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独秀先生足下:

昨得《新青年》三卷一号,奉读大著《对德外交》,甚佩甚佩。又读《国语研究会会章》及《征会员启》,知国中明达之士皆知文言之当废而白话之不可免,此真足令海外羁人喜极欲为发起诸公起舞者也。

通信栏中有钱玄同先生一书,读之尤喜。适之改良文学一论虽积思于数年,而文成于半日,故其中多可指摘之处。今得钱先生一一指出之,适受赐多矣。中如论用典一段,适所举五例,久知其不当。所举江君二典,尤为失检。钱先生之言是也。

钱先生所论文中称谓,文之骈散,文之文法诸条,适皆极表同情。其评《老残游记》,尤为中肯。适客中无书,所举诸书皆七年前在上海时所见。文成后思之,甚悔以《老残游记》与吴趼人李伯元并列。今读钱先生之论,甚感激也。

适于钱先生所论,亦偶有未敢苟同之处。今略记之,以就正于足下及钱先生:

(1)钱先生云:“至于近世《聊斋志异》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此言似乎太过。《聊斋志异》在吾国札记小说中,以文法论之,尚不得谓之“全篇不通”,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耳。

(2)神怪不经之谈,在文学中自有一种位置。其功用在于启发读者之理想。如《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读之使人忘倦。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全书皆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其写猪八戒,何其妙也!又如孙行者为某国王治病一节,尤谐谑可喜,似未可与《封神传》之类相提并论也。

(3)《七侠五义》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其书亦似有深意。如宋仁宗在史上为明主,而此书乃记其贵为天子而不知其生身之母沦为乞丐。圣明天子固如是乎?其书写人物略有《水浒》之遗意。其前半之蒋平,后半之智化,皆能栩栩生动。似未可以“海盗”一端抹杀其好处也。

(4)钱先生以《三国演义》与《说岳》并举,亦似未尽平允。《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且三国一时代之史事最繁复,而此书能从容记之,使妇孺皆晓,亦是一种大才;岂作《说岳》及《薛仁贵》,《狄青》诸书者所能及哉?

(5)钱先生谓《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小说之有价值者,此盖就内容立论耳。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今即以吴趼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也。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若我佛山人经意结构之作如《恨海》,《九命奇冤》,则与此类大不相同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上所举同类之书中,独为最上物。所以者何?此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非李伯元所及。《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其中记彩云为某妓后身,生年恰当某妓死时,又颈有红丝为前身缢死之证云云,皆属迷信无稽之谈。钱先生所谓“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者是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品花宝鉴》为乾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甚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不知此书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后吾国道德进化时,《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矣(美国人骤读此种小说,定必骇怪,同此理也)。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质之足下及钱先生以为何如?

第二流正多佳作。如《镜花缘》一书,为吾国倡女权说者之作,寄意甚远。其写林之洋受缠足之苦一节,命意尤显。以钱先生未及此书,故一及之。

论戏剧一节,适他日更有《戏剧改良私议》一文详论之。今将应博士考试,不能及之矣。

胡 适 民国六年五月十夜

致钱玄同书

玄同先生:

欧洲小说史的参考书,最好是先看《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十九册“Novel”一篇。那一篇是很好的略史。篇末附有参考书目,可以参考。

“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派别,变迁等等”,这事业还没有人做过,所以没有书可看。我看新出的《小说考证》一类的书全无用处。将来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我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我且举一个例。《元曲选》里很可寻出许多证据证明现行的关于尉迟恭,秦叔宝,薛仁贵等的小说都是宋代的小说;又可证明《水浒》之前,除了《宣和遗事》之外,还有一种流行的原本,内中的事实与观念,完全与《水浒》不同。这不过是一个例,略可表示小说史的研究方法罢了。这事不是容易的事,不知将来谁人先我为之。

适〔一九一九年×月〕十六日

水浒传》考证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工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细说了。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即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

金圣叹批道:“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

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

圣叹批道:“其语未毕。”

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

圣叹批道:“四字气忿如见。”

说在先敝寺……

圣叹批道:“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

现在用新标点符号写出来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

这样点读,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们不用加什么恭维施耐庵的评语,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自然觉得这是很能摹神的叙事,并且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从古未有”的文章。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圣叹生在明朝末年,正当“清议”与“威权”争胜的时代,东南士气正盛,虽受了许多摧残,终不曾到降服的地步。圣叹后来为了主持清议以至于杀身,他自然是一个赞成清议派的人。故他序《水浒》第一回道: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横求之四海,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

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 。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凿附会。《水浒传》的著者著书自然有点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说的“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著些什么?”他开篇先写一个人人厌恶不肯收留的高俅,从高俅写到王进,再写到史进,再写到一百八人,他著书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圣叹说他要写“乱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错的。圣叹说,“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这一句话很可代表明末清议的精神。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说: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这种精神是十七世纪的一种特色,黄梨洲与金圣叹都是这种清议运动的代表,故都有这种议论。

但是金圣叹《水浒》评的大毛病也正在这个“史”字上。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流毒。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他以为《水浒传》对于宋江,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逃难出门,临行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已,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随便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金圣叹却说: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这也是无深意的叙述。圣叹偏要说: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伏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

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写宋江冒险回家奔丧,在四十一回写宋江再冒险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这里用曲笔写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圣叹偏要说:

如此言,所谓仁义之师也。今强盗而忽用仁义之师,是强盗之权术也。强盗之权术而又书之者,所以深叹当时之官军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学究不知作史笔法,而遽因此等语过许强盗真有仁义,不亦怪哉?

这种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

我既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我既主张让读书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浒传》的文字,我现在又拿什么话来做《水浒传》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现在我有了这个机会替《水浒传》做一篇新序,我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据癖——不知不觉的又发作了。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 》乃是从南宋初年 (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 (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一一二一)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 。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绰,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 ,后遣宋江收方腊 ,有功 ,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悙”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的非常详细,显然是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以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

盗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跡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 。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 。

元朝戏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汉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种。依我们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种:

1 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录鬼簿》作《双献头》)

2 又    《黑旋风乔教学》

3 又    《黑旋风借尸还魂》

4 又    《黑旋风斗鸡会》

5 又    《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6 又    《黑旋风穷风月》

7 又    《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8 又    《黑旋风敷演刘耍和》(4至8五种《涵虚子》皆无黑旋风三字,今据暖红室新刻的钟嗣成《录鬼簿》为准)

9 杨显之的 《黑旋风乔断案》

10康进之的◎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11 又    《黑旋风老收心》

12红字李二的 《板踏儿黑旋风》(《涵虚子》无下三字)

13 又    《折担儿武松打虎》

14 又    《病杨雄》

15李文蔚的◎ 《同乐院燕青博鱼》(《录鬼簿》上三字作“报冤台”,博字作“扑”今据《元曲选》)

16 又    《燕青射雁》

17李致远的◎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18无名氏的◎ 《争报恩三虎下山》

19 又    《张顺水里报怨》

以上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戏目十九种,是参考《元曲选》,《涵虚子》(《元曲选》卷首附录的)和《录鬼簿》(原书有序,年代为至顺元年,当西历一三三〇年;又有题词,年代为至正庚子,当西历一三六〇年)三部书辑成的。不幸这十九种中,只有那加◎的五种现在还保存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下文详说),其余十四种现在都不传了。

但我们从这些戏名里,也就可以推知许多事实出来:第一,元人戏剧里的李逵(黑旋风)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李逵。细看这个李逵,他居然能“乔教学”,能“乔断案”,能“穷风月”,能玩“诗酒丽春园”!这可见当时的李逵一定是一个很滑稽的脚色,略像萧士比亚戏剧里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时在战场上呕人,有时在脂粉队里使人笑死。至于“借尸还魂”,“敷演刘耍和”,“大闹牡丹园”,“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浒传》的李逵所没有的了。第二,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后来《水浒传》的燕青:“博鱼”和“射雁”,都不是《水浒传》里的事实(《水浒》有燕青射鹊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第三,《水浒》只有病关索杨雄,并没“病杨雄”的话,可见元曲的杨雄也和《水浒》的杨雄不同。

现在我们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戏,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汉和《水浒传》的梁山泊好汉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们先叙这五本戏的内容:

(1)《黑旋风双献功》。宋江的朋友孙孔目带了妻子郭念儿上泰安神州去烧香,因路上有强盗,故来问宋江借一个护臂的人。李逵自请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儿和一个白衙内有奸,约好了在路上一家店里相会,各唱一句暗号,一同逃走了。孙孔目丢了妻子,到衙门里告状,不料反被监在牢里。李逵扮做庄家呆后生,买通牢子,进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孔目;又扮做祇候,偷进衙门,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了两颗人头上山献功。

(2)《李逵负荆》。梁山泊附近一个杏花庄上,有一个卖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满堂娇。一日,有匪人宋刚和鲁智恩,假冒宋江和鲁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里,抢去满堂娇。那日李逵酒醉了,也来王林家,问知此事,心头大怒,赶上梁山泊,和宋江,鲁智深大闹。后来他们三人立下军令状,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质对。王林才知道他女儿不是宋江们抢去的。李逵惭愧,负荆上山请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刚,鲁智恩捉来将功赎罪。

(3)《燕青博鱼》。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燕青因误了限期,被宋江杖责六十,气坏了两只眼睛,下山求医,遇着卷毛虎燕顺把两眼医好,两人结为弟兄。燕顺在家因为与哥哥燕和嫂嫂王腊梅不和,一气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乐院游春,恰好燕青因无钱使用,在那里博鱼。燕和爱燕青气力大,认他做兄弟,带回家同住。王腊梅与杨衙内有奸,被燕青撞破。杨衙内倚仗威势,反诬害燕和,燕青持刀杀人,把他们收在监里。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赶来,幸遇燕顺搭救,捉了奸夫淫妇,同上梁山泊。

(4)《还牢末》。史进,刘唐在东平府做都头。宋江派李逵下山请他们入伙,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亏李孔目救护,定为误伤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对匾金环给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萧娥与赵令史有奸,拿了金环到官出首,说李孔目私通强盗,问成死罪。刘唐与李孔目有旧仇,故极力虐待他,甚至于收受萧娥的银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复苏,恰好李逵赶到,用宋江的书信招安了刘唐,史进,救了李孔目,杀了奸夫淫妇,一同上山。

(5)《争报恩》。关胜,徐宁,花荣三个人先后下山打探军情。济州通判赵士谦带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难行,把家眷留在权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娇是很贤德的,他的妾王腊梅与丁都管有奸。这一天,关胜因无盘缠在权家店卖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娇出来看,见关胜英雄,认他做兄弟。关胜走后,徐宁晚间也到权家店,在赵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里偷睡,撞破丁都管和王腊梅的奸情,被他们认做贼,幸得李千娇见徐宁英雄,认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间,李千娇在花园里烧香,恰好花荣躲在园里,听见李千娇烧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花荣心里感动,向前相见。李千娇见他英雄,也认他做兄弟。不料此时丁都管和王腊梅走过门外,听见花荣说话,遂把赵通判喊来。赵通判推门进来,花荣拔刀逃出,砍伤他的臂膊。王腊梅咬定李千娇有奸,告到官衙,问成死罪。关胜,徐宁,花荣三人得信,赶下山来,劫了法场,救了李千娇,杀了奸夫淫妇,使赵通判夫妻和合。

我们研究这五本戏,可得两个大结论。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汉戏都有一种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们可看这五本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

(1)《双献功》里的宋江说:“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年曾为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喽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 ;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

(2)《李逵负荆》里的宋江自白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 ”的话。其余略同上。又王林也说,“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 的好汉……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

(3)《燕青博鱼》里,宋江自白与《双献功》大略相同,但有“人号顺天呼保义”的话,又叙杀阎婆惜事也更详细:有“因带酒杀了阎婆惜,一脚踢翻烛台,延烧了官房”一事。又说“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身亡”。

(4)《还牢末》里,宋江自叙有“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 宋公明”的话。其余与《双献功》略同,但无“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话。

(5)《争报恩》里,宋江自叙词:“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郓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这一段只说三十六人,又有“应天上恶魔星”的话,与《宣和遗事》说的天书相同。

看这五条,可知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这时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几点:(1)宋江的历史,小节细目虽互有详略的不同,但大纲已渐渐固定,成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渐渐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声势越传越张大,到元朝时便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水浒了。(4)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盗贼”,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跡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这是元曲里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写 。上条写的是“同”,这条写的是“异”。我们看他们的“异”处,方才懂得当时文学家的创造力。懂得当时文学家创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浒传》著者的创造力的伟大无比。

我们可先看元曲家创造出来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遗事》里并没有什么描写,后来不知怎样竟成了元曲里最时髦的一个脚色!上文记的十九种元曲里,竟有十二种是用黑旋风做主人翁的,《还牢末》一名《李山儿生死报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戏。高文秀一个人编了八本李逵的戏,可谓“黑旋风专门家”了!大概李逵这个“脚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正如Falstaff是萧士比亚创造出来的。高文秀写李逵的形状道:

我这里见客人将礼数迎,把我这两只手插定。哥也,他见我这威凛凛的身似碑亭,他可惯听我这莽壮声?唬他一个痴挣,唬得他荆棘律的胆战心惊!

又说:

你这般茜红巾,腥衲袄,乾红褡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刚。休道是白日里,夜晚间揣摸着你呵,也不是个好人。

又写他的性情道:

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

但高文秀的《双献功》里的李逵,实在太精细了,不像那卤莽粗豪的黑汉。看他一见孙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看他假扮庄家后生,送饭进监;看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祇候,混进官衙:这岂是那卤莽粗疏的黑旋风吗?至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里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

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 呵, 呵, 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这是人物描写一方面的互异处。

再看这些好汉的历史与事业。这十三本李逵戏的事实,上不依《宣和遗事》,下不合《水浒传》,上文已说过了。再看李文蔚写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遗事》说燕青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应该不低。后来《水浒传》里把燕青派作卢俊义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着燕顺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像出来的事实。李文蔚写燕顺也比《水浒传》里的燕顺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还牢末》里写的刘唐和史进两人。《水浒传》写史进最早,写他的为人也极可爱。《还牢末》写史进是东平府的一个都头,毫无可取的技能;写宋江招安史进乃在晁盖身死之后,也和《水浒》不同。刘唐在《宣和遗事》里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与《水浒》相同。《还牢末》里的刘唐竟是一个挟私怨谋害好人的小人,还比不上《水浒传》的董超,薛霸!萧娥送了刘唐两绽银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刘唐答应了;萧娥走后,刘唐自言自语道:

要活的难,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里物事,搓的圆,捏的匾。拚得将他盆吊死了,一来,赚他几个银子使用;二来,也偿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吃杯酒去,再来下手,不为迟哩。

这种写法,可见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于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

以上我们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可得四条结论:

(1)元朝是“水浒故事”发达的时代。这八九十年中,产生了无数“水浒故事”。

(2)元朝的“水浒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历史,山寨的组织和性质——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浒故事还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各位好汉的历史可以自由捏造,他们的性情品格的描写也极自由。

(4)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 ,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

从这四条上,我们又可得两条总结论:

(甲)元朝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但没有《水浒传》 。

(乙)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

(附注)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故我近来深信《水浒》,《西游》,《三国》都不是元代的产物。这是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此处不能细说,我将来别有专论。

以上是研究从南宋到元末的水浒故事。我们既然断定元朝还没有《水浒传》,也做不出《水浒传》,那么,《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做的呢?

《水浒传》究竟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下一个确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但郎氏又说他曾见一本,上刻“钱塘施耐庵”作的。清人周亮工书影》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进士。他说《水浒传》是宋人做的,这话自然不值得一驳。郎瑛死于嘉靖末年,那时还无人断定《水浒》的作者是谁。周亮工生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于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与金圣叹同时。他说,《水浒》前七十回断为施耐庵的是从金圣叹起的;圣叹以前,或说施,或说罗,还没有人下一种断定。

圣叹删去七十回以后,断为罗贯中的,圣叹自说是根据“古本”。我们现在须先研究圣叹评本以前《水浒传》有些什么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大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书影》又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据此,嘉靖郭本是《水浒传》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 ,罗 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 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 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致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 。……最后南征方腊 ,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 。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 。……(《焚书》卷三)

李贽是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与郭武定刻《水浒传》的时候相去很近,他这篇序说的《水浒传》一定是郭本《水浒》。我们看了这篇序,可以断定明代的《水浒传》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后,“破辽”,“平方腊”,“宋江服毒自尽”,“鲁智深坐化”等事的;我们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也不能断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做的,还是罗贯中做的。

到了金圣叹,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为施耐庵的《水浒》,又把七十回以后,招安平方腊等事,都定为罗贯中续做的《续水浒传》。圣叹批第七十回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据此可见明代所传的《忠义水浒传》是没有卢俊义的一梦的。圣叹断定《水浒》只有七十回,而骂罗贯中为狗尾续貂。他说:“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我们对于他这个断定,可有两种态度:(1)可信金圣叹确有一种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并且疑心他自己假托古本,“妄肆窜改”,称真本为俗本,自己的改本为古本。

第一种假设——认金圣叹真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难证实的。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金圣歎实在喜欢乱改古书。近人刘世珩校刊关,王原本《西厢》,我拿来和金批本一对,竟变成两部书。……以此例彼,则《水浒》经老金批校,实在有点难信了。”钱先生希望得着一部明板的《水浒》,拿来考证《水浒》的真相。据我个人看来,即使我们得着一部明板《水浒》,至多也不过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圣叹指为“俗本”的,究竟我们还无从断定金圣叹有无“真古本”。但第二种假设——金圣叹假托古本,窜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圣叹若要窜改《水浒》,尽可自由删改,并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 。他武断《西厢》的后四折为续作,并没有假托古本,又何必假托一部古本的《水浒传》呢?大概文学的技术进步时,后人对于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满意的地方。元人做戏曲是匆匆忙忙的做了应戏台上之用的,故元曲实在多有太潦草,太疏忽的地方,难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饰,大加窜改。况且元曲刻本在当时本来极不完备:最下的本子仅有曲文,无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影印的《元曲三十种》;稍好的本子虽有科白,但不完全,如“付末上见外云云了”,“旦引倈上,外分付云云了”,如董授经君影印的《十段锦》;最完好的本子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大概都是已经明朝人大加补足修饰的了。此项曲本,既非“圣贤经传”,并且实有修改的必要,故我们可以断定现在所有的元曲,除了西京的三十种之外,没有一种不曾经明人修改的。《西厢》的改窜,并不起于金圣叹,到圣叹时《西厢》已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周宪王,王世贞徐渭都有改本,远在圣叹之前,这是我们知道的。比如李渔改《琵琶记》的《描容》一出,未必没有胜过原作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见刘刻的《西厢》原本与金评本不同,就疑心全是圣叹改了的,这未免太冤枉圣叹了。在明朝文人中,圣叹要算是最小心的人。他有武断的毛病,他又有错评的毛病。但他有一种长处,就是不敢抹杀原本 。即以《西厢》而论,他不知道元人戏曲的见解远不如明末人的高超,故他武断后四出为后人续的。这是他的大错。但他终不因此就把后四出都删去了,这是他的谨慎处。他评《水浒传》也是如此。我在第一节已指出了他的武断和误解的毛病。但明朝人改小说戏曲向来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况且圣叹引据古本不但用在百回本与七十回本之争,又用在无数字句小不同的地方。以圣叹的才气,改窜一两个字,改换一两句,何须假托什么古本?他改《左传》的句读,尚且不须依傍古人,何况《水浒传》呢?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确有一种七十回的《水浒》本子。

