卷六六，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籴账所载之“斗估”，除二处外，余悉误作“升估”，以致计算几全不合。寅恪初颇致疑，以未见原写本，不敢臆断。后承贺昌群君告以古人所书“斗”“升”二字，差别至微，故易于误认，并举其近日读汉简之经验为例。寅恪复证以刘书之幸而未误之一字，即第二六一页三行之“斗”字，系依原写之形，尚未改易者，遂豁然通解。然则端己此诗若依罗氏校本作一斗黄金一斗粟，犹是唐人常语，不足为奇。今作一斗黄金一升粟，则是端己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此一字颇关重要，因恐读者等闲放过，遂详引史籍以阐明之。又以敦煌写本之故，联类牵及校正《敦煌掇琐》之误，附识于此。
复次，唐人写本之多作“㪷胜”者，乃因“斗”“升”二字形近易误之故。今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及三九五三俱作“胜粟”，尤足证端己诗本作“升粟”，而非“斗粟”也。至其他旧籍中“升”“斗”二字之误者，尚可多举例证，以其关系较远，且前所举诸例已足证明，故不复详具焉。
又《道藏·洞玄部记传类》（第三二七册《恭·上》）杜光庭《录异记》卷三《忠》（此条承周一良先生举以见告者）略云：
僖宗幸蜀，黄巢陷长安，南北臣僚奔问者相继。无何，执金吾张直方与宰臣刘邺于悰诸朝士等，潜议奔行朝，为群盗所觉，诛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内外阻绝。京师积粮尚多，巧工刘万余窃相谓曰：“大寇所向无敌，京师粮贮甚多，虽诸道不宾，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数年未尽。吾党受国恩深，志效忠赤，而飞窜无门，皆为逆党所使。吾将贡策，请竭其粮。外货不至，内食既尽，不一二年，可自败亡矣。”万余，黄巢怜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从容言曰：“长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来逼，须有御备。不尔，固守为难，请自望仙门以北，周玄武白虎诸门，博筑城池，置楼橹却敌，为御捍之备，有持久之安也。”黄巢喜，且赏其忠节，即日使两街选召丁夫各十万人筑城。人支米二升，钱四十文，日计左右军支米四千石，钱八千贯。岁余功不辍，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仓谷以支夫食，然后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万余惧贼觉其机，出投河阳，经年病卒。
寅恪按，杜记韦诗所言多足参证，而“阨束”及“剥榆皮而充御厨”等语，尤可注意。岂以时地相同，广成浣花两作品之间，亦有关系耶？
诗云：
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
翟君云，乙本架作策，其他校本皆作架。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〇作“贾”，旁注“架”。
翟君又云：
七架营之地址不可考，惟《长安志》卷六有七架亭，在禁苑中，去宫城十三里，在长安故城之东，未知即其地否。
寅恪按，《穆天子传》卷一云：
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
郭注云：
萃，集也，亦犹传有舆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为王之爪牙也。
故七萃即禁军之义，唐人文中颇习用之。如《白氏长庆集》卷三六《驸马都尉郑何除右卫将军制》云“周设七萃”，同集卷三七《除户部尚书王泌充灵盐节度使制》云“且司七萃”，《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别集》卷六，《扶风马公（存亮）神道碑》铭云“取材能于七萃”等，皆是其例，不待多举。然则“策”字、“架”字俱为“萃”字之形误，而“贾”字又系“架”音之讹转也。盖六军门外，七萃营中，皆相对为文，若作七架营，则不可解矣。
诗云：
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
翟君谓丁本金天神下有注云，华岳三郎。
寅恪按，周注引《西岳华山志》，黄仲琴君引逸史金天王叶仙师事（中山大学《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秦妇吟〉补注》），皆是也，但均未征引最初出典，兹特移录《唐大诏令集》卷七四《典礼类·岳渎山川门》先天二年八月二日《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制》，以资参考。制云：
门下惟岳有五，太华其一。表峻皇居，合灵兴运。朕惟恭膺大宝，肇业神京，至诚所祈，神契潜感。顷者乱常悖道，有甲兵而窃发。仗顺诛逆，犹风雨之从助。永言幽赞，宁忘仰止。厥功茂矣，报德斯存。宜封华岳神为金天王。仍令龙景观道士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叶法善，备礼告祭，主者施行。
诗云：
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刹生灵过朝夕。
寅恪按，安友盛写本作“魇”，其有作“魔”者非是。何以言之，据《北梦琐言》卷一一“关三郎入关”条云：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据端己诗“天遣时灾非自由”语，“迷”字疑当作“遣”）鬼魇人，闾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魇，须臾而止。