我对于“《水浒》是谁做的”这个问题,颇曾虚心研究,虽不能说有了最满意的解决,但我却有点意见,比较的可算得这个问题的一个可用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1)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他用的底本大概是一种七十回的本子。

(2)明朝有三种《水浒传》:第一种是一百回本;第二种是七十回本,第三种又是一百回本。

(3)第一种一百回本是原本,七十回本是改本。后来又有人用七十回本来删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种新百回本。

(4)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许是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虚子记的元曲里有他的《龙虎风云会》杂剧。

(5)七十回本是明朝中叶的人重做的,也许是施耐庵做的。

(6)施耐庵不知是什么人,但决不是元朝人。也许是明朝文人的假名,并没有这个人。

这六条假设,我且一一解说于下:

(1)金圣叹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上文已说过了,我们可以承认圣叹家藏的本子是一种七十回本。

(2)明朝有三种《水浒传》。第一种是《水浒》的原本,是一百回的。周亮工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即是此本。第二种是七十回本,大概金圣叹的“贯华堂古本”即是此本。第三种是一百回本,是有招安以后“征四寇”等事的,亦名《忠义水浒传》。李贽的序可为证。周亮工又说,“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当即是此本(说见下条)。

(3)第一种百回本是《水浒传》的原本。我细细研究元朝到明初的人做的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故事与戏曲,敢断定明朝初年决不能产生现有七十回本的《水浒传》 。自从《宣和遗事》到周宪王,这二百多年中,至少有三十种关于梁山泊的书,其中保存到于今的,约有十种。照这十种左右的书看来,那时代文学的见解,意境,技术,没有一样不是在草创 的时期的,没有一样不是在幼稚 的时期的。且不论元人做的关于水浒的戏曲。周宪王死在明开国后七十年,他做杂剧该在建文,永乐的时代,总算“晚”了。但他的《豹子和尚自还俗》与《黑旋风仗义疏财》两种杂剧,固然远胜于元曲里《还牢末》与《争报恩》等等水浒戏,但还是很缺乏超脱的意境和文学的技术(这两种,现在董授经君刻的《杂剧十段锦》内)。故我觉得周亮工说的“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的话,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周氏又说,“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大概这种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原本一定是很幼稚的。

但我们又可以知道《水浒传》的原本是有招安以后的事的。何以见得呢?因为这种见解和宋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最相接近。我们可举几个例。《宣和遗事》说:“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宋遗民周密与龚圣与论宋江三十六人也都希望草泽英雄为国家出力。不但宋元人如此。明初周宪王的《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大概是改正元人的原本的)也说张叔夜出榜招安,宋江弟兄受了招安,做了巡检,随张叔夜征方腊,李逵生擒方腊。这戏中有一段很可注意:

(李撇古)今日闻得朝廷出榜招安,正欲上山报知众位首领自首出来替国家出力,为官受禄,不想途次遇见。不知两位哥哥怎生主意?

(李逵)俺山中快乐,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可不强似这小官受人的气!俺们怎肯受这招安也?

(李撇古)你两个哥哥差见了。……你这三十六个好汉都是有本事有胆量的,平日以忠义为主。何不因这机会出来首官,与官里出些气力,南征北讨,得了功劳,做个大官,……不强似你在牛皮帐里每日杀人,又不安稳,那贼名儿几时脱得?

这虽是帝室贵族的话,但这种话与上文引的宋元人的水浒见解是很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水浒》的百回本原本一定有招安以后的事(看下文论《征四寇》一段)。

这是第一种百回本,可叫做原百回本 。我们又知道明朝嘉靖以后最通行的《水浒传》是“《忠义水浒传》”,也是一种有招安以后事的百回本。这是无可疑的。据周亮工说,这个百回本是郭武定删改那每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的原本而成的。这话大概可信。沈德符《野获编》称郭本为“《水浒》善本”,便是一证。这一种可叫做新百回本 。

大概读者都可以承认这两种百回本是有的了。现在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七十回本的时代 。

有人说,那七十回本是金圣叹假托的,其实并无此本。这一说,我已讨论过了,我以为金圣叹无假托古本的必要,他确有一种七十回本。

又有人说,近人沈子培曾见明刻的《水浒传》,和圣叹批本多不相同,可见现在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圣叹窜改百回本而成的;若不是圣叹删改的,一定是明朝末年人删改的。依这一说,七十回本应该在新百回本之后。

这一说,我也不相信。我想《水浒传》被圣叹删改的小地方,大概不免。但我想圣叹在前七十回大概没有什么大窜改的地方 。圣叹既然根据他的“古本”来删去了七十回以后的《水浒》,又根据“古本”来改正了许多地方(五十回以后更多)——他既然处处拿“古本”作根据,他必不会有了大窜改而不引据“古本”。况且那时代通行的《水浒传》是新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若圣叹大改了前七十回,岂不容易被人看出?况且周亮工与圣叹同时,也只说“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且不说圣叹有大窜改之处。如此看来,可见圣叹对于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除了他注明古本与俗本不同之处之外,大概没有什么大窜改的地方。

我且举一个证据。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是清初做的,那时圣叹评本还不曾很通行,故他依据的《水浒传》还是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这书屡次提到“前传”的事,凡是七十回以前的事,没有一处不与圣叹评本相符。最明白的例如说燕青是天巧星,如说阮小七是天败星,位在第三十一,如说李俊在石碣天文上位次在二十六,如说史进位列天罡星数,都与圣叹本毫无差异(此书证据极多,我不能遍举了)。可见石碣天文以前的《忠义水浒传》与圣叹的七十回本没有大不同的地方。

我们虽不曾见《忠义水浒传》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们可以推知坊间现行的《续水浒传》——又名《征四寇》,不是《荡寇志》,《荡寇志》是道光年间人做的——一定与原百回本和新百回本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部《征四寇》确是一部古书 ,很可考出原百回本和《忠义水浒传》后面小半部是个什么样子。(1)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记的事实,如大破辽,灭方腊,宋江服毒,南征方腊时百八人阵亡过半,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都是《征四寇》里的事实。(2)《征四寇》里有李逵在寿张县坐衙断案一段事(第三回),当是根据元曲《黑旋风乔断案》的;又有李逵在刘太公庄上捉假宋江负荆请罪的事(第二回),是从元曲《李逵负荆》脱胎出来的;又有《燕青射雁》的事(第十七回),当是从元曲《燕青射雁》出来的;又有李逵在井里通到斗鸡村,遇着仙翁的事(二十五回),当是依据元曲《黑旋风斗鸡会》的。看这些事实,可见《征四寇》和元曲的《水浒》戏很接近。(3)最重要的是《征四寇》叙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庆遭高俅陷害,迭配淮西,后来造反称王的事(二十九至三十一回)。这个王庆明明是《水浒传》今本里的王进 。王庆是“四寇”之一;四寇是辽,田虎,王庆,方腊;“四寇”之名来源很早,《宣和遗事》说宋江等平定“三路之寇”,后来又收方腊,可见“四寇”之说起于《宣和遗事》。但李贽作序时,只说“大破辽”与“灭方腊”两事;清初人做的《水浒后传》屡说“征服大辽,剿除方腊”,但无一次说到田虎,王庆的事。可见新百回本已无四寇,仅有二寇 。我研究新百回本删去二寇的原因,忽然明白《征四寇 》这部书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 。《征四寇》现存四十九回,与圣叹说的三十回不合。我试删去征田虎及征王庆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显然还有硬删去的一回;合起来恰是三十回。田虎一大段不知为什么删去,但我看王庆一段的删去明是因为王庆已变了王进,移在全书的第一回,故此一大段不能存在。这是《征四寇》为原百回本的剩余的第一证据。(4)《征四寇》每回之前有一首荒谬不通的诗,周亮工说的“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大概即根本于此。这是第二证据。(5)《征四寇》的文学的技术和见解,确与元朝人的文学的技术和见解相像。更可断定这书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若新百回本还是这样幼稚,决不能得晚明那班名士(如李贽,袁宏道等)那样钦佩。这是第三证据。

以上我主张(1)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2)新百回本的后三十回确与原百回本的后半部大不同,可见新百回本确已经过一回大改窜了。新百回本是嘉靖时代刻的,郎瑛著书也在嘉靖年间,他已见有施,罗两本。况且李贽在万历时作《水浒序》又混称“施罗两公”。若七十回本出在明末,李贽决没有合称施,罗的必要 。因此我想嘉靖时初刻的新百回本已是两种本子合起来的 :一种是七十回本,一种是原百回本的后半。因为这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两种本子合起来的,故嘉靖以后人混称施,罗两公,故金圣叹敢断定七十回以前为施本,七十回以后为罗本。

因此,我假定七十回本是嘉靖郭本以前的改本。大概明朝中叶时期,——当弘治,正德的时候,——文学的见解与技术都有进步,故不满意于那幼稚的《水浒》百回原本。况且那时又是个人主义的文学发达的时代。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祝允明唐寅一班人都是不满意于政府的,都是不满意于当时社会的。故我推想七十回本是弘治,正德时代的出产品 。这书大概略本那原百回本,重新改做一番,删去招安以后的事;一切人物的描写,事实的叙述,大概都有许多更改原本之处。如王庆改为王进,移在全书之首,又写他始终不肯落草,便是一例。若原百回本果是像《征四寇》那样幼稚,这七十回本检直不是改本,竟可称是创作 了。

这个七十回本是明朝第二种《水浒传》。我们推想此书初出时必定不能使多数读者领会,当时人大概以为这七十回是一种不完全的本子,郭勋是一个贵族,又是一个奸臣,故更不喜欢这七十回本。因此,我猜想郭刻的百回的“《水浒》善本”大概是用这七十回本来修改原百回本的 :七十回以前是依七十回本改的,七十回以后是嘉靖时人改的。这个新百回本是第三种《水浒》本子。

这第三种本子——新百回本——是合两种本子而成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大概也远胜原百回本的末五十回,所以能风行一世。但这两种本子的内容与技术是不同的,前七十回是有意重新改做的,后三十回是用原百回本的下半改了凑数的,故明眼的人都知道前七十回是一部,后三十回又是一部。不但上文说的李贽混称施,罗二公是一证据。还有清初的《水浒后传》的“读法”上说“前传之前七十回中,回目用大闹字者凡十”。现查《水浒传》的回目果有十次用“大闹”字,但都在四十五回以前。既在四十五回以前,何故说“前七十回 ”呢?这可见分两《水浒》为两部的,不止金圣叹一人了。

(4)如果百回本的原本是如周亮工说的那样幼稚,或是像《征四寇》那样幼稚,我们可以断定他是元末明初的著作。周亮工说罗贯中是洪武时代的人,大概罗贯中到明末初期还活着。前人既多说《水浒》是罗贯中做的,我们也不妨假定这百回本的原本 是他做的。

(5)七十回本一定是明末中叶的人删改的,这一层我已在上文(3)条里说过了。嘉靖时郎瑛曾见有一本《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做的。可惜郎瑛不曾说这一本是一百回,还是七十回。或者这一本七十回的即是郎瑛看见的施耐庵本。我想:若施本不是七十回本,何以圣叹不说百回本是施本而七十回本是罗本呢?

(6)我们虽然假定七十回本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谁。据我的浅薄学问,元明两朝没有可以考证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断定的是:(一)施耐庵决不是宋元两朝人。(二)他决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三)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起来,这部《水浒传》,这个施耐庵,应该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间 。——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作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贽,金圣叹,周亮工等人都如此)?这个问题极有研究的价值。清初出了一部《后水浒传》,是接着百回本做下去的(此书叙宋江服毒之后,剩下的三十几个水浒英雄,出来帮助宋军抵御金兵,但无成功;混江龙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逻国,创下李氏王朝)。这书是一个明末遗民雁宕山樵陈忱做的(据沈登瀛《南浔备志》;参看《荡寇记》前镜水湖边老渔的跋语),但他托名“古宋遗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删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后的事,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一定有点深意,一定很触犯当时的忌讳,故不得不托名于别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 。明朝文人受祸的最多。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蕡,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间,李梦阳四次下狱;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废黜终身。我们看了这些事,便可明白《水浒传》著者所以必须用假名的缘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书中说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许多宋元的小说戏曲有关系,故当时的人或疑施耐庵为宋人,或疑为元人,却不知道宋元时代决不能产生这样一部奇书。

我们既不能考出《水浒传》的著者究竟是谁,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但我们须要记得,“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 !

总结上文的研究,我们可把南宋到明朝中叶的《水浒》材料作一个渊源表如下:

自从金圣叹把“施耐庵”的七十回本从《忠义水浒传》里重新分出来,到于今已近三百年了(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本。平心而论,七十回本得享这点光荣,是很应该的。我们现在且替这七十回本做一个分析。

七十回本除“楔子”一回不计外,共分十大段:

第一段——第一至第十一回。这一大段只有杨志的历史(“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皇帝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料洒家……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是根据于《宣和遗事》的,其余都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大段先写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被高俅赶走了。王进即是《征四寇》里的王庆,不在百八人之数;施耐庵把他从下半部直提到第一回来,又改名王进,可见他的著书用意。王进之后,接写一个可爱的少年史进,始终不肯落草,但终不能不上少华山去;又写鲁达为了仗义救人,犯下死罪,被逼做和尚,再被逼做强盗;又写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逼上梁山。林冲在《宣和遗事》里是押送“花石纲”的十二个制使之一;但在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却没有他的名字,元曲里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浒故事不见得把他当作重要人物。《水浒传》却极力描写林冲,风雪山神庙一段更是能感动人的好文章。林冲之后,接写杨志。杨志在困穷之中不肯落草,后来受官府冤屈,穷得出卖宝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卖刀也是《宣和遗事》中有的,但在颖州,《水浒传》改在京城,是有意的)。这一段连写五个不肯做强盗的好汉,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归到贪官污吏身上去。故这第一段可算是《水浒传》的“开宗明义”的部分。

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一回。这一大段写“生辰纲”的始末,是《水浒传》全局的一大关键。《宣和遗事》也记有五花营堤上劫取生辰纲的事,也说是宋江报信,使晁盖等逃走;也说到刘唐送礼谢宋江,以致宋江杀阎婆惜。《水浒传》用这个旧轮廓,加上无数琐细节目,写得格外有趣味。这一段从雷横捉刘唐起,写七星聚义,写智取生辰纲,写杨志,鲁智深落草,写宋江私放晁盖,写林冲火并梁山泊,写刘唐送礼酬谢宋江,写宋江怒杀阎婆惜,直写到宋江投奔柴进避难,与武松结拜做兄弟。《水浒》里的中心人物——须知卢俊义,呼延灼,关胜等人不是《水浒》的中心人物——都在这里了。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一回。这一大段可说是武松的传。涵虚子与《录鬼簿》都记有红字李二的《武松打虎》一本戏曲。红字李二是教坊刘耍和的女婿,刘耍和已被高文秀编入曲里,而《录鬼簿》说高文秀早死,可见红字李二的武松戏一定远在《录鬼簿》成书之前,——约在元朝的中叶。可见十四世纪初年已有一种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浒传》根据这种故事,加上新的创造的想像力,从打虎写到杀嫂,从杀嫂写到孟州道打蒋门神,从蒋门神写到鸳鸯楼,蜈蚣岭,便成了《水浒传》中最精采的一大部分。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这一小段是勉强插入的文章。《宣和遗事》有花荣和秦明等人,无法加入,故写清风山,清风寨,对影山等一段,把这一班人送上梁山泊去。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这一大段也是《水浒传》中很重要的文字,从宋江奔丧回家,迭配江州起,写江州遇戴宗,李逵,写浔阳江宋江题反诗,写梁山泊好汉大闹江州,直写到宋江入伙后又偷回家中,遇着官兵追赶,躲在玄女庙里,得受三卷天书。江州一大段完全是《水浒传》的著者创造出来的。《宣和遗事》没有宋江到江州配所的话,元曲也只说他迭配江州,路过梁山泊,被晁盖打救上山。《水浒传》造出江州一大段,不但写李逵的性情品格,并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写出来。若没有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个“虚名”了。天书一事,《宣和遗事》里也有,但那里的天书除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只有诗四句:“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水浒传》不写天书的内容,又把这四句诗改作京师的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见三十八回)这不但可见《宣和遗事》和《水浒》的关系,又可见后来文学的见解和手段的进化。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到第四十五回。这一段写公孙胜下山取母亲,引起李逵下山取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寻公孙胜,路上引出杨雄,石秀一段。《水浒传》到了大闹江州以后,便没有什么很精采的地方。这一段中写石秀的一节比较是要算很好的了。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到第四十九回。这一段写宋江三打祝家庄。在元曲里,三打祝家庄是晁盖的事。

第八段——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写雷横,朱仝,柴进三个人的事。第九段——第五十四回到五十九回。这一大段和第四段相像,也是插进去做一个结束的。《宣和遗事》有呼延灼,徐宁等人,《水浒传》前半部又把许多好汉分散在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等处了,故有这一大段,先写呼延灼征讨梁山泊,次请出一个徐宁,次写呼延灼兵败后逃到青州,慕容知府请他收服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次写少华山与芒砀山:遂把这五山的好汉一齐送上梁山泊去。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这一大段是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最后部分,先写晁盖打曾头市中箭身亡,次写卢俊义一段,次写关胜,次写破大名府,次写曾头市报仇,次写东平府收董平,东昌府收张清,最后写石碣天书作结。《宣和遗事》里,卢俊义是梁山泊上最初的第二名头领,《水浒传》前面不曾写他,把他留在最后,无法可以描写,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劳让给他。后来结起帐来,一百零八人中还有董平和张清没有加入,这两人又都是《宣和遗事》里有名字的,故又加上东平,东昌两件事。算算还少一个,只好拉上一个兽医皇甫端!这真是《水浒传》的“强弩之末”了!

这是《水浒传》的大规模。我们拿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大规模,可得两种感想。

第一,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进步很可惊异!元以前的,我们现在且不谈。当元人的杂剧盛行时,许多戏曲家从各方面搜集编曲的材料,于是有高文秀等人采用民间盛行的梁山泊故事,各人随自己的眼光才力,发挥水浒的一方面,或创造一种人物,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如李文蔚的燕青之类;有时几个文人各自发挥一个好汉的一片面,如高文秀发挥李逵的一片面,杨显之,康进之,红字李二又各各发挥李逵的一片面。但这些都是一个故事的自然演化,又都是散漫的,片面的,没有计划的,没有组织的发展。后来这类的材料越积越多了,不能不有一种贯通综合的总编,于是元末明初有《水浒传》百回之作。但这个草创的《水浒传》原本,如上节所说,是很浅陋幼稚的。这种浅陋幼稚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在《征四寇》里寻出许多。然而这个《水浒传》原本居然把三百年来的水浒故事贯通起来,用宋元以来的梁山泊故事做一个大纲,把民间和戏台上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种种故事作一些子目,造成一部草创的大小说,总算是很难得的了。到了明朝中叶,“施耐庵”又用这个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见解,加上四百年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加上他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浒故事的大成,并且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施耐庵的《水浒传》是四百年文学进化的产儿,但《水浒传》的短处也就吃亏在这一点 。倘使施耐庵当时能把那历史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丢在脑背后,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来单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个人,他这部书一定格外有精采,一定格外有价值。可惜他终不能完全冲破那历史遗传的水浒轮廓,可惜他总舍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个人的文学技能是有限的,决不能在一部书里创造一百零八个活人物。因此,他不能不东凑一段,西补一块,勉强把一百零八人“挤”上梁山去!闹江州以前,施耐庵确能放手创造,看他写武松一个人便占了全书七分之一,所以能有精采。到了宋江上山以后,全书已去七分之四,还有那四百年传下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没有写(明以前的水浒故事,都把三打祝家庄放在宋江上山之前),还有那故事相传坐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和关胜,呼延灼,徐宁,燕青等人没有写。于是施耐庵不能不潦草了,不能不杂凑了,不能不敷衍了。最明显的例是写卢俊义的一大段。这一段硬把一个坐在家里享福的卢俊义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又写他信李固而疑燕青,听信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妖言便去烧香解灾,竟成了一个糊涂汉了,还算得什么豪杰?至于吴用设的诡计,使卢俊义自己在壁上写下反诗,更是浅陋可笑。还有燕青在宋元的水浒故事里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竟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强把他捉来送给卢俊义做一个家人!此外如打大名府时,宋江忽然生背疽,于是又拉出一个安道全来;又如全书完了,又拉出一个皇甫端来,这种杂凑的写法,实在幼稚的很。推求这种缺点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施耐庵吃亏在于不敢抛弃那四百年遗传下来的水浒旧轮廓。这是很可惜的事。后来《金瓶梅》只写几个人,便能始终贯彻,没有一种敷衍杂凑的弊病了。

我这两种感想是从文学的技术上着想的。至于见解 和理想 一方面,我本不愿多说话,因为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但我有一个根本观念,要想借《水浒传》作一个具体的例来说明,并想贡献给爱读《水浒传》的诸君,做我这篇长序的结论。

我承认金圣叹确是懂得《水浒》的第一大段,他评前十一回,都无大错。他在第一回批道:

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 。

这个见解是不错的。但他在“读法”里又说: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等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 。

这是很误人的见解。一面说他“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一面又说他“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这不是绝大的矛盾吗?一面说“不止于居海避纣之志”——老实说就是反抗政府——一面又说“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这又不是绝大的矛盾吗?《水浒传》决不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人做得出来的书。“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人只能做诗钟,做八股,做死文章,——决不肯来做《水浒传》。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 。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处处“褒”强盗,处处“贬”官府。这是看《水浒》的人,人人都能得着的感想。圣叹何以独不能得着这个普遍的感想呢?这又是历史上的关系了。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 ,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故能赏识《水浒传》。但文学家金圣叹究竟被《春秋》笔法家金圣叹误了。他赏识《水浒传》的文学,但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赞成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所以他处处深求《水浒传》的“皮里阳秋”,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

换句话说,金圣叹对于《水浒》的见解与做《荡寇志》的俞仲华对于《水浒》的见解是很相同的。俞仲华生当嘉庆,道光的时代,洪秀全虽未起来,盗贼已遍地皆是,故他认定“既是忠义便不做强盗,既做强盗必不算忠义”的宗旨,做成他的《结水浒传》,——即《荡寇志》——要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看《荡寇志》诸序。俞仲华死于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华的父兄都经过匪乱,故他有“孰知罗贯中之害至于此极耶”的话。他极佩服圣叹,尊为“圣叹先生”,其实这都是因为遭际有相同处的缘故。

圣叹自序在崇祯十四年,正当流贼最猖獗的时候,故他的评本努力要证明《水浒传》“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浒传》写的一班强盗确是可爱可敬,圣叹决不能使我们相信《水浒传》深恶痛绝鲁智深,武松,林冲一班人,故圣叹只能说“《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好一个强辩的金圣叹!岂但“饶恕”,简直是崇拜!

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侯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故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章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七十回本。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影响。雁宕山樵当明亡之后,流贼已不成问题,当时的问题乃是国亡的原因和亡国遗民的惨痛等等问题,故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极力写宋南渡前后那班奸臣误国的罪状;写燕青冒险到金兵营里把青子黄柑献给道君皇帝;写王铁杖刺杀王黼,杨戬,梁师成三个奸臣;写燕青,李应等把高俅,蔡京,童贯等邀到营里,大开宴会,数说他们误国的罪恶,然后把他们杀了;写金兵掳掠平民,勒索赎金;写无耻奸民,装做金兵模样,帮助仇敌来敲吸同胞的脂髓,这更可见时代的影响了。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 ——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水浒传》上下七八百年的历史便是这个观念的具体的例证。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的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懂得元明之际的文学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那样幼稚。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远遁等事。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浒传》的价值。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

九,七,二七,晨二时脱稿

参考书举要

《宣和遗事》(商务印书馆本)

《癸辛杂识续集》周密(在《稗海》中)

《元曲选》臧晋叔(商务影印本)

《录鬼簿》钟继先

《杂剧十段锦》(董康影印本)

《七修类稿》郎瑛

《李氏焚书》李贽

《茶香室丛钞,续钞,三钞》俞樾

《小浮梅槛闲话》俞樾

《征四寇》

《水浒后传》

《水浒传》后考

去年七月里,我做了一篇《水浒传考证》,提出了几个假定的结论:

(1)元朝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但没有《水浒传》(亚东初版本页一〇——二八)。

(2)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还在幼稚的时代,决不能产生我们现在有的《水浒传》(页二八——三四)。

(3)明朝初年有一部《水浒传》出现,这部书还是很幼稚的。我们叫他做“原百回本《水浒传》”(页四二——四九)。

(4)明朝中叶——约当弘治,正德的时代(西历一五〇〇上下)——另有一种《水浒传》出现。这部书止有七十回(连楔子七十一回),是用那“原百回本”来重新改造过的,大致与我们现有的金圣叹本相同。这一本,我们叫他做“七十回本《水浒传》”(页四五——五二)。

(5)到了明嘉靖朝,武定侯郭勋刻出一部定本《水浒传》来。这部书是有一百回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是删改“原百回本”后半的四五十回而成的。“原百回本”的后半有征田虎征王庆两大部分,郭本把这两部分都删去了。这个本子,我们叫他做“新百回本”,或叫做“郭本”(页四五——五一)。

(6)明朝最通行的《水浒传》,大概都是这个“新百回本”。后来李贽评点的《忠义水浒传》也是这个“郭本”。直到明末,金圣叹说他家贯华堂藏有七十回的古本《水浒传》,他用这个七十回本来校改“新百回本”,定前七十回为施耐庵做的,七十回以下为罗贯中续的。有些人不信金圣叹有七十回的古本,但我觉得他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故我假定他有一种七十回本作底本。他虽有小删改的地方,但这个七十回本的大体必与那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相差不远,因为我假设那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是全采那明朝中叶的七十回本的(页三五——五二)。

(7)我不信金圣叹说七十回以后为罗贯中所续的话。我假定原百回本为明初的出产品,罗贯中既是明初的人,也许他即是这原百回本的著者。但施耐庵大概是一个文人的假名,也许即是那七十回本的著者的假名(页五一——五四)。

这是我十个月以前考证《水浒传》的几条假设的结论。我在这十个月之中先后收得许多关于《水浒》的新材料,有些可以纠正我的假设,有些可以证实我的结论。故我趁这部新式标点的《水浒》再版的机会,把这些新材料整理出个头绪来,作成这篇《后考》。

我去年做《考证》时,只曾见着几种七十回本的《水浒》,其余的版本我都不曾见着。现在我收到的《水浒》版本有下列的各种:

(1)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第一回至第十回。

此书为日本冈岛璞加训点之本,刻于享保十三年(西历一七二八),是用明刻本精刻的。此书仅刻成二十回,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刻于宝历九年,但更不易得。这十回是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送我的。

(2)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日本译本。

冈岛璞译,日本明治四十年东京共同出版株式会社印行,大正二年再版。明刻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现已不可得,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此外我竟不知道有第二本了。冈岛译本可以使我们考见《忠义水浒传》的内容,故可宝贵。

(3)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

此本与《三国演义》合刻,每页分上下两截,上截为《水浒》,下截为《三国》,合称《英雄谱》。坊间今改称《汉宋奇书》。我买得两种,一种首页有“省城福文堂藏板”字样,我疑心这是福建刻本。此书原本是大字本,有铃木豹轩先生的藏本可参考;但我买到的两种都是翻刻的小本,里面的《三国志》已改用毛宗岗评本了。但卷首有熊飞的序,自述合刻《英雄谱》的理由,中有“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飞鸟尚自知时,嫠妇犹勤国恤”的话,可见初刻时大概在明崇祯末年。

(4)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

首页刻“光绪己卯新镌,大道堂藏板”。有乾隆丙午年古杭枚简侯的序。后附有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首页有“姑苏原板”的篆文图章。大概这书是在江苏刻的。《后传》板本颇佳,但那百二十四回的《前传》板本很坏。

此外,还有两种版本,我自己虽不曾见着,幸蒙青木正儿先生替我钞得回目与序例的:

(5)百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先生藏)。

这也是一种《英雄谱》本,内容与百十五回本略同,合刻的《三国志》还是“李卓吾评本”。铃木先生藏的这一本上有原藏此书的中国商人的跋,有康熙十二年至十八年的年月,可见此书刻于明末或清初,大概即是百十五回本的底本。

(6)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藏)。

这是一种明刻本,有杨定见序,自称为“事卓吾先生”之人,大概这书刻于天启,崇祯年间。这书有“发凡”十一条,说明增加二十回的缘起。这书增加的二十回虽然也是记田虎,王庆两寇事的,但依回目看来,与上文(3)(4)(5)三种本子很有不同的地方。

我现在且把《水浒》各种本子综合的内容,分作六大部分,再把各本的有无详略分开注明:

第一部分,自张天师祈禳瘟疫,到梁山泊发现石碣天文 ——即今本《水浒传》七十一回的全部。

(1)百回本自第一回到七十一回,内容同,文字略有小差异,多一些骈句与韵语。七十一回无卢俊义的一梦。

(2)百二十回本自第一回到七十一回,与百回本同。也无卢俊义的梦。

(3)百十回本自第一回到六十一回,内容同,文字略有删节之处。回数虽有并省,事实并未删减。发现石碣后,也无卢俊义的梦。

(4)百十五回本自第一回至六十六回,内容同,文字与百十回本略同,回数比百十回本稍多,但事实相同。也无卢俊义的梦。

(5)百二十四回本自第一回至七十回,内容同,但文字删节太多了,有时竟不成文理。也无卢俊义的梦。

第二部分,自宋江,柴进等上东京看灯,到梁山泊全伙受招安 ——即今《征四寇》的第一回到十一回。

(1)百回本自第七十二回到八十二回,内容同。

(2)百二十回本自第七十二回到八十二回,内容同。

(3)百十回本自第六十二回到七十二回,内容同。

(4)百十五回本自第六十七回至七十七回,内容同。

(5)百二十四回本自第七十一回至八十一回,内容同。

第三部分,自宋江等奉诏征辽,到征辽凯旋时 ——即今《征四寇》的第十二回到十七回。

(1)百回本自第八十三回到九十回,比《征四寇》多两回,但事实略同。

(2)百二十回本自第八十三回到九十回,与百回本同,但第九十回改“双林渡燕青射雁”为“双林镇燕青遇故”。

(3)百十回本自第七十三回到八十回——内缺第七十五回——内容与《征四寇》同。

(4)百十五回本自第七十八回到八十三回,内容同《征四寇》。

(5)百二十四回本自第八十二回到九十回,回目加多,文字更简,但事实无大差异。

第四部分,自宋江奉诏征田虎,到宋江平了田虎回京 ——即今《征四寇》第十八回到二十八回。

(1)百回本,无。

(2)百二十回本自第九十一回到一百回。回目与《征四寇》全不同 。事实有些相同的,例如琼英匹配张清,花和尚解脱缘缠井,乔道清作法,都是《征四寇》里有的事。也有许多事实大不同,例如此书有陈瓘的事,但《征四寇》不曾提起他。

(3)百十回本自第八十一回到九十一回,全同《征四寇》 。

(4)百十五回本自第八十四回到九十四回,全同《征四寇》。

(5)百二十四回本自第九十一回到一百零一回,同《征四寇》。

第五部分,自追叙“高俅恩报柳世雄”起,到宋江讨平王庆回京 ——即今《征四寇》的第二十九回到四十回。

(1)百回本,无。

(2)百二十回本自第百零一回到百十回,回目与《征四寇》全不同 。事实与人物有同有异,写王庆一生与各本大不同。

(3)百十回本自第九十二回到百零一回,事实全同《征四寇》,但回目减少两回。

(4)百十五回本自第九十五回到百零六回,回目与事实全同《征四寇》。

(5)百二十四回本自第百零二回到百十四回,回目多一回,事实全同《征四寇》。

第六部分,自宋江请征方腊,到宋江,李逵,吴用,花荣死后宋徽宗梦游梁山泊 ——即《征四寇》的第四十一回到四十九回。

(1)百回本自第九十回的下半到一百回,与《征四寇》相同。

(2)百二十回本自第百十回的下半到百二十回,与《征四寇》相同。

(3)百十回本自第百零一回的下半到百十回,与《征四寇》相同。

(4)百十五回本自第百零六回的下半到百十五回,与《征四寇》相同。

(5)百二十四回本自第百十四回的下半到百二十四回,与《征四寇》相同。

这个内容的分析之中,最可注意的约有几点:

第一,今本七十一回的《水浒传》,各本都有,并且内容相同 。这一层可以证实我的假设:“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

第二,《忠义水浒传 》(新百回本)。第七十一回以后,果然没有田虎与王庆的两大部分 。我在《考证》里(页四八)说新百回本已无四寇,仅有二寇,这个假设也有证明了。

第三,我在《考证》里(页四八)说:“《征四寇》这部书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征四寇》现存四十九回,与圣叹说的三十回不合。我试删去征田虎及征王庆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显然还有硬删去的一回,合起来恰是三十回。”这个推算现在得了无数证据,最重要的证据是百廿回本的发凡十一条中有一条说“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说家照应之法 ,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这一条明说王,田两寇是删去的,辽国一部分是添入的。删王,田一层可以证实我的假设,添辽国一层可以纠正我的考证。原本是有王,田,方 三寇(与宋江为四寇)而没有征辽一部分的 。

第四,看上文引的百廿回本的发凡,可知新百回本有和原本《水浒传》不同的许多地方:

(1)阎婆事曾经“移置”,(2)加入征辽一段,(3)删去田虎一段,(4)又删去王庆一段,(5)发凡又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 。”这又可印证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的话是可信的。我去年误认《征四寇》每回前面的诗句即是周氏说的妖异语(页四八),那是错了(“致语”考见后)。罗氏原本的致语当刻百廿回本时已不可复见。但《书影》与百廿回本发凡说的话都可以帮助我的两个假设:“原百回本是很幼稚的 ”,“原百回本与新百回本大不相同 。”

第五,百廿回本的发凡又说:“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有以也夫 !”这样看来,“忠义”二字是李贽加上去的了。但我们细看《忠义水浒传》的刻本与译本,再细看百廿回本的发凡,可以推知《忠义水浒传》是用郭武定本做底本的;虽另加“忠义”二字,虽加评点(评语甚短,又甚少),但这个本与郭本可算是一个本子 。

第六,新百回本的内容我们现在既已知道了,我们从此就可以断定《征四寇》与其他各本的田虎,王庆两大段是原百回本留剩下来的 。原百回本虽已不可见,但我们看这两大段便知《水浒传》的原本的见解与技术实在不高明。我且举例为证。百十五回本第九十五回写高俅要报答柳世雄的旧恩,唤提调官张斌曰:

此人是吾恩人,欲与一好差职,代我处置。

张斌禀曰:

只有一个,是十万禁军教头王庆,少四个月便出职。原日因六国差开使臣张来勒我朝廷枪手出试,斗敌胜负。做了六国赏罚文字,若胜便不来侵我国;若输与六国,那时每年纳六国岁币。这六国是九子国,都与国,龙驰国,萡泊国,野马国,新建国。却得王庆取了军令状,就金殿下与“六国强”比枪,被王庆刺死。止有四个月满,便升总管。太尉要报恩人,只要王庆肯让,便好。

这种鄙陋的见解,与今本《水浒》写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一段相比,真有天地的悬隔了。我在《考证》里(页四八,又五五)说王进即是原本的王庆,我现在细看各本记王庆得罪高俅的一段,觉得我那个假设是不错的。即如今本《水浒》第一回写高俅被开封府尹逐出东京之后,来淮西临淮州投奔柳世权,后来大赦之后,柳世权写信把高俅荐给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这个临淮州的柳世权即是原本的灵壁县的柳世雄。临淮旧治即在明朝的灵壁县;大概原本作灵壁县,“施耐庵”嫌他不古,故改为临淮州。“施耐庵”把王庆提前八十回,改为王进;又把灵壁县的柳世雄也提前八十回,改为临淮州的柳世权。王庆的事本无历史的根据,六国比武的话更鄙陋无据,故被全删了。田虎的事实也无历史的根据,故也被全删了。方腊是有历史的根据的,故方腊一大段仍保留不删。明朝的边患与宋朝略同,都在东北境上,故新百回本加入征辽一大段,以补那删去的王,田两寇。况且征辽班师时,鲁智深与宋江等同上五台山参拜智真长老,并不曾提及山西有乱事。原本说田虎之乱起于山西沁州,占据河北郡县,都在今山西境内,离五台山很近。故田虎一大段的地理与事实都和征辽一大段不能并立。这大概也是田虎所以删去的一个原因。

第七,但百廿回本的发凡里还有一段话最可注意。他说: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 。

这几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从此可以知道李贽评本以前已有一种百二十回本 ,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百二十回本的祖宗。这种百二十回本大概是前九十回采用郭本,加入原本的王,田二寇,后十回仍用郭本,遂成百二十回了。大概前七十一回已经在改作时放大了,拉长了,故后来无论如何不能恢复百回之旧,郭本所以不能不删二寇,这也是一个原因;其余各本凡不删二寇的,无论如何删节,总不能不在百十回以外,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