则知端己所谓“旋教魇鬼傍乡村”即琐言所谓“阴厉旁作”及“传有一夷，遣鬼魇人”也。
又王刘修业夫人《〈秦妇吟〉校勘续记》（《学原》第一卷第七期）谓丁巳两本“金天神”，下注“华岳三郎”四字，而端己诗“天（“天”即金天神之“天”）遣时灾非自由”及“旋教魇鬼傍乡村”与琐言所记者适合，是华岳三郎与关三郎实非有二，明矣。至华岳三郎亦可称关三郎之故，岂亦潼关距华岳不远，三郎遂亦得以关为号耶？俟考。
金天神一节之本旨，在述当时“时灾”即时疫流行之事，其责望山东藩镇之残民肥己不急国难如高骈者，尚为附带之笔。至以此节乃指斥僖宗为言者，鄙意不然。盖以避黄巢之士人如端己，献诗为质于忠于唐室之大臣如周宝，岂有作斯无君之语，转自绝其进谒之路者乎？此说甚乖事理，必非端己诗旨，不待详辨也。
诗云：
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
寅恪按，此言脱出黄巢势力范围，转入别一天地，实为端己痛定思痛之语，其感慨深矣。端己取道出关，途中望见荆山，遂述及荆山所在地之陕虢主帅能保境安民，此亦联想措词之妙也。
据《汉书》卷六《武帝纪》云：
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
又据《水经注》卷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自枝渎又东出关，惠水右注之。世谓之八关水。戴延之《西征记》谓之八关泽，即经所谓散关鄣，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皆关塞也，即杨仆家僮所筑矣。
及同书卷一六《谷水》篇云：
谷水又东径函谷关南，东北流，皂涧水注之。水出新安县东，南流径毋丘兴墓东，又南径函谷关西，关高险狭，路出缠郭。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居关外，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即此处也。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新安县”条略云：
本汉旧县，属弘农郡。
函谷故关在县东一里，汉武帝元鼎三年为杨仆徙关于新安。今县城之东有南北塞垣，杨仆所筑。
及同书卷六“虢州湖城县”条云：
荆山在县南，即黄帝铸鼎之处。
然则杨仆关正在新安之地，与下文“明朝又过新安东”之句行程地望皆相符合，颇疑“杨震关”乃“杨仆关”之讹写，殆由传写者习闻东京之“关西夫子杨伯起”（见《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而不知有西京之楼船将军，遂以致误耶？
诗云：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
又云：
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
寅恪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条云：
新安县畿。
据此，新安县为隶属东都河南府之畿县。此老翁既遇于新安以东之路上，自是新安县或河南府籍，故曰“乡园本贯东畿县”也。周注引《唐书·方镇表》至德元载置东畿观察使，领怀、郑、汝、陕四州，未谛。“年输户税三千万”句，翟君谓“罗校易千为十，似是”。
寅恪按，罗氏意三千万为数太多，故易以三十万，不知诗尚有：
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
之句，其实三峰之下，岂有百万户乎，词人之数字，仅代表数量众多而已，不必过于拘泥也。所可注意者，良田二百廛，及户税三千万一联，正指唐代地户两税。据《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略云：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天下及王公以下，自今以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下下户五百文。
则广明以后，当更有增益，而周注引《通典》武德元年诏上户丁税年输十文之语，谓：
原本作三千万，数过多，罗校易千为十，似是，户税三十万则有三万户。
据《通典》卷六《赋税·下》“大唐条”云：
蕃人（《册府元龟》作蕃胡乃原文未经改易者）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
然则《通典》此节乃专指蕃胡内附者而言，不可以概括当时一般税率。况广明以后，一般税率当更较大历时增多，岂可以武德时内附蕃胡之税率以计算广明一般平民之户数乎？丁、戊两本作“褐絁袍”，他本作“褐绝袍”，罗王校本皆易“绝”为“絁”。
寅恪按，作“絁”是也。据《敦煌掇琐·中辑》卷六六，载天宝四载和籴准旨支二万段出武咸（威）郡帐内，有五百五十匹河南府。此翁本贯河南府新安县，则“绝”之校改作“絁”，信有明征矣。又近人《秦妇吟》之解释，及韦氏年谱之编载，鄙见尚有不敢苟同者。以其无关本篇主旨，故不一一致辨，特拈端己所以讳言《秦妇吟》之公案，以待治唐五代文学史者之参究。
（陈寅恪先生关于《秦妇吟》一诗的校笺，先后发表过数次：《读〈秦妇吟〉》，《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秦妇吟〉校笺》，一九四〇年昆明刊本，系据前文增订改名；《〈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一九五〇年《岭南学报》第十卷第二期；《韦庄〈秦妇吟〉校笺》，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版《寒柳堂集》收录，续有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