(1)前七十一回,自从郭武定本 (新百回本)出来之后,便不曾经过大改动了 。文字上的小修正是有的。例如郭本第一回之前有一篇很短的“引首”,专写宋朝开基以至嘉祐三年,底下才是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今七十回本把“引首”并入第一回,合称“楔子”。照文字看来,这种归并与修改恐怕是郭本以后的事,也许是金圣叹做的,因为除了金圣叹本之外,没有别本是这样分合的。这是较大的修正。此外,郭本第七十一回发见石碣天文之后便是“梁山泊英雄排坐次”,坐次排定后即是大聚义的宣誓,宣誓后接写重阳大宴,宋江表示希望朝廷招安之意,武松,李逵都不满意,宋江愤怒杀李逵,经诸将力劝始赦了他。此下便是山下捉得莱州解灯上京的人,宋江因此想上东京游玩。各本都有莱州解灯人一段(《征四寇》误删此段),但都没有卢俊义的梦。只有七十回本是有这个梦的 。这是最重要的异点。

(2)第二部分——自上东京看灯到招安——各本都有。这一大段之中,有黑旋风乔捉鬼,双献头,乔坐衙等事,都是元曲里很幼稚的故事,大概这些还是原百回本的遗留物。但这一大段里有“燕青月夜遇道君”一节,写的颇好。大概这一大段有潦草因袭的部分,也有用气力改作的部分 。自从郭武定本出来之后,这一大段也就不曾有什么大改动了。

(3)第三部分——征辽至凯旋——是郭武定本加入的 。这一大段之中,写征辽的几次战事实在平常的很。五台山见智真长老的一节,我疑心是原百回本征田虎的末段,因为田虎在山西作乱,故乱平后鲁智深与宋江乘便往游五台山。郭武定本既删田虎的一大段,故把五台参禅的一节留下,作为征辽班师时的事。这一部分自从郭本加入以后,也就无人敢删去了。

(4)第四部分与第五部分——田虎与王庆两寇——是原百回本有的,郭本始删去至百二十回本又恢复回来;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也都恢复回来 。这两部分的叙述实在没有文学的价值,但他们的徼幸存留下来也可使我们考见原百回的性质,可以给我们一种比较的材料。最可注意的一点是这两部分的文字有两种大不同的本子:一种是百二十回本,一种是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征四寇》本,与百二十四回本。百二十回本是用原百回本的材料来重新做过的 。何以知道是用原材料呢?因为这里面的事实如缘缠井一节,即是元曲《黑旋风斗鸡会》的故事,是一证;有许多人物——如琼英,邬梨,乔道清,龚端,段家——皆与各本相同,是二证。何以知是重新做过的呢?因为百二十回本写王庆的事实与各本都不同。各本的回目如下:

高俅恩报柳世雄,王庆被陷配淮西。

王庆遇龚十五郎,满村嫌黄达闹场。

王庆打死张太尉,夜走永州遇李杰。

快活林王庆使棒,段三娘招赘王庆。

百二十回本的回目如下:

谋坟地阴险产逆,踏春阳妖艳生奸。

王庆因奸吃官司,龚端被打师军犯。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这里面第四回的回目虽不同,事实却相同;那前三回竟完全不同。大概百二十回本的编纂人也知道“高俅恩报柳世雄”一回的人物事实显然和王进一回的人物事实有重复的嫌疑,故他重造出一种王庆故事 ,把王庆写成一个坏强盗的样子。这是百二十回本重新做过的最大证据。此外还有一个证据:百回本的第九十回是“双林渡燕青射雁”(即《征四寇》的第十七回),百二十回本把这一件事分作两回,改九十回为“双林镇燕青遇故”,后面接入田虎,王庆的二十回,至百十回方才是“燕青双林渡射雁”。这种穿凿的痕跡更明显了。

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征四寇》本,这四种本子的田虎,王庆两部分好像是用原百回本的原文 ,虽不免有小改动,但改动的地方大概不多。

(5)第六部分——平方腊一段与卢俊义,宋江等被毒死一段——是郭武定本有的,后来各本也差不多全采郭本,不敢大改动 。平方腊一段平常的很,大概是依据原百回本的。出征方腊之前的一段(百回本的第九十回)写宋江等破辽回京,李逵,燕青偷进城去游玩,在一家勾栏里听得一个人说书,说的是《三国志》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三国志》的初次成书也是在明朝初年,这又可见《水浒》的改定必在《三国志》之后了 。

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这一段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得心腹疼痛,想被下药在酒里,急令人打听,……已知中了奸计,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欺心之事。今日天子听信奸佞,赐我药酒。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他若闻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义坏了。”连夜差人往润州唤取李逵刻日到楚州。……李逵直到楚州拜见,宋江曰:“……特请你来商议一件大事。”李逵曰:“什么大事?”宋江曰:“你且饮酒。”宋江请进后厅款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贤弟,我听得朝廷差人送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反了罢!”宋江曰:“军马都没了,兄弟等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曰:“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再上梁山泊,强在这里受气!”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我死后恐你造反,坏了我忠义之名,因此请你来相见一面,酒中已与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你阴魂相聚。”言讫,泪如雨下。李逵亦垂泪曰:“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毕,便觉身子有些沉重,洒泪拜别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李逵将死,吩咐从人:“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与哥哥一处埋葬。”从人不负其言,扶柩而往,……葬于宋江墓侧。

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一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

大概《水浒》的末段是依据原百回本的旧本的,改动的地方很少 。郭刻本的篇末有诗云:

由来义气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罡煞庙前秋日净,英魂常伴月光寒。

又诗云:

梁山寒日澹无辉,忠义堂深昼漏迟。孤冢有人荐蘋藻,六陵无泪湿冠衣。……

但《征四寇》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都没有这两首诗,都另有两首诗,大概是原本有的。其一首云: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堪怜 。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煞曜罡星今已矣,佞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烟波泛钓船 。

这里我圈出的五句,很可表现当日做书的人的感慨。最可注意的是这几种本子通篇没有批评,篇末却都有两条评语:

评:“公明一腔忠义,宋家以鸩饮报之。昔人云,‘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千古名言!”

又评:“阅此须阅《南华》《齐物》等篇,始浇胸中块垒。”

第一条评明是点出“学取烟波泛钓船”的意思。《水浒》末段写燕青辞主而去,李俊远走海外,都只是这个意思。燕青一段很有可研究之点,我先引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与《征四寇》本皆同)这一段:

燕青来见卢俊义曰:“小人蒙主人恩德,今日成名,就请主人回去,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未知如何?”卢俊义曰:“我今日功成名显,正当衣锦还乡封妻荫子之时,却寻个没结果!”燕青笑曰:“小人此去,正有结果。恐主人此去无结果。岂不闻韩信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前斩首?”卢俊义不听,燕青又曰:“今日不听,恐悔之晚矣。……”拜了四拜,收拾一担金银,竟不知投何处去。

燕青还有留别宋江的一封书,书中附诗一首:

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

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饭黄齑过此生 。

那封书和那首诗都被郭本改了,改的诗是:

雁序分飞自可惊,纳还官诰不求荣。

身边自有君王赦,洒脱风尘过此生。

这样一改,虽然更“文”了,但结句远不如原文。那封信也是如此。大概原本虽然幼稚,有时颇有他的朴素的好处。我们拿百十五回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的末段和郭本的末段比较之后,就不能不认那三种本子为原文而郭本的末段为改本了。

以上所说,大概可以使我们知道原百回本与新百回本的内容了,又可以知道明朝末年那许多百十回以上的《水浒》本子所以发生的原故了。但我假设的那个明朝中叶的七十回本究竟有没有 ,这个问题却不曾多得那些新材料的帮助。我们虽已能证实“郭本《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与金圣叹本大体相同”,但我们还不能确定,(1)嘉靖朝的郭武定本以前,是否真有一个七十一回本,(2)郭本的前七十一回是否真用一种七十回本来修改原百回本的。

我疑心这个本子虽然未必像金圣叹本那样高明,但原百回本与郭本之间,很像曾有一个七十回本 。

我的疑心,除了去年我说的理由之外,还有三个新的根据:

(1)明人胡应麟(万历四年举人)的《庄岳委谈》卷下有一段云:

杨用修(一四八八——一五五九)《词品》云:“《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词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案此即《水浒》词,杨谓《瓮天》,或有别据。第以江尝入洛,则太愦愦也。

杨慎在《明史》里有“书无所不览”之称,又有“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的荣誉。他引的这词,见于郭本《水浒传》的第七十二回。我们看他在《词品》里引《瓮天脞语》,好像他并不知道此词见于《水浒》。难道他不曾见着《水浒》吗?他是正德六年的状元,嘉靖三年谪戍到云南,以后他就没有离开云南,四川两省。郭本《水浒传》是嘉靖时刻的,刻时杨慎已谪戍了,故杨慎未见郭本是无可疑的。我疑心杨慎那时见的《水浒》是一种没有后三十回的七十回本 ,故此词不在内。他的时代与我去年猜的“弘治,正德之间”,也很相符。这是我的一个根据。

(2)我还可以举一个内证。七十回本的第四回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之后,智真长老送他上东京大相国寺去,临别时,智真长老说:

我夜来看了,赠汝四句偈言,你可终身受用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

第三句,《忠义水浒传》作“遇州而兴”,百十五回本与百二十四回本作“遇水而兴”。余三句各本皆同。这四句“终身受用”的偈言在那七十回本里自然不发生问题,因为鲁智深自从二龙山并上梁山见宋江之后,遂没有什么可记的事了。但郭本以后,鲁智深还有擒方腊的大功,这四句偈言遂不能“终身受用”了。所以后来五台山参禅一回又添出“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四句,也是“终身受用”的!我因此疑心“遇林而起……遇江而止”四句是七十回本独有的,故不提到招安以后的事 。后来嘉靖时郭刻本采用七十回本,也不曾删去。不然,这“终身受用”的偈言何以不提到七十一回以后的终身大事呢 ?我们看清初人做的《虎囊弹传奇》中《醉打山门》一出写智真长老的偈言便不用前四句而用后四句,可见从前也有人觉得前四句不够做鲁智深的终身偈语的。这也是我疑心嘉靖以前有一种七十回本的一个根据。

(3)但是最大的根据仍旧是前七十回与后三十回的内容 。前七十回的见解与技术都远胜于后三十回。田虎,王庆两部分的幼稚,我们可以不必谈了。就单论《忠义水浒传》的后三十回罢。这三十回之中,我在上文已说过,只有末段最好,此外只有燕青月夜遇道君一段也还可读,其余的部分实在都平常的很。那特别加入的征辽一部分,既无历史的根据,又无出色的写法,实在没有什么价值。那因袭的方腊一部分更平凡了。这两部分还比不上前七十回中第四十六回以下的庸劣部分,更不消说那闹江州以前的精采部分了。很可注意的是李逵乔坐衙,双献头,燕青射雁等等自元曲遗传下来的几桩故事,都是七插八凑的硬拉进去的零碎小节,都是很幼稚的作品。更可注意的是柴进簪花入禁院时看见皇帝亲笔写的四大寇姓名:宋江,田虎,王庆,方腊。前七十回里从无一字提起田虎,王庆,方腊三人的事,此时忽然出现。这一层最可以使我们推想前七十一回是一种单独结构的本子,与那特别注重招安以后宋江等立功受谗害的原百回本完全是两种独立的作品 。因此,我疑心嘉靖以前曾有这个七十回本,这个本子是把原百回本前面的大半部完全拆毁了重做的,有一部分——王进的事——是取材于后半部王庆的事的。这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在当时已能有代替那幼稚的原百回本的势力,故那有“灯花婆婆”一类的致语的原本很早就被打倒了。看百二十回本发凡,我们可以知道那有致语的古本早已“不可复见”。但嘉靖以前也许还有别种本子采用七十回的改本而保存原本后半部的 ,略如百十回本与百十五回本的样子。致嘉靖时,方才有那加辽国而删田虎,王庆的百回本出现。这个新百回本的前七十一回是全用这七十回本的,因为这七十回本改造的太好了,故后来的一切本子都不能不用他。又因原本的后半部还被保存着,而且后半部也有一点精采动人的地方,故这新百回本又把原本后半的一部分收入,删去王,田,加入辽国,凑成一百回。但我们要注意:辽国一段,至多不过八回(百十五回本只有六回),王,田二寇的两段却有二十回。何以减掉二十回,加入八回,郭本仍旧有一百回呢?这岂不明明指出那前七十一回是用原本的前五十几回来放大了重新做过的吗?因为原本的五十几回被这个无名的“施耐庵”拉长成七十一回了,郭刻本要守那百回的旧回数,故不能不删去田,王二寇;但删二十回又不是百回了,故不能不加入辽国的七八回 。依我们的观察,前七十回的文章与后三十回的文章既不像一个人做的,我们就不能不假定那前七十一回原是嘉靖以前的一种单独作品,后来被郭刻本收入——或用他来改原本的前五十几回,这是我所以假定这个七十回本的最大理由。

我们现在可以修正我去年做的《水浒》渊源表(五四)如下:

以上是我的《水浒传后考》。这十个月以来发现的新材料居然证实了我的几个大胆的假设,这自然是我欢喜的。但我更欢喜的,是我假定的那些结论之中有几个误点现在有了新材料的帮助,居然都得着有价值的纠正。此外自然还不免有别的误点,我很希望国中与国外爱读《水浒》的人都肯随时指出我的错误,随时搜集关于《水浒》的新材料,帮助这个《水浒》问题的解决。我最感谢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他把我搜求《水浒》材料的事看作他自己的事一样;他对于《水浒》的热心,真使我十分感激。如果中国爱读《水浒》的人都能像青木先生那样热心,这个《水浒》问题不日就可以解决了!

青木先生又借给我第一卷第五期《艺文杂志》(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内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狩野直喜先生的《水浒传与支那戏曲》一篇。狩野先生用的材料——从《宣和遗事》到元明的戏曲——差不多完全与我用的材料相同。他的结论是:“或者在大《水浒传》之前,恐怕还有许多小《水浒传》,渐渐积聚起来,后来成为像现在这种《水浒传》。……我们根据这种理由,一定要把现在的《水浒传》出现的时代移后。”这个结论也和我的《水浒传考证》的结论相同。这种不约而同的印证使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种印证可以使我们格外觉悟:如果我们能打破遗传的成见,能放弃主观的我见,能处处尊重物观的证据,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

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爱惜精神与时间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水浒传》上面花费了这点精力与日力是很值得的。我曾说过:

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新潮》二卷一号,页五六)

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决不会错的。

十,六,一一,作于北京钟鼓寺

吴敬梓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生于清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西历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家产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钱,不久就成了一个贫士。后来他贫的不堪,甚至于几日不能得一饱。那时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他应试,他不肯去。从此,“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后来死在扬州,年纪只有五十四岁。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诗说》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说一部(程晋芳《吴敬梓传》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评本五十六卷,齐省堂本六十卷)。据金和跋,他的诗文集和《诗说》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传世间,为近世中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他的七卷诗,都失传了。王又曾(毂原)《丁辛老屋集》里曾引他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这两句诗的口气,见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晋芳《拜书亭稿》也引他两句:“遥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麹尘。”——可以想见他的诗文集里定有许多很好的文字。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来作他的传的材料。

《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

书里的马二先生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段话句句是恭维举业,其实句句是痛骂举业。末卷表文所说:“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这个道理。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 “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中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做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夫萧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

程晋芳做的《吴敬梓传》里说他生平最恨做时文的人;时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们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骂八股文人,有几处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来指出。我单举两处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写范进的文章,周学台看了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写范进死了母亲,去寻汤知县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举人因为居丧不肯举杯箸;汤知县换了磁杯象牙箸来,他还不肯用。“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种绝妙的文学技术,绝高的道德见解,岂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最妙的是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的谈话: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

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

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摆死了。”汤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这一段话写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的“博雅”,写时文大家的学问,真可令人绝倒。这又岂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这一篇短传里,我不能细评《儒林外史》全书了。这一部大书,用一个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欢喜做诗。朋友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我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的社会心理。

九,四,八

日记六则(节录)

翻看乾隆时叶堂编订的《纳书楹曲谱》,见有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不少:

(1)《唐三藏》中《回回》一出(续二),此必是吴昌龄的《唐三藏》。

(2)《西游记》中十出:

《撇子》(续三),叙玄奘之母抛弃儿子于江中。

《认子》(同),叙玄奘母子相认。

《饯行》(补遗),叙太宗送玄奘行。

《定心》(补遗一),写观音传《紧箍咒》。

《胖姑》(续三),事实看不分明,因有曲无白故。

《伏虎》(同),黑风山降妖,救刘大姐。

《女还》(同),似是《伏虎》下回。

《借扇》(同),铁扇公主事。

《揭钵》(补遗一),收妖。

《女国》(同),女梁国逼婚。

此剧似是《西游记》小说出世后的作品。

(3)《俗西游记》中《思春》一出(外集二),似是写一个女妖逼戏玄奘之事。此曲中提及《思凡》事,似更晚了。

偶看小说《平妖传》,忽有意外的发见。此书有楚黄,张无咎的序,说王缑三每称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堪与《水浒》颉颃,“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兹刻回数倍前(四十回),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又说,“书已传于泰昌(光宗)改元之年(即一六二〇),子犹宦游,板毁于火,余重刻旧序而刻之。”(疑当作“重刻旧刻而序之”。)我的意外发见乃是卷首的“灯花婆婆”的致语。因此可见周亮工说的那有“灯花婆婆”的致语的罗氏《水浒传》,并非《水浒传》,乃是《平妖传》 。二书同托名罗贯中,故有此误记。三百年的疑团,到此始打破,可称一快事!

读董授经新刻的《醉醒石》十五卷,这是一部明朝的短篇小说,中多明朝晚年的故事,颇有历史的价值。著作的年代当在崇祯时,在《今古奇观》之后。见解有在《今古奇观》之上的,技术也不坏。

将来当重作《论短篇小说》一文,加入《京本通俗小说》及《醉醒石》等材料,为系统的研究。《今古奇观》有许多续本,也可供研究。

遇着董授经(康),谈刻书的事,他带有新刻成的宋刘斧青琐高议》三份,就送了我一份。刘斧是王安石同时的人,文笔极拙劣,但此书确可代表短篇小说的一个时代;此书每题下另注七字句的小字标题,颇似后来的小说回目;书中有许多篇是当时别人作的,如《流红记》(“红叶题诗娶韩氏”),为魏陵张实子京撰,《赵飞燕别传》(“别传叙飞燕本末”)为谯川秦醇子复撰,可见当时短篇小说的风气。相传宋仁宗喜欢听故事,左右日进故事一则,名为传奇;此事似系真的,并且似与这种风气有因果的关系。此书上接唐人的短篇,下接宋人的京本小说,确是可宝贵的小说史料。此书中又多记吕洞宾,韩湘子,何仙姑的事,似当时“八仙”的传说已成立了。前集卷八有《希夷先生传》,称陈抟为“生于唐德宗时……至今尚有见之者”!宋代崇拜道士,故此项迷信的传说容易传播。小说可以看当时的思想程度,有《青琐高议》可以代表北宋,有《夷坚志》可以代表南宋的迷信了。

宋代“说话”的种类,各书说的不相同。今合作一表如下:

“合生”,乐曲名。唐中宗宴内殿,胡人袜子何懿等唱此歌;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词至秽媟(《唐音癸签》)。

江浙间路伎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夷坚志》)。

说话的四家:

(一)小说

说公案

说铁骑儿

说经

说参请

(二)讲史书

(三)傀儡“其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四)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

十七,八,廿六。

王恽《秋涧大全集》,记出其中于曲家有关诸事。

有一点是偶然发见的。诸书记罗贯中的籍贯不一致。或称为太原人,或称为杭州人。百十五回本《水浒》称为“东原”人。今夜读《秋涧集》,见其中两次提及“东原”,其一次显然指东平。因查得“东原”即宋之郓州。后又偶翻《元遗山集》,称“东原王君璋”,玉汝是郓人。罗贯中是郓人,故宋江,晁盖起于郓城。

《三国志演义》序

三国的故事向来是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想像力与兴趣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1)春秋到战国,(2)楚汉之争,(3)三国,(4)南北朝,(5)隋唐之际,(6)五代十国,(7)宋金分立的时期。这七个时代之中,南北朝与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时期,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的观念,大家对于“北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故南北朝不成演义的小说,而南宋时也只配做那偏于“攘夷”的小说(如《说岳》)。其余五个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好题目。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所以《东周列国志》,《七国志》,《楚汉春秋》,《三国志》,《隋唐演义》,《五代史平话》,《残唐五代》等书的风行,远胜于《两汉演义》,《两晋演义》等书。但这五个分立时期之中,春秋战国的时代太古了,材料太少;况且头绪太纷烦,不容易做的满意。楚汉与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像力来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五代十国头绪也太繁,况且人才并不高明,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的人才都可算是势均力敌的,陈寿,裴松之保存的材料也很不少;况且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了许多杂书的材料,很有小说的趣味。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了。

《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 。唐朝已有说三国故事的了。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剧,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又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都可证晚唐已有说三国的。宋朝“说话”的风气更发达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晚年的“说话”,共有许多科,内中“说三分”是一种独立科目,不属于“讲史”一科,竟成了一种专科了。苏轼《志林》说: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宋金分立的时代,南方的平话,北方的院本,都有这一类的历史故事。现在可考见的,只有金院本中的《襄阳会》。到了元朝,我们的材料便多了。《录鬼簿》与《涵虚子》记的杂剧名目中,至少有下列各种是演三国故事的:

王 晔《卧龙冈》。

朱 凯《黄鹤楼》。

王实甫《陆绩怀橘》,《曹子建七步成章》。

关汉卿《管宁割席》,《单刀会 》。

尚仲贤《诸葛论功》(《录鬼簿》作《武成庙诸葛论功》,不知是否三国故事。)高文秀《周瑜谒鲁肃》,《刘先主襄阳会》。

郑德辉《王粲登楼》,《三战吕布》(二本)。

武汉臣《三战吕布》(二本)。(按《录鬼簿》,武作的是一部分,余为郑作。)

王仲文《诸葛祭风》,《五丈原》。

于伯渊《斩吕布》。

石君宝《哭周瑜》。

赵文宝《烧樊城糜竺收资》。

无名氏《连环计 》,《博望烧屯 》,《隔江斗智 》。

这十九种之中,现在只有《单刀会》,《博望烧屯》(日本京都文科大学影刻的《元人杂剧》三十种之二),《连环计》,《隔江斗智》,《王粲登楼》(臧刻《元曲选》百种之一)五种存在。明朝宗室周宪王的《杂剧十段锦》之中,有《关云长义勇辞金》一种,现在也有传本(董康刻的)。

我们研究这几种现存的杂剧,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相差不远 。内中只有《王粲登楼》一本是捏造出来的情节;如说蔡邕做丞相,曹子建和他同朝为学士,王粲上万言策,得封天下兵马大元帅:都是极浅薄的捏造。其余的几本,虽有小节的不同,但大体上都与《三国演义》相差不多。我们从这些杂剧的名目和现存本上,可以推知元朝的三国故事至少有下列各部分:

(1)吕布故事:《虎牢关三战吕布》,《连环计》,《斩吕布》。

(2)诸葛亮故事:《卧龙冈》,《博望烧屯》,《烧樊城》,《襄阳会》,《祭风》,《隔江斗智》,《哭周瑜》,《五丈原》。

(3)周瑜故事:《谒鲁肃》,《隔江斗智》,《哭周瑜》。

(4)刘,关,张故事:《三战吕布》,《斩吕布》,及以上诸剧。

(5)关羽故事:《义勇辞金》,《单刀会》。

(6)曹植,管宁等小故事。

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见上引苏轼的话),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计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了一个神人(《义勇辞金》里称他为“关大王”;《单刀会》是元初的戏,题目已称“关大王单刀会”了)。

散文的《三国演义》自然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宋时已有很好的短篇小说,如新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在《烟画东堂小品》中),便是很明白的例。但宋时有无这样长篇的历史话本,还不可知。旧说都以为《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一个杭州人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或说是名贯,字本中(《七修类稿》);或说是名本,字贯中(《续文献通考》)。《水浒传》,《三国志》,《隋唐演义》,《平妖传》等书,相传都是他做的。大概他是当时的一个演义家,曾做了一些演义体的小说。明初的《三国演义》也许真是他做的。但那个本子和现行的《三国演义》不同 。当明万历年间,《水浒传》的改本已风行了,但《三国演义》还是很浅劣的。胡应麟在《庄岳委谈》里说《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又说此书与《水浒》“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可见此书在明朝并不曾受文人的看重。

明朝末年有一个“李卓吾评本”的《三国演义》出现。此本现在也不易得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教授藏的一部《英雄谱》,上栏是百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下栏是这个本子的《三国演义》。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子和那明初传下来的本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本子仍旧是很幼稚的 。后来清朝初年,有一个毛宗岗(序始),把这个本子大加删改,加上批评,就成了现在通行的《三国志演义》。毛宗岗假托一种“古本”,但我们称他做“毛本”。毛宗岗把明末的本子叫做“俗本”,但我们要称他做“明本”。

毛本有“凡例”十条,说明他删改明本之处。最重要的有几点:

(1)文字上的修正 :“俗本(即明本,下同)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

(2)增入的故事 :“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今悉依古本存之。”

(3)增入的文章 :“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今悉依古本增入。”

(4)削去的故事 :“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今皆削去。”

(5)削去的诗词 :“俗本每至‘后人有诗叹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诗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今悉依古本削去。”

(6)辨正的故事 :“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又曹后骂曹丕,而俗本反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而俗本但纪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我们看了这些改动之处,便可以推想明本《三国演义》的大概情形了。

我们再总说一句:《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 。

这部书现行本(毛本)虽是最后的修正本,却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为什么《三国演义》不能有文学价值呢?这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 。此书中最精采,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三国的人才都会聚在这一块,“三分”的局面也定于这一个短时期,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故能把这个时期写的很热闹。我们看元人的《隔江斗智》与此书中三气周瑜的不同,便可以推想演义家运用想像力的自由。因为想像力不受历史的拘束,所以这一大段能见精采。但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像创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水浒传》全是想像,故能出奇出色;《三国演义》大部分是演述与穿插,故无法能出奇出色 。

第二,《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 。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计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这固是时代的关系(参看《胡适文存》卷一,页五二——五三),但《三国演义》的作者究竟难逃“平凡”的批评。毛宗岗的“凡例”里说:

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评阅,……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漫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

这种见地便是“平凡”的铁证。至于文学的技术,更“平凡”了。我们试看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大段;在作者的心里,这一段总算是极力抬高诸葛亮了;但我们读了,只觉得平凡浅薄,令人欲呕。后来写“三气周瑜”一大段,固然比元人的《隔江斗智》高的多了,但仍是很浅薄的描写,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这些例都是从《三国演义》的最精采的部分里挑出来的,尚且是这样,其余的部分更不消说了。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 。

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 。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 。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 。“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

(注)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

十一,五,十六。在北京。

吴敬梓年谱

我的朋友汪原放近来用我的嘉庆丙子本的《儒林外史》标点出来,作为《儒林外史》的第四版。这一番工夫,在时间上和金钱上,都是一大牺牲。他这一点牺牲的精神,竟使我不能不履行为吴敬梓作新传的旧约了。因此,我把这两年搜集的新材料整理出来,作成这一篇年谱。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

一 家 世

全椒吴氏,远祖以永乐时“从龙”的功劳,“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文木山房》集《移家赋》)。按先生自注,转弟是迁到全椒的始祖。他家起先业农,后来行医;《移家赋》说:

爰负耒而横经,治青囊而业医 。……翻玉版之真切,研究《金匮》之奥奇 。(参看《儒林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说,“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

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沛父吴谦,谦父吴凤(陈廷敬《吴国对墓志》,见《耆献类征》卷百十五)。吴沛字海若,是一个廪生;陈廷敬说他“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他的事迹见《全椒志》卷十,页四四。《移家赋》写他的高祖很详细;有云:

自束发而能文,及胜衣而稽古;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贫居有等身之书,干时无通名之谒。

吴沛著有《诗经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志》,卷十五)。

吴沛生子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终布衣”。这五人的名字是: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次第见《吴国对墓志》)。

吴国鼎,字玉铉,崇祯癸未进士(《明进士题名录》注六合籍),授中书舍人。有《 园集》及《诗经讲义》(《志》十,参《志》十五)。

吴国龙,字玉 ,也是崇祯癸未进士,授户部主事。清顺治时,他降了清朝;康熙初,授工科给事中,改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后来转到礼科掌印给事中。他虽是《贰臣传》中人物,但做谏官时颇有声名,有《吴给谏奏稿》八卷,《心远堂集》三十四卷(《志》十,页十六;参《志》十五)。

吴国缙,字玉林,顺治壬辰进士,改教职,做江宁府教授。《志》上称他“性开敏,于书无所不读”。有《诗韵正》五卷,《世书堂集》四十卷(《志》十,又十五)。

吴国器,字玉质,以布衣终老,道德甚高,王士祯有“用韦左司寄全椒道士韵,追赠国器,甚称美之”(《志》十一)。《移家赋》自注云,“布衣公无疾而终,人传仙去。”

这四人是吴敬梓的伯叔曾祖。他本身的曾祖吴国对,字玉随,号默岩,和国龙是双生的。国对排行第四,但他登第却在最后,直到顺治甲午中举人,戊戌中第一甲第三人(俗称探花)。《移家赋》说:

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独伤晚遇。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三殿胪传,九重温语;宫烛宵分,花砖月午。张珊网于海隅,悬藻鉴于畿辅。诏分玉局之书,渴饮金茎之露。羡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

海隅的珊网指他典试福建,畿辅的藻鉴指他提督顺天学政。末两联指他由编修做到侍读。赋中说他“发愤揣摩,遵道得路”,也是写实的。他是一个八股大家,方嶟做《文木山房集序》,曾说:

全椒吴侍读公以顺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进士及第,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 ;一时名公钜卿多出其门,李文贞公其一也。

但方嶟又说他的“诗古文辞与新城王阮亭先生齐名”,《全椒志》(十,页四五)也说他“才学优赡,工诗赋,善书;言论丰采为一时馆阁所推重”(全椒新修的《志》,末尾附有他的序)。陈廷敬作他的《墓志》,说:

君于古文研论最深,而工于骚赋之作,故独喜多为诗;其愁忧欢愉离合讽谕警戒之旨,恒发之于诗,名曰《诗乘》。

他的遗集后来编为《赐书楼集》二十四卷(《全椒志》十五)。

据陈廷敬的《吴国对墓志》,国对生三子,长子名旦,次名勖,次名升。吴旦即是吴敬梓的祖父,字卿云,增监生,考授州同知,是一个孝子,事跡见《全椒志》《孝友传》。陈廷敬说:“旦贤而有文 。”但他死的很早,故《移家赋》不提到他的历史。《全椒志》《艺文志》说他有《月潭集》。

吴旦的亲弟吴勖也在《孝友传》,幼弟吴升是一个举人。吴国龙的儿子吴昺,中康熙三十年榜眼,很有文名,著有《卓望山房集》及《玉堂应奉集》,曾充宋,金,元,明四朝诗选掌局官。他的哥哥吴晟也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也有文学的名誉。

所以吴敬梓自己写他曾祖以后的家世道:

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 。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故物唯存于簪笏,旧业不系于貂珰。……图史与肘案相错,绮襦与轩冕俱忘 。……鼎文有证谬之辨,金根无误改之伤。羡延陵之 子,擅海内之文章。……(《移家赋》)

这一段可以比较《儒林外史》第三十回郭铁笔说的“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 ”一大段。三鼎甲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榜眼,一个探花。杜少卿的曾祖,《外史》说是状元,其实是探花吴国对。国对有《赐书楼集》,《外史》第三十一回写杜少卿的家中,“左边一个楼,便是殿元公的赐书楼”,可以互证。

吴敬梓的父亲生在这个环境里,看惯了富贵与文学,觉得不很可贵,所以他立志要做圣贤了。《移家赋》注里说他父亲曾做“赣榆教谕,捐赀破产兴学宫”。我们靠这一点线索,在《全椒志》卷十二,页二四上,寻出他名叫吴霖起(陈廷敬也说吴旦生一子,名霖起),是康熙丙寅(一六八六)的拔贡,做江苏赣榆县的教谕。《志》里没有他的传,但《移家赋》说他的生平很详细:

吾父于是仰而思,坐以待;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 。……讲学邹峄,策名帝都。摩石鼓之文,听圜桥之书。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方遂茅容之愿,遽下皋鱼之泣;肝干肺焦,形变骨立。……丧葬即毕,精业维勤;卷之万象,挥之八垠;守子云之玄,安黔娄之贫。观使才于履屐,作表帅于人伦。……马帐溢执经之客,鹿车骈问字之人。

赣榆在江苏的东北海边,故赋中说:

暮年黉舍,远在海滨;时矩世范,律物正身。……鲑菜蔫然,引觞徐酌;既横舍之既修,歌泮水而思乐。

末二句指他捐产修学宫的事。后文又有注云,

先君于壬寅年(一七二二)去官,次年辞世。

《儒林外史》里写杜少卿的父亲“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第三十四回),又说他做“江西赣州府知府”(第三十一回)。赣州是暗射赣榆县;因为要说他做知府,所以不能不说中进士了。第三十一回杜慎卿说:

我那伯父是个清官 ,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

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说:

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 ;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

这一段说他父亲丢官的原因,可以补志传的不完。

吴霖起死后,家业遂衰。《移家赋》接着说:

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 。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赀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 !

总结上文,作为一表:

二 年 谱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的事迹略见程晋芳做的传,和我前年做的小传。近年我买得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四卷。这是意外的发见,不可不说是“吴迷”的报酬。因此,我用此书做底本,参考别的书,做成这篇年谱,略补我的前传缺漏的罪过。

康熙四十,辛巳(一七〇一),先生生。

是时,顾炎武已死了二十年,黄宗羲已死了六年。

先生的朋友程廷祚(生一六九一)已生了十年。

康熙四一,壬午(一七〇二),先生二岁。

是年万斯同死。

康熙四三,甲申(一七〇四),先生四岁。

阎若璩死,颜元死,尤侗死。

康熙四四,乙酉(一七〇五),先生五岁。

全祖望生。

康熙四八,己丑(一七〇九),先生九岁。

朱彝尊死。

康熙五十,辛卯(一七一一),先生十一岁。

王士祯死。

康熙五二,癸巳(一七一三),先生十三岁。母死。

集中《赠僧宏明》诗,“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

康熙五三,甲午(一七一四),先生十四岁,随父到赣榆县教谕任所。

《赠僧宏明》诗,“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

康熙五五,丙申(一七一六),先生十六岁。

毛奇龄死。袁枚生。

康熙五七,戊戌(一七一八),先生十八岁。

友人程晋芳生。同里亲友金兆燕(棕亭)生。

康熙五九,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二十岁。中秀才。

《庚戌除夕》词,“落魄诸生十二年”。

康熙六一,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二十二岁。父去官。

《移家赋》注,“先君于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二十三岁。父死。

是年戴震生。

雍正三,乙巳(一七二五),先生二十五岁。

蒋士铨生。

雍正八,庚戌(一七三〇),先生三十岁。有“庚戌除夕客中”的《减字木兰花》词八首。八首词里,颇多传记材料,今摘录一些:

第一首云:

今年除夕,风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 ?

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

第三首云: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 。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

依这两首看来,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 。

《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似乎还少写了这一方面。但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说他

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

这就是“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一句的说明了!

第五首云:

哀哀我父,九载乘箕天上去(按先生之父死于癸卯,至庚戌只有八年,此云九年,是算到次年元旦)。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泷冈共一阡 ?

据此,先生之母也死了几年了,到庚戌还不曾安葬。

第六首云:

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 。愁来览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据此,先生之妻也死了。此时只有一妾,尚未续娶。集中有《挽外舅叶草窗翁》诗云:

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窗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

是先生之妻姓叶,是一个儒医的女儿。

第八首云:

奴逃仆散,孤影尚存渴睡汉 。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风雪喧豗,何日笙歌画舫开 ?

这一首前半说的是王胡子拐了银子逃走的影子;后半已有移家南京的意思了。末句还是做“歌笙画舫”的梦!

雍正九,辛亥(一七三一),先生三十一岁。

友人严长明生。

雍正十一,癸丑(一七三三),先生三十三岁。

二月,移家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

有《买陂塘》二首,序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诸君子高宴,各赋看新涨二截见赠;余既依韵和之,复为诗余二阕,以志感焉。”第一首上半云:

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 。绋 维处闻箫管,多在柳堤月榭。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 !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穷居仲蔚,寂寞守蓬舍。

第二首下半云:

人间世,只有繁华易委;关情固自难已。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饥欲死;也不管干时似淅矛头米。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先生又作《移家赋》:序五百七十二字,赋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可说是他文集中的第一巨作。序中有云:

晏婴爽垲,先君所置;烧杵掘金,任其易主。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 。……梓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生值承平之世,本无播迁之忧。乃以郁伊既久,薪纆成疾。枭将东徙,浑未解于更鸣;乌巢南枝,将竟托于恋燠。……虽无扬意之荐达之天子,桓谭之赏传于后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追为此赋,歌以永言。悲切怨愤,涕涶流沫。……

全赋先叙吴氏远祖,次写他的高祖,次写曾祖弟兄,次写曾祖,次写曾祖以下五十年的家门盛况,次写他的父亲,次写父死后家门不振的状况(以上略引见前篇)。次写全椒乡土风俗的浇薄:

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辄留,能额瞬而目语。鱼盐漆丝,齿革毛羽;……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迁其地而仍良,皆杂处于吾土。山 人面,穷奇锯牙;细广厦,锦帷香车。马首之金匼匝,腰间之玉辟邪。……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

《儒林外史》里的宋为富,万雪斋,方老六,彭老五,大概都在这一段里了。以下一长段,写他自己:

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推鸡坊而为长,戏鹅栏而忿深。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淳于恭之自棰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熏炉茗碗,药臼霜碪;竟希酒圣,聊托书淫;旬锻季炼,月弄风唫。谈谐不为塞默,交游不入佥壬。……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吾独好此姱修,乃众庶之不誉 。……闭户而学书空,叩门而拙言辞。至于眷念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见几而作,逝将去汝 !……既而名纸毛生,进退维谷。叹积案而成箱,亦连篇而累牍,虽濬发于巧心,终受于拙目。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仗仆。谁为倒屣之迎?空有溺庐之辱。……五世长者知饮食,三世长者知被服。彼钱癖与宝精,枉秤珠而量玉。遂所如而龃龉,困穷途而悉缩。……

全椒人只晓得他是一个败子,不认得他是一个名士。故他最不满意于他的本乡人。《外史》中借五河县来痛骂他的本县(看第四十七回)。他所以要离开乡土,寄居南京,大半也是由于他厌恶全椒人的心理。

雍正十二,甲寅(一七三四),先生三十四岁。

有“除夕”《乳燕飞》词:

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捧卮酒,泪痕滓。  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媿煞谷贻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恩深矣,也略解,此时耻。

此词写他的忏悔,见解却不甚高明。

雍正十三,乙卯(一七三五),先生三十五岁。

是时政府诏令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辞”的学者。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先生三十六岁。

三月,安徽巡抚赵国麟考取先生,行文到全椒,取具结状,将正式荐举他入京应博学宏辞的考试。先生病了,不能上路,才作罢(《文集》唐时琳序)。先生从此不应乡举考试(程晋芳作的传)。

《儒林外史》写杜少卿装病辞荐辟(第三十三回),《全椒志》(十,页四七)也说他“乾隆间以博学鸿词征,辞不就”。程晋芳给他作传说:

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

这三种说法,都不很确实。我只采取唐时琳的序,因为他当时做江宁教授,又是推荐吴敬梓的人,他说的话应该最可靠况且唐序又说:

两月后,敏轩病愈,至余斋。……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 。……

况且先生自己有《丙辰除夕述怀》诗,也说:

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 !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

可见他的病是真病,不是装病。当时他还很叹惜他因病不得被荐。事后追思,落得弄真成假 ,说:

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外史》三十四回)

我这样说法,并不是要降低吴敬梓的人格。做秀才希望被荐做博学鸿词,这也算不得什么卑鄙的事。现在《文木山房集》里,赋中有《正声感人赋》,题下注“抚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又有《继明照四方赋》,下注“学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诗中有试帖诗三首,下分注“督院 ”,“抚院 ”,“学院 ”取博学鸿词试帖 。可见吴先生自己并不讳饰他曾去应考省中博学鸿词的考试;又可见他确然觉得这是做秀才的一场很光荣的结局。至于程晋芳说赵国麟“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那是错的。赵国麟后来并不曾荐他。杭世骏的《词科掌录》记赵国麟保举的,只有《文木集》中(卷三,页三)说的江若度,梅淑伊,李岑淼三人,而没有吴敬梓的名字。这是铁证。

是年词科被荐者,有先生的从兄吴檠(字青然,号岑华,有《咫闻斋诗钞》,《阳局词钞》,《清耳珠谈》等书;即《外史》中的杜慎卿)和友人程廷祚(绵庄,即《外史》中的庄征君),皆不第,程晋芳作程廷祚的《墓志铭》,说:

雍正十三年,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元年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门下,属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试不用,归江宁。(《勉行堂文集》卷六)

这一件事,可与《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大学士太保公一节参看。

《文木集》有《减字木兰花》词一首,注云:

识舟亭阻风,喜遇朱乃吾,王道士昆霞。

词云:

卸帆窗下,一带江城浑似画。羽客凭阑,指点行舟杳霭间。  故人白首,解赠青铜沽浊酒。 话别匆匆,万里连墙返照红。

这就是《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在识舟亭遇来霞士和韦四太爷的一件故事。

乾隆二,丁巳(一七三七),先生三十七岁。

先生有关于词科的诗几篇。一篇《酬青然兄》,中有云:

兄昔膺荐牍,驱车赴长安,待诏三殿下,簪笔五云端。月领少府钱,朝赐大官餐。卿士交口言,“屈宋堪衙官”!如何不上第,蕉萃归江干?酌酒呼弟言,“却聘尔良难 ”!……

这是杜少卿不满意于杜慎卿的口气了。

又有《贫女行》二首:

蓬鬓荆钗黯自羞,嘉时曾以礼相求。自缘薄命辞征币,那敢逢人怨蹇修?

阿姊居然贾佩兰!踏歌连臂曲初残。归来细说深宫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

这似乎也是嘲玩杜慎卿的诗。

赵国麟原取四人,吴敬梓因病作罢,余三人入京应试。试毕,三人中之李岑淼病死在京。先生因作《伤李秀才》诗,大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意(诗不佳,不录)。那时词科落第的一些名士,纷纷回南,演出种种丑态;先生冷眼旁观,格外觉悟了。所以他又作《美女篇》:

夷光与修明,艳色天下殊。一朝入吴宫,权与人主俱。不妒比螽斯,妙选聘名姝。红楼富家女,芳年春华敷。头上何所有?木难间珊瑚。身上何所有?金缕绣罗襦。佩间何所有?环珥皆瑶瑜。足下何所有?龙缟覆氍毹。歌舞君不顾,低头独长吁。遂疑入宫嫉,毋乃此言诬?何若汉皋女,丽服佩两珠,独赠郑交甫,奇缘千载无?

丁巳以前,先生还有穷秀才气;丁巳以后,先生觉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了。试看他宁可作自由解珮的汉皋神女,不愿作那红氍毹上的吴宫舞腰:这便是大觉悟的表示了。

是年纪昀生。

乾隆三,戊午(一七三八),先生三十八岁。

有《送别曹明湖》诗,可考定为是年作的。因此推知前后诸诗大概也是这时候作的。中有《病中忆儿烺》一首,前四句云:

自汝辞余去,身违心不违。有如别良友,独念少寒衣 。

“有如别良友”五个字,没有人道过。

烺字荀叔,号杉亭,后来成为一个大算学家,《畴人传》四十二有他的传。他少年时就很聪明,《文木集》附有他的诗一卷,词一卷。诗中有三首是他十五岁时做的。怪不得《儒林外史》三十二回里娄太爷对杜少卿说,“你生的个小儿子,尤其不同 。”他们家已贫了,故吴烺少年时即出门谋生活。《文木集》还有一首《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诗,自注云:“儿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

是年章学诚生,任大椿生。

乾隆四,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三十九岁。

有《真州客舍》诗,中有云,“七年羁建业,两度客真州。细雨僧庐晚,寒花江岸秋。”

有“生日”《内家娇》词云:

行年三十九,悬弧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垅;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须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词敷衽;有娀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这一首词在《词集》的最末。大概这一部《文木山房集》是编到这一年为止了 。

《文木山房集》前有黄河一篇序,中说:

余方谋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轩薄游真州,可村方先生爱为同调,遽损囊中金,先我成此盛举。

又方嶟序云:

敏轩今将薄游四方,余遂捐箧中金,梓其有韵之文。

这一年先生正在真州,此集当刻于此年,或下一年。集中无三十九岁以下的诗词,正是因此。

乾隆五,庚申(一七四〇),先生四十岁。

是年赵翼生。

《全椒志》云:

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金和跋作二百三十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赀罄,则鬻江北老屋成之。

此事不知在何年。以《志》有“年四十而产尽”一语,故附于此。

乾隆六,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十一岁。

是年惠士奇死。

是年吴檠中举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

(参看《外史》三十一回杜慎卿对鲍廷玺说的话)!先生始见程晋芳,时年二十四(程晋芳《严东有诗序》)。程晋芳的族伯祖丽山与先生有姻连。先生在南京,常常绝粮;丽山时时周济他。程晋芳说: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文木先生传》)

这位程丽山,他处无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写庄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许就是此人(庄濯江是庄徵君之侄,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晋芳;但程晋芳见先生时,还是二十四岁的少年,而庄濯江四十年前与杜少卿的父亲相聚,此时已是“清清疏疏,三绺白须”了)。

程晋芳又写先生的贫状如下:

〔先生〕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穷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原文此处为“□”,下同)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文木先生传》)

汪京门不可考。樊圣□原缺一字,今考定为樊圣谟。按《江宁府志·文苑传》:

樊明征,字圣谟,一字轸亭,句容人。博学而精思。其于古人礼乐车服,皆考核而制其器。有受教者,举器以示之,不徒为空言也。著书四十余种,尤详金石之学。

这自然是《外史》里的迟衡山了。

乾隆七,壬戌(一七四二),先生四十二岁。

程晋芳说:

辛酉壬戌间,延〔先生〕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

程家是淮安盐商,袁枚作程晋芳的《墓志》说:

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君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

先生到程家时,程家尚在这样兴盛的时代。

乾隆九,甲子(一七四四),先生四十四岁。

是年姚鼐生,钱坫生,汪中生。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汪中,那是错的。

乾隆十,乙丑(一七四五),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吴檠中进士。

余萧客生,武亿生。

乾隆十一,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十六岁。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四,己巳(一七四九),先生四十九岁。

是年方苞死,黄景仁生。

程晋芳《春帆集》(起戊辰,尽庚午之二月,故系于此年)有《怀人诗》十八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诗云:

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槭槭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数月之事)。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这一首诗极有用,因为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这个时候 ,——戊辰至庚午 (一七四八至一七五〇)——《儒林外史》已成书了,已有朋友知道了 。《外史》刻本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一篇序。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于乾隆元年三月在安庆应考博学鸿词的省试,前一月似无作小说序之余暇。况且书中写杜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况且那时的吴敬梓只有三十六岁,见解还不曾成熟,还不脱热心科名的念头,元年《除夕述怀》诗可以为证。那时的吴敬梓决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来!

我们看他对于科第功名的大觉悟,起于乾隆二年以后(说见上文)。我们可以推测他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之间;到程晋芳作《怀人诗》时,《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

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在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丑态——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他是八股国里的一个叛徒。程晋芳说他:

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 ;其尤工者,则尤嫉之 。

他为什么这样痛恨八股呢?我们在他的诗集里寻出一篇《哭舅氏》的诗,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间做的;这诗大可以表出他那时候对于科举时文的态度:

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屯邅 。皎皎明月光,扬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巅。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 。吾母多弟兄,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 。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他这一位母舅简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进,范进。认得了这一位六十岁“抱恨归重泉”的老秀才,我们就可以明白吴敬梓发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说,“清朝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八股的势力并不很大,八股的毒焰并不曾阻碍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发达。何以吴敬梓单描写那学者本来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岂不是俗话说的打死老虎吗?”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觉得《儒林外史》的时代不像那康熙,乾隆的时代。但我现在明白了。看我这篇年谱的人,可以看出吴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 。清朝第一个時期的大师,毛奇龄最后死。学问方面,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都死了。文学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祯也死了。当吴敬梓三十岁時,戴震只有八岁,袁枚只有十五岁,《四庫全书》的发起人朱筠只有兩岁,汪中,姚鼐都还不曾出世呢。

当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起来了 。

我可以引章学诚的话来作证:

前明制义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彥,磊落相望,可谓一時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 (一七五二——一七五三,当吴敬梓将死的时候),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 (“四书文”即八股诗文),不得为通 ,——又成不可药之蛊矣 !(《章氏遗书》卷四,《答沈枫墀论学书》)

这正是吴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时代 。懂得这一层,我们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了。

乾隆十五,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五十岁。

金兆燕有《寄吴文木先生》诗:

文木先生何嵚崎!行年五十仍书痴。航头屋壁搜姚姒,酱翁蔑叟访孔羲。昔岁鹤版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着白接䍠,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晚年说诗更鲜匹,师伏翼萧俱辟易。《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一言解颐妙义出,《凯风》为洗万古诬,《乔木》思举百神职 (先生注诗,力辟《凯风》原注“不能安室”之谬。《南有乔木》云,祀汉神也)。沟犹瞀儒删郑卫,何异索涂冥摘埴?昨闻天子坐明堂,欲祡衡霍巡南方,特重经术求贤良,伸让讲义夸两行。钦明八风舞回翔。负薪老子露印绶,妻孥竦息趋路旁。先生何为独深藏,企脚高卧向栩床?金陵美酒一千斛,粼粼素碗皴红玉。何时典我青绮裘,共君复醉钟山麓?申公辕公老且秃,驱之不堪填硎谷。先生速起为我折五鹿。秋风多,江水波,寄君一曲之高歌。歌残星斗横秋河。屠贩唾手亦富贵,安能佐治无偏颇?先生抱经老岩阿,吁嗟如此苍生何!

诗中说先生“晚年说诗”一段,可与《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论《诗经》一大段参看。《全椒志》卷十二说先生有《诗说》七卷。但现在不传了。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的五条《诗说》:

(1)《汉广》(《南有乔木》):“为祀汉江神女之词。”(金和《儒林外史跋》)

(2)《凯风》:“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了,那有想嫁之理?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子所以自认不是。”(《外史》)

(3)《女曰鸡鸣》:“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外史》)

(4)《溱洧》:“也只是夫妇同游。”(《外史》)

(5)《爰采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金和《跋》)

程晋芳说:

〔先生〕与余族绵庄(程廷祚)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 ,曰,“此人生立命处也。”

程廷祚与吴敬梓都是乾嘉经学的先锋。

乾隆十六,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五十一岁。

是年乾隆帝南巡,先生之子吴烺迎銮,召试奏赋,赐举人,授内阁中书。烺习算学,师事刘湘 。后来吴烺做到宁夏府同知,署过一回知府,因病告归。他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乾隆戊子刊成,沈大成作序,序文引见《畴人传》。此外还有《勾股算法》,《五音反切图说》,《杉亭诗文集》,《词集》。我所见的《春华小草》一卷,《靓妆词钞》一卷,是他少年时代的诗词。

是年程廷祚六十一岁,被举“经明行修”,入京,复报罢(程晋芳《绵庄先生墓志》)。

是年严长明二十一岁。严是江宁人,少年有才名,先生很称许他(程晋芳《严东有诗序》)。严长明的诗集久不传,近年(一九一一)叶德辉刻出他的诗集十卷,其中《归求草堂诗集》六卷,是编年的。辛未年有“吴丈敏轩招集文木山房,分咏《南史》《隐逸传》,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赋一首”二篇,又有“过顾氏息庐,和敏轩丈韵”一篇。壬申年有“晤程二鱼门,有赠”一首,起句云,“昨年倾盖阜陵吴(自注,敏轩丈),道汝声名似‘顾’‘厨’。”据此,先生识严长明,始于辛未。

乾隆十七,壬申(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二岁。

程晋芳到南京乡试,先生同严长明去访他。严爱程诗,为他作骈体序,千余言。程自叙,“风晨雨夕,余三人往来最密也。”(程《严东有诗序》)严赠程诗,有“意气直凌沧海日,须眉如对列仙图”之句;程有《寄怀严东有》诗,有“今年游江南,快意觏才子”之句。程晋芳《寄怀严东有》诗共三首,第二首专说吴敬梓:

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 。频蜡雨中屐,晨夕追良朋,孤棹驶烟水,杂花拗芬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灯青。(《勉行堂诗集》五)

此诗可考见先生当时的生活情形。

程晋芳是年又有“闻滁州冯粹中 没于京师,诗以哭之,并告诸友,谋归其丧”二诗。滁州冯粹中即是《儒林外史》中的处州马纯上。程诗第一首有云:

海上松期方本幻 (原注,“冯曾遇假仙于浙水”),冢中文字焰犹腾。

此可证《外史》第十五回马二先生遇洪憨仙的事。程诗第二首有“泾流渭水浊兼清”之语,又有“侠魄”之称,可以考见冯粹中虽只是一个八股选家,确是浊中有清,确有一点侠气,可以使程晋芳,吴敬梓一班名士恭敬他。吴敬梓虽痛恨八股文家,但他对于马二先生,刻画尽管尽致,却始终是褒词多于贬词。这也可见冯粹中的人格,又可见吴敬梓的公允了(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七也有《哭冯粹中》一诗)。

乾隆十九,甲戌(一七五四),先生五十四岁。

是年先生在扬州,遇程晋芳。程家本很富,那几年盐务大亏耗,晋芳又不能治生产,家遂贫(参看袁枚作的《墓志》)。晋芳自叙此会,说:

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

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

据此,是先生死于十月十四日 。但金兆燕是当日亲见先生死的人,他说是“孟冬晦前夕 ”,是十月二十九日 。我们似当信金说。

程晋芳记云:

先数日,裒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内阁中书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毂原适客扬,告转运使卢公,殓而归其殡于江宁。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儒林外史评》引)有“书吴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序云:

慕文木名数年不得见。乾隆甲戌,始相见于扬州馆驿前舟中。其夕即无疾而终 。

那时金兆燕在扬州,和先生往来最密,并且亲见先生临死的情形。他有《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长诗一篇,我们全抄于此:

寒霜栖城闉,白日照江湄。送君登孤舟,千载从此辞。布帆乘风张,一覕惊骠驰。三号不可见,我行将安之?自我来芜城,旅舍恒苦饥。客中遇所亲,欢若龙躨跜。我居徐宁门,君邻后土祠。昕夕相过从,风雨无愆期。峨峨琼花台,郁郁冬青枝。与君攀寒条,泪下如连丝。愤来揎短袂,作达靡不为:金屋戏新妇(吴一山纳妾,招同饮),碧观寻髠缁(石庄上人寓碧天观,屡同访之);饱啖“肉笑靥”,酣引“玉练槌”;柜坊与茶阁,到处随狂嬉。蔌蔌贾人子,广厦拥厚赀。牢盆牟国利,质库朘民脂;高楼明月中,笙歌如沸糜。谁识王明歇,斋钟愧阇黎?嗟哉末俗颓,满眼魍魉魑。执手渺万里,对面森九嶷。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颠倒肆诋欺!先生豁达人, 糟而啜醨。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安所庸芥 ,且可食蛤蜊。逝将买扁舟,卒岁归茅茨。梅花映南荣,曝背乐无涯。小子闻斯言,背面挥涕洟。未见理归装,已愁临路歧。谁知近死别,乃与悲生离。孟冬晦前夕,寒风入我帷。独客卧禅关,昏灯对牟尼。忽闻叩门声,奔驰且惊疑 。中衢积寒冰,怒芒明参旗。踉跄至君前,瞪目无一词。左右为余言,顷刻事太奇:今晨饱朝餐,雄谈尽解颐;乘暮谒客归,呼尊釂一卮;薄醉遂高眠,自解衫与綦。安枕未终食,痰壅如流澌;圭七不及投,撒手在片时 。幼子哭床头,痛若遭鞭笞。作书与两兄,血泪纷淋漓。仲兄其速来,待汝视楄杝。伯兄闻赴奔,何日发京师?擗踊如坏墙,见者为酸嘶。燕也骨肉亲,能不摧肝脾!忆昔丸髻年,残烛同裁诗。每言雏凤声,定不侪伏雌。岁月何飘忽,逝景不可追。蹭蹬一无成,干时钝如锤。负米无长策,高堂艰晨炊。四海诚茫茫,举足皆隇 。奔走困饥寒,惭彼壹宿 。羡君解弢衮,万事掷若遗。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江山孙伯符,风月郗僧施。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一笑看凌云,横江天四垂。

三 后 记

先生有子三人(金《诗》,又程《传》),长即吴烺,余二子不可考。

先生所著的书,《全椒志》载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儒林外史》五十卷。

金和跋《儒林外史》,说:

《诗说》七卷。诗文集及《诗说》俱未付梓(余家旧藏钞本,乱后遗失)。是书(《儒林外史》)为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行。自后刻本非一。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本五十五卷。于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宜删之。

金和的话也有小错。(1)诗文集有两本 :先生四十岁左右曾刻过一本,凡赋一卷,诗二卷,词一卷,共四卷;后附吴烺诗词各一卷。此本无先生四十岁以后的诗词。此外尚有一种全集,即《全椒志》所记之十二卷本 。王又曾《书文木山房诗集后》十首之一云:

古风慷慨迈唐音,字字卢仝《月食》心。但诋父师专制举,此言便合铸黄金。

原注云:

“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 !”诗中句也。

这两句极有关系的诗,我的一部《文木山房集》里竟没有。可见此本不曾收先生晚年的诗。(2)无论诗文集四卷或十二卷,这都是偶数,金和“先生著书皆奇数”的通则,已不能成立了。况且《儒林外史》原本止有五十卷,程晋芳和《全椒志》都是如此说的。同治年间的六十回本固是后人增加的;五十六回本的末一回,确如金和所说,是后人增加的;余下的五十五回之中,大概还有后人增加的五回 。

金和说,《儒林外史》是金兆燕做扬州府教授时刻板印行的。金兆燕于乾隆三十三年做扬州府教授,直做到乾隆四十四年(一七六八——一七七九)。这部书当是这十年内刻的,是为初刻本。初刻本和原稿本有什么异同,初刻本是否五十回,这两个问题我们都不能解决了。现存的最古本是嘉庆丙子(一八一六)的五十六回本(就是汪原放君这一次标点的底本)。到了七十年后,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的补本出现,方添了四回,叙沈琼枝的事,共六十回。

《诗说》七卷,大概先生死时尚无刻本,故王又曾诗有“《诗说》纷纷妙注笺,好凭枣木急流传”的话。不知后来有无刻本。

关于《儒林外史》的书,有下列的各种:

(1)《儒林外史评》二卷。此书是天目山樵的评语和当涂黄小田的评语合刻的;有光绪乙酉(一八八五)刻书者当涂黄安谨的序。

(2)《儒林外史评语》。南汇张文虎啸山著。未见。朱记荣《行素堂目睹书录》丙四十二载有此书。

本篇的参考书举要:

(1)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四卷,附吴烺诗词各一卷。有上海唐时琳,会昌吴湘皋,上元程廷祚,仪征方嶟,江宁黄河,江都李本宣,山阴沈宗淳的七篇序。以方,黄二序考之,是书大概刻于乾隆五年左右。

(2)程晋芳,《勉行堂全集》,诗二十四卷,文六卷。嘉庆戊寅(一八一八)刻。

(3)严长明,《严东有诗集》十卷。宣统辛亥(一九一一)长沙叶德辉刻。

(4)金兆燕,《国子先生全集》,古文十卷,骈文八卷,诗钞十八卷,词钞七卷。道光丙申(一八三六)刻。

(5)《全椒县志》十六卷。民国九年排印。

此外如《疑年录》四种,《明清进士题名录》等,不备举了。

十一,十一,三

《西游记》考证

民国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游记序》,当时搜集材料的时间甚少,故对于考证的方面很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一年之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闲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证,先在《读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当时又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删节去一部分。这回《西游记》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游记序》和《考证》合并起来,成为这一篇。

《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作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邱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前去,经过一万余里,走了四年,始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邱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二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

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完全无关,但与唐沙门慧立做的《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常州天宁寺有刻本)和玄奘自己著的《大唐西域记》(常州天宁寺有刻本)却有点小关系。玄奘是中国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二十六岁立志往印度去求经,途中经过了无数困难,出游十七年(六二八——六四五),经历五十多国,带回佛教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之后,他着手翻译,于十九年中(六四五——六六三),译成重要经论七十三部,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参看《改造》四卷一号梁任公先生的《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慧立为他做的传记,——大概是根据于玄奘自己的记载的——写玄奘的事迹最详细,为中国传记中第一部大书。传中记玄奘的家世和求经的动机如下:

玄奘,俗姓陈,缑氏人。兄弟四人,他第四。他的二哥先出家,教他诵习经业。他后来也得出家,与兄同居一寺。他游历各地,访求名师,讲论佛法,后入长安,住大觉寺。他“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 ”。

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后来途中有谢高昌王的启,中有云:

……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乖舛 ;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玄奘。……负笈从师,年将二纪,……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侘傺;望给园而翘足,想鹫岭而载怀,愿一拜临,启伸宿惑;虽知寸管不可窥天,小蠡难为酌海,但不能弃此微诚,是以束装取路。……

这个动机,不幸被做《西游记》的人完全埋没了。但传中说玄奘路上经过的种种艰难困苦,乃是《西游记》的种子。我们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于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 。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艰险,乃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启请,申其意志,愿乞众圣冥加,使往还无梗 。……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出〕玉门关,……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毼驼马之像,及旌旗槊毡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盥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

第一烽与第四烽的守者待他还好,放他过去。下文云: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饮食衣服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 。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唯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下文又云:

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下字作“取下来”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资,一朝斯罄 !……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于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能复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道心正法来耳。 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稣息,得少睡眠;……惊寤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彻。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稣息。……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

这种记叙,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状况,又符合宗教经验的心理,真是极有价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后,即到伊吾。高昌国王麹文泰闻知他来了,即遣使来迎接。玄奘到高昌后,国王款待极恭敬,坚留玄奘久住国中,受全国的供养,以终一身。玄奘坚不肯留,国王无法,只能用强力软禁住他;每日进食,国王亲自捧盘。

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法师恐其不实,要王指日为言。王曰,“若须尔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遂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 ……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中间为师营造行服。法师皆许,太妃甚欢,愿与师长为眷属,代代相度。于是方食。……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给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 。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 。

从此以后,玄奘便是“阔留学”了。这一段事,记高昌王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又为他通书于当时镇服西域的突厥叶护可汗,书中也称玄奘为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资格旅行各国。 这一点大可注意。《西游记》中的唐太宗与玄奘结拜为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资格西行,这一件事必是从高昌国这一段因缘脱胎出来的。

以上略述玄奘取经的故事的本身。这个故事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极伟大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的传播,和一切大故事的传播一样,渐渐的把详细节目都丢开了,都“神话化”过了。况且玄奘本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他的游记里有许多事实,如沙漠幻景及鬼火之类,虽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释,在他自己和别的信徒的眼里自然都是“灵异”,都是“神迹”。后来佛教徒与民间随时逐渐加添一点枝叶,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换平常的事实,这个取经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话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一段说: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饮食衣服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 。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

这一段话还合于宗教心理的经验;然而宋朝初年(西历九七八)辑成的《太平广记》,引《独异志》及《唐新语》,已把这一段故事神话化过了。《太平广记》九十二说:

沙门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误)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多〕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 ,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跡,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我们比较这两种纪载,可见取经故事“神话化”之速。《太平广记》同卷又说:

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

这正是《西游记》里玄奘说的“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话的来源了。这也可证取经故事的神话化。

欧阳修于役志》说: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扬州)。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圬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 。”叹息久之。

南唐建国离开玄奘死时不过二百多年,这个故事已成为画壁的材料了。我们虽不知此画的故事是不是神话化了的,但这种记载已可以证明那个故事的流传之远。

民国四年,罗振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在日本三浦将军处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影印行世。此书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个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为宋临安府的街名,乃倡优剧场的所在(参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为南宋“说话”的一种。书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题目,颇似后世小说的回目。书中有诗有话,故名“诗话”。今抄十七章的目录如下:

□(原文此处为“□”,下同)□□□第一。(全阙)

行程遇猴行者处 第二。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 第五。

过长坑大蛇岭处 第六。

入九龙池处 第七。

“遇深沙神 ”第八。(题阙)

入鬼子母国处 第九。

经过女人国处 第十。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入沉香国处第十二。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

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天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转至香林寺受《心经》第十六。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

我们看这个目录,可以知道在南宋时 ,民间已有一种《唐三藏取经》的小说,完全是神话的 ,完全脱离玄奘取经的真故事了。这部书确是《西游记》的祖宗 。内中有三点,尤可特别注意:

(1)猴行者的加入。

(2)深沙神为沙和尚的影子。

(3)途中的妖魔灾难。

先说猴行者 。《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驾弟子了 。第二节说:

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 ,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 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 。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 。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 。”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当时有玄奘“生前两回取经,中路遭难”的神话。(2)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后来小说有的,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4)“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一句,初读似不通,其实是很重要的;此句当解作“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 (说详下章)。

第三章说猴行者曾“九度见黄河清 ”。第十一章里,他自己说:

我八百岁时到此中 (西王母池)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 。

法师曰:

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

猴行者曰:

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个,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 。

这一段自然是《西游记》里偷吃蟠桃的故事的来源,但又可见南宋“说话”的人把猴行者写的颇知畏惧,而唐僧却不大老实!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终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来了。

说由未了,攧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师曰,“可去寻取来吃。”猴行者即将金镮杖向盘石上敲三下,乃见一个孩儿,面带青色,爪似鹰鹯,开口露牙,向池中出 。行者问,“汝年几多?”孩曰,“三千岁。”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见一孩儿,面如满月,身挂绣缨 。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岁。”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数下,偶然一孩儿出来 。问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心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枚乳枣,当时吞入口中 。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 。

这时候,偷蟠桃和偷人参果 还是一件事。后来《西游记》从此化出,分作两件故事。

上段所说“金镮杖”,乃是第三章里大梵天王所赐。行者把唐僧带上大梵天王宫中赴斋,天王及五百罗汉请唐僧讲《法华经》,他“一气讲完,如瓶注水”。大梵天王因赐与猴行者“隐形帽一事,金镮锡杖一条,钵盂一只 ,三件齐全”。这三件法宝,也被《西游记》里分作几段了(《诗话》称天王为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这是“托塔天王”的本名,梵文为Vai'sravana,可证此书近古)。

《诗话》第八章,不幸缺了两页,但此章记玄奘遇深沙神的事,确是后来沙僧的根本。此章大意说玄奘前身两世取经,中途都被深沙神吃了 。他对唐僧说:“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 。”和尚说:“你最无知。此回若不改过,教你一门灭绝。”深沙合掌谢恩:“伏蒙慈照!”深沙当时哮吼,化了一道金桥;深沙神身长三丈,将两手托定,师行七人便从金桥上过,过了深沙 。深沙诗曰:

一堕深沙五百春,浑家眷属受灾殃。金桥手托从师过,乞荐幽神化却身。

法师诗曰:

两度曾经汝吃来,更将枯骨问无才。而今赦法残生去,东土专心次第排。

猴行者诗曰:

谢汝回心意不偏,金桥银线步平安。回归东土修功德,荐拔深沙向佛前。

《西游记》第八回说沙和尚在流沙河 做妖怪时,“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 。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 ,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 。”这正是从深沙神一段变出来的。第二十二回,木吒把沙和尚项下挂的骷髅,用索子结作九宫,化成法船,果然稳似轻舟,浪静风平,渡过流沙河。那也是从《诗话》里的金桥银线演化出来的。不过在南宋时,深沙的神还不曾变成三弟子之一。猪八戒此时连影子都没有呢 。

次说《诗话》中叙玄奘路上经过许多灾难,虽没有“八十一难”之多,却是“八十一难”的缩影。第四章猴行者说:

我师莫讶西路寂寥,此中别是一天。前去路途尽是虎狼蛇兔之处。逢人不语,万种恓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

全书写这些灾难,写的实在幼稚,全没有文学的技术。如写蛇子国:

大蛇小蛇,交杂无数,攘乱纷纷。大蛇头高丈余,小蛇头高八尺,怒眼如灯,张牙如剑。

如写狮子林:

只见麒麟迅速,狮子峥嵘,摆尾摇头,出林迎接,口衔香花,皆来供养。

这种浅薄的叙述可以使我们格外赏叹明清两朝小说技术的惊人的进步。

我们选录《诗话》中比较有趣味的一段——火类坳头的白虎精:

……只见岭后云愁雾惨,雨细交霏。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褶,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莲,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见,高声便喝:“想汝是火类坳头白虎精,必定是也!”妇人闻语,张口大叫一声,忽然面皮裂皱,露爪张牙,摆尾摇头,身长丈五。定醒之中,满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将金镮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 ,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当时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敌,被猴行者战退。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 。”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教虎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 。”再令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 ,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白虎精闻语,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 ;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浑门大杀,虎精大小粉骨尘碎,绝灭除踪。

《西游记》里的孙行者最爱被人吃下肚里去,这是他的拿手戏,大概火类坳头的一个暗示,后来也会用分身法,越变越奇妙有趣味了 。我们试看孙行者在狮驼山被老魔吞下肚去,在无底洞又被女妖吞下去;他又住过铁扇公主的肚里,又住过黄眉大王的肚里,又住过七绝山稀柿衕的红鳞大蟒的肚里。巧妙虽各有不同,渊源似乎是一样的。

以上略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大概。这一本小册子的出现,使我们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使我们明白《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这真是可宝贵的文学史料了。

说到这里,我要退回去,追叙取经故事里这个猴王的来历。何以南宋时代的玄奘神话里忽然插入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猴行者?这个猴子是国货呢?还是进口货呢?

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枚祗”和“无支祁”。《定心》一出说孙行者“是骊山老母亲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国》一出说:

似摩腾伽把阿难摄在瑶山上,若鬼子母将如来围定在灵山上,巫枝祁把张僧拿在龟山上 。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真僧,如今佳人个个要寻和尚。

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巫枝祁故事的影响。我依周先生的指点,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下,引《古岳渎经》第八卷云: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因鸿濛氏,章商氏,兜卢氏,犂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 ,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 ,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 。……颈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这个无支祁是一个“形若猿猴”的淮水神,《词源》引《太平寰宇记》,说略同。周先生又指出朱熹楚辞辨证》《天问》篇下有一条云:

此间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 ,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

据此,可见宋代民间又有“僧伽降无之祈”的传说。僧伽为唐代名僧,死于中宗景龙四年(七一〇)。他住泗州最久,淮泗一带产生许多关于他的神话(《宋高僧传》十八,《神僧传》七)。降无之祈大概也是淮泗流域的僧伽神话之一,到南宋时还流行民间。

但上文引曲词里的无支祁,明是一个女妖怪 ,他有“把张僧拿在龟山上”的神话。龟山即是无支祁被锁的所在,大概这个无支祁,无论是古的今的,男性女性,始终不曾脱离淮泗流域 。这是可注意的第一点,因为《西游记》小说的著者吴承恩 (见下章)是淮安人 。第二,《宋高僧传》十八说,唐中宗问万回师,“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 。”《僧伽传》说他有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木叉多显灵异,唐僖宗时,赐谥曰真相大师,塑像侍立于僧伽之左,若配飨焉。传末又说“慧俨侍十一面观音菩萨傍 ”。这也是可注意的一点,因为在《西游记》里,慧岸和木叉已并作一人,成为观音菩萨的大弟子了 。第三,无支祁被禹锁在龟山足下,后来出来作怪,又有被僧伽(观音菩萨化身)降伏的传说 ;这一层和《取经诗话》的猴王,和《西游记》的猴王,都有点相像。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祈的神话里得着一点暗示,也未可知 。这也是可注意的一点。

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里演化出来的 。但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 。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Baror A. von Stae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摩传》(Rāmā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ā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拉摩传》大约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纪的是阿约爹国王大刹拉达的长子,生有圣德和神力;娶了一个美人西妲为妻。大刹拉达的次妻听信了谗言,离间拉摩父子间的爱情,把拉摩驱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摩在客中,遇着女妖苏白;苏白爱上了拉摩,而拉摩不睬他。这一场爱情的风波,引起了一场大斗争。苏白大败之后,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凡纳,把西妲的美貌说给他听,拉凡纳果然动心,驾了云车,用计赚开拉摩,把西妲劫到楞伽去。

拉摩失了他的妻子,决计报仇,遂求救于猴子国王 苏格利法。猴子国有一个大将,名叫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有绝大神通,能在空中飞行,他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楞伽)。他能把希玛拉耶山拔起背着走 。他的身体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脸放金光,尾长无比。他替拉摩出力,飞到楞伽,寻着西妲,替他们传达信物。他往来空中,侦探敌军的消息。

有一次,哈奴曼飞向楞伽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 (Surasa)一口吞下去了 。哈奴曼在这个老魔的肚子里,心生一计,把身子变的非常之高大 ;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变大,后来越变越大,那妖怪的嘴张开竟有好几百里阔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变的极大时,忽然把自己身子缩成拇指一般小,从肚里跳上来,不从嘴里出去,却从老魔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 。

又有一次,哈奴曼飞到希玛拉耶山(刚大马达山)中去访寻仙草,遇着一个假装隐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纳的叔父受了密计来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杀了池子里的一条鳄鱼,从那鳄鱼肚里走出一个受谪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备喀拉的诡计,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着一条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体从希玛拉耶山一直摔到锡兰岛 ,不偏不正,刚刚摔死在他的侄儿拉凡纳的宝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纳决斗,被拉凡纳们用计把油涂在他的猴尾巴上,点起火来,那其长无比的尾巴就烧起来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他们不但没有烧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杀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敌人的都城楞伽烧完了 。

我们举这几条,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但不能多举例了。哈奴曼保护拉摩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敌人,夺回西妲,陪他们凯旋,回到阿约爹国。拉摩凯旋之后,感谢哈奴曼之功,赐他长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

陶生(John Dowson)在他的《印度古学词典》里(页一一六)说:“哈奴曼的神通事蹟,印度人从少至老都爱说爱听的。关于他的绘画,到处都有。”除了《拉摩传》之外,当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之间(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奴曼传奇》 (Hanuman Nataka)出现,是一部专记哈奴曼奇跡的戏剧,风行民间。中国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 。除上引许多奇跡外,还有两点可注意。第一,《取经诗话》里说,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国。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与哈奴曼的身分也很相近。第二,《拉摩传》里说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他是一个文法大家 ;“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 。”《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乃是一个白衣秀才,也许是这位文法大家堕落的变相呢!

现在我可以继续叙述宋以后取经故事的演化史了。

金代的院本里有《唐三藏》之目,但不传于后。元代的杂剧里有吴昌龄做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亦名《西游记》。此书见于《也是园书目》,云四卷;曹寅的《楝亭书目》(京师图书馆钞本)作六卷。这六卷的《西游记》当乾隆末年《纳书楹曲谱》编纂时还存在,现在不知尚有传本否。《纳书楹曲谱》中选有下列各种关于《西游记》的戏曲:

《唐三藏》 一出:《回回》。(《续集》二)

《西游记》 六出:《撇子》,《认子》,《胖姑》,《伏虎》,《女还》,《借扇》。(《续集》三)

又《西游记》 四出:《饯行》,《定心》,《揭钵》,《女国》。(《补遗》)

《俗西游记》 一出:《思春》。

我们看这些有曲无白的词曲,实在不容易想像当日的原本是什么样子了。《唐三藏》一出,当是元人的作品。但我们在这一出里,只看见一个西夏国的回回皈依顶礼,不能推想全书的内容。只有末段临行时的曲词说

俺只见黑洞洞征云起,更那堪昏惨惨雾了天日!愿恁个大唐师父取经回,再没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

从末句里可以推想全书中定有“外道邪魔”的神话分子了。

吴昌龄的六本《西游记》不知是《纳书楹》里选的这部《唐三藏》,还是那部《西游记》。我个人推想,《唐三藏》是元初的作品,而吴昌龄的《西游记》却是元末的作品,大概即是《纳书楹》里选有十出的那部《西游记》 。我的理由有几层:

(1)这部《西游记》曲的内容很和《西游记》小说相接近 。焦循剧说》卷四说:

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 。

小异就是无大异 。今看《西游记》曲中,《撇子》一折写殷夫人把儿子抛入江中,《认子》一折写玄奘到江州衙内认母,《饯行》一折写玄奘出发,《定心》一折写紧箍咒收伏心猿,《伏虎》,《女还》二折写行者收妖救刘大姐,《女国》一折写女国王要嫁玄奘,《借扇》一折写火焰山借扇:都是和《西游记》小说很接近的 。《揭钵》一折虽是演义所无,但周豫才先生说“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生”,是很不错的。十折之中,只有《胖姑》一折没有根据。但我们很可以假定这十折都是焦循说的那部“与《西游记》小说小异”的吴昌龄《西游记》了。

(2)吴昌龄的《西游记》曲,颇有文学的荣誉。《虎口余生》(《铁冠图》)的作者曹寅曾说:

吾作曲多效昌龄,比于临川之学董解元也 。(见焦循《剧说》四)

我们看《纳书楹》所引十折,确然都很有文学的价值。最妙的是《胖姑》一折,全折曲词虽是从元人睢景臣的《汉高祖还乡》 (看《读书杂志》第四期末栏)脱化出来的,但命意措词都可算是青胜于蓝。此折大概是借一个乡下胖姑娘的口气描写唐三藏在一个国里受参拜顶礼临行时的热闹状况 。中说:

(《一緺儿麻》)不是俺胖姑儿心精细,则见那官人们簇拥着一个大擂槌。那擂槌上天生有眼共眉。我则道,匏子头,葫芦蒂;这个人儿也忒煞跷蹊!恰便似不敢道的东西,枉被那旁人笑耻 。

…………

(《新水令》)则见那官人们腰屈共头低,吃得个醉醺醺脑门着地;咿咿呜,吹竹管;扑冬冬,打着牛皮。见几个回回,笑他一会,闹一会 。

…………

(《川拨棹》)好教我便笑微微,一个汉,木雕成两个腿;见几个武职他舞着面旌旗,忽剌剌口里不知他说个甚的,妆着一个鬼:——人多,我也看不仔细 。

…………

这种好文字,怪不得曹楝亭那样佩服了。这也是我认这部曲为吴昌龄原作的一个重要理由。

如果我的猜想不错,如果《纳书楹》里保存的《西游记》残本真是吴昌龄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说,元代已有一个很丰富的《西游记》故事了 。但这个故事在戏曲里虽然已很发达,有六本之多,为元剧中最长的戏 (《西厢记》只有五本)。然而这个故事还不曾有相当的散文的写定,还不曾成为《西游记》小说 。当时若有散文《西游记》,大概也不过是在《取经诗话》与今本《西游记》之间的一种平凡的“话本”。

钱曾《也是园书目》记元明无名氏的戏曲中,有《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一本,这也是猴行者故事的一部分。大概此类的故事,当日还不曾有大规模的定本,故编戏的人可以运用想像力,敷演民间传说,造为种种戏曲。那六本的《西游记》已可算是一度大结集了。最后的大结集还须等待一百多年后的另一位姓吴的作者 。

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 。《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滥,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的,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原文此处为“□”)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

〔同治《山阳县志》十二,《人物》二〕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工书。嘉靖中岁贡生(查选举志亦不载何年),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

〔又十八,《艺文》〕吴承恩:《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光绪《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一,又卅八,《艺文》,所载与上文悉同。又《山阳志》五,《职官》一,“明太守”条下云:“黄国华,隆庆二年任。陈文烛字玉叔,沔阳人,进士,隆庆初任。邵元哲,万历初任。”

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云:

旧志称吴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今不知“杂记”为何书。惟《淮贤文目》载先生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皆乐道之 。……按射阳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此条今通行本《茶余客话》不载)

周先生考出《茶余客话》此条系根据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四的,原文是:

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 。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也误认邱长春的《西游记》了。邱长春的《西游记》,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和此书绝无关系。阮葵生虽根据吴说,但已不信长春真人的话;大概乾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故此说已不攻自破了。

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四还有许多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今录于下:

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荐绅台阁诸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曰《射阳存稿》(又有《续稿》一卷)。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其略云:“陈子守淮安时 ,长兴徐子与过淮。往汝忠丞长兴,与子与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 。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徐先生与予深韪其言 。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沈辞渊深,浮藻云骏,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其推许之者,可谓至极。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书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

据此,是隆庆初 (约一五七〇)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还不曾死 。以此推之,可得他的年代:

嘉靖中(约一五五〇),岁贡生。

嘉靖末(约一五六〇),任长兴县丞。

隆庆初(约一五七〇),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与往来酬应,酒酣论文。

万历初(约一五八〇),吴承恩死。

他大概生于正德之末 (约一五二〇),死于万历之初。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一六二六,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 。

最可惜的是我们至今还不曾寻到吴承恩的《射阳存稿》,也不曾见着吴玉搢的《山阳耆旧集》。幸得《山阳志遗》里录有吴承恩的诗十一首,我们转载几首在这里:

平 河 桥

短篷倦向河桥泊,独对青旗枕臂眠。日落牛蓑归牧笛,潮来鱼米集商船。绕篱野菜平临水,隔岸村炊互起烟。会向此中谋二顷,间搘藜杖听鸣蝉。

堤  上

平湖渺渺漾天光,泻入溪桥喷玉凉。一片蝉声万杨柳,荷花香里据胡床。

对月感秋,四之一

湘波卷桃笙,齐纨扇方歇。秋来本无形,潜报梧桐叶。啼蛩代鸣蝉,其声亦何切!繁霜结珠露,忽已如初雪。六龙驱日车,羲和不留辙。群生总如梦,独尔惊豪杰。大笑仰青天,停杯问明月。

二郎搜山图歌

李在惟闻画山水(李在,明宣德时画家),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攫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江翻海揽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禽毒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骤!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无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麐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 ?

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西游记》的中心故事虽然是玄奘的取经,但是著者的想像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采取了金元戏剧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像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话来!这部书的结构,在中国旧小说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 。他的结构共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齐天大圣的传(第一回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经的因缘与取经的人(第八回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的经历(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

我们现在分开来说:

第一部分乃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 。我在上文已略考这个猴王故事的来历。这个神猴的故事,虽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我们还可以说这七回的大部分是著者创造出来的 。须菩提祖师传法一段自然是从禅宗的六祖传法一个故事上脱化出来的。但著者写猴王大闹天宫的一长段,实在有点意思。玉帝把猴王请上天去,却只叫他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猴王气了,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玉帝调兵来征伐,又被猴王打败了;玉帝没法,只好又把他请上天去,封他“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 ”!后来天上的大臣又怕他太闲了,叫他去管蟠桃园。天上的贵族要开蟠桃胜会了,他们依着“上会的旧规”,自然不请这位前任弼马温 。不料这馋嘴的猴子一时高兴,把大会的仙品仙酒一齐偷吃了,搅乱了蟠桃大会,把一座庄严的天宫闹的不成样子,他却又跑下天称王去了!等到玉帝三次调兵遣将,好容易把他捉上天来,却又奈何他不得 ;太上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日,仍旧被他跑出来,“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敲,更无一人可敌,直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玉帝发了急,差人上西天去讨救 ,把如来佛请下来。如来到了,诘问猴王,猴王答道:

花果山中一老猿 ,……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有,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

他又说:

他(玉帝)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住在此。常言道,“交椅轮流坐,明年是我尊。”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乱,不得清平 !

前面写的都是政府激成革命的种种原因;这两段简直是革命的檄文了 !美猴王的天宫革命,虽然失败,究竟还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

我要请问一切读者: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的那样稀糟 ?

但是这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 。著者一定是一个满肚牢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故这七回虽是骂人,却不是板着面孔骂人。他骂了你,你还觉得这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 。正如英文的《阿梨思梦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虽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学,仍旧是一部极滑稽的童话小说(此书已由我的朋友赵元任先生译出,由商务出版)。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儿童文学,我很郑重的向他们推荐这七回天宫革命的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

第二部分(取经因缘与取经人物)有许多不合历史事实的地方。例如玄奘自请去取经,有诏不许;而《西游记》说唐太宗征求取经的人,玄奘愿往:这是一不合。又如玄奘本是缑氏人,父为士族,兄为名僧;他自身出家的事,本传纪叙甚详;而《西游记》说他的父亲是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但是状元的儿子,宰相的外孙如何忽然做了和尚呢?因此有殷小姐忍辱报仇的故事造出来(参看《太平广记》一二二陈义郎的故事),作为玄奘出家的理由。这是二不合。但这种变换,都是很在情理之中的。玄奘的家世与幼年事蹟实在太平常了,没有小说的兴趣 ,故有改变的必要。况且玄奘既被后人看作神人,他的父母也该高升了,故升作了状元与相府小姐。玄奘为经义难明,异说难定,故发愤要求得原文的经典:这种考据家的精神,是科学的精神,在我们眼里自然极可佩服;但这也没有通俗小说的资格 ,故也有改变的必要。于是有魏征斩龙与太宗游地府的故事。这一大段是许多小故事杂凑起来的 。研究起来,很有趣味。袁天罡的神算,自然是一个老故事(参看《太平广记》七六,又二二一)。秦叔宝,尉迟敬德做门神,大概也是唐人的故事。泾河龙王犯罪的故事,已见于唐人小说。《太平广记》四一八引《续玄怪录》,叙李靖代龙王行雨,误下了二十尺雨,致龙王母子都受天谴。这个故事是很古的。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也是很古的。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有一则(王静奄庵先生引《太平广记》所引)云: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蹔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 。”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乾象,不许哭泣 。须臾乃寤。及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 ,遂注蜀道一丞。

此事最有趣味,因为近年英国人斯坦因(Stein)在燉煌发见唐代的写本书籍中,有一种白话小说的残本,仅存中间一段云:

“判官懆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 。”“朕当识。”言讫,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维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是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判官闻言,惊忙起立。(下阙)(引见《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王静庵先生文中)

这个故事里已说判官姓崔名子玉。我们疑心那魏征斩龙及作介绍书与崔判官的故事也许在那损坏的部分里,可惜不传了。崔判官的故事到宋时已很风行,故宋仁宗嘉祐二年加崔府君封号诏有“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等语(引见《东方杂志》,卷页同上)。这个故事可算很古了。

如果上文引的《纳书楹曲谱》里的《西游记》是吴昌龄的原本,那么,殷小姐忍辱复仇,唐太宗征求取经人,等等故事由来已久,不是吴承恩新加入的了。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是《西游记》本身。这一部分有四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自然是玄奘本传里的记载,我们上文已引了最动人的几段。那些困难,本是事实,夹着一点宗教的心理作用。他们最能给小说家许多暗示 。沙漠上光线屈折所成的幻影渐渐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高昌国王渐渐的成了大唐皇帝了,高昌国的妃嫔也渐渐的成了托塔天王的假公主和天竺国的妖公主了。这种变化乃是一切大故事流传时的自然命运,逃不了的,何况这个故事本是一个宗教的故事呢?

第二个来源是南宋或元初的《唐三藏取经诗话》和金元戏剧里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这些故事的神话的性质,上文已说明了。依元代杂剧的体例看来,吴昌龄的《西游记》虽为元代最长的六本戏,六本至多也不过二十四折;加上楔子,也不过三十折。这里面决不能纪叙八十一难的经过 。故这个来源至多只能供给一小部分的材料。

第三个来源是最古的,是《华严经》的最后一大部分,名为《入法界品》的 (晋译第三十四品,唐译第三十九品)。这一品占《华严经》全书的四分之一,说的只是一个善财童子信心求法,勇猛精进,经历一百一十城,访问一百一十个善知识,毕竟得成正果。这一部《入法界品》便是《西游记》的影子,一百一十城的经过便是八十一难的影子。我们试看《入法界品》的布局:

(1)文殊师利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 ,有一国土名曰可乐,其国有山名为和合;于彼山中,有一比丘名功德云。汝诣彼问,云何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乃至云何具普贤行。”……

(2)功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南方 有国名曰海门,彼有比丘名曰海云。汝应诣彼问菩萨行。”……

(3)海云比丘告善财言,“善男子,汝诣南方 六十由旬,有一国土名曰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应往问彼云何菩萨修清净行。”……

(4)善住比丘言,“善男子,于此南方 ,有一国土名曰住林,彼有长者名曰解脱。汝诣彼问……”这样一个转一个的下去,直到一百一十个,直到弥勒佛,又得见文殊师利,遂成就无量大智光明,“不久当与一切佛等,一身充满一切世界。”这一个“信心求法,勇猛精进”的故事,一定给了《西游记》的著者无数的暗示。

第四个来源自然是著者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了。上面那三个来源都不能供给那八十一难的材料,至多也不过供给许多暗示,或供给一小部分的材料。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大部分是著者想像出来的 。想出这许多妖怪灾难,想出这一大堆神话,本来不算什么难事。但《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 。拉长了面孔,整日说正经话,那是圣人菩萨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等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 。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 。

我们可举几个例。如第三十二回平顶山猪八戒巡山的一段,便是一个好例:

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一块桌面大的四四方方青石头。呆子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看这呆子做甚勾当!”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做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什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说这话,一发说呆了 。我只说是石头山。他若问甚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什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多少远,只说入内有三层。他若再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

最滑稽的是朱紫国医病降妖一大段。孙行者揭了榜文,却去揣在猪八戒的怀里,引出一大段滑稽文字来。后来行者答应医病了,三藏喝道:

你跟我这几年,那会见你医好谁来?你连药性也不知,医书也未读,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

行者笑道:

师父,你原来不晓得,我有几个草头方儿,能治大病。管情医得他好便了。就是医死了,也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也不该死,你怕怎的 ?

下文诊脉用药的两段也都是很滑稽的。直到寻无根水做药引时,行者叫东海龙王敖广来“打两个喷嚏,吐些津液,与他吃药罢”。病医好了,在谢筵席上,八戒口快,说出“那药里有马……”行者接着遮掩过去,说药内有马兜铃。国王问众官马兜铃是何品味,能医何症。时有太医院官在傍道:

主公,

兜铃味苦寒无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气最能除血蛊,补虚宁嗽又宽中。

国王笑道:

用的当,用的当。猪长老再饮一杯 。

这都是随笔诙谐,很有意味。

我们在上文曾说大闹天宫是一种革命。后来第五十回里,孙行者被独角兕大王把金箍棒收去了,跑到天上,见玉帝。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

启上天尊。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遇一凶怪,把唐僧拿在洞里要吃。我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我疑是天上凶星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 ,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 !

这种奴隶的 口头套语,到了革命党的口里,便很滑稽了。所以殿门傍有葛仙翁打趣他道:

猴子,是何前倨后恭?

行者道:

不是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 。

这种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 。《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第一部分如此,第三部分也如此。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 。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 ,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

后 记 一

董先生供给我这些好材料,使我十分感谢。他所举的吴承恩遗诗,也都承他抄给我了。《淮安府志》里《堤上》一首,《明诗综》里《杨柳青》一首,皆与《山阳志遗》相重。今补录《田园即事》一首于下:

田 园 即 事

大溪小溪雨已过,前村后村花欲迷。老翁打鼓官社里,野客策杖官桥西。黄鹂紫燕声上下,短柳长桑光陆离。山城春酒绿如染,三百青钱谁为携 ?

后 记 二

这篇跋登出之后不多时,董先生又去检查康熙年间修的《汝宁府志》,他在卷八“官师(名宦)”里寻得这一条:

徐中行(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任)……丁巳(嘉靖三六,西一五五七)出守汀州,以外艰归。壬戌(嘉靖四一,西一五六二)起补汝宁。……官仅一载,竟中忌者之口,以京察左迁去。

这一条可以证明我上文的假设:徐中行丁忧回籍,果在嘉靖三九至四一年,大概我猜想吴承恩作县丞也在此时,是不错的了 。

现在可以修正我《考证》里拟的年表如下

嘉靖二三(一五四四),吴承恩岁贡。

  二九(一五五〇),徐中行进士。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一(一五六二),徐中行丁父忧在长兴。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五(?),吴承恩作长兴县丞。

隆庆初(约一五七〇),吴承恩在淮安,与陈文烛,徐中行往来酬应,酒酣论文。

万历六 (一五七八),徐中行死于江西布政任上。

  七 (一五七九),吴承恩作《瑞龙歌》。

约万历七八年(约一五八〇),吴承恩死;以他岁贡之年推之,他享寿当甚高,约七十多岁。生时当在弘治,正德之间(约一五〇五)。

这个表精密多了。我们不能不感谢董作宾先生的厚意和助力。

十二,三,九

《镜花缘》的引论

一 李汝珍

《镜花缘》刻本有海州许乔林石华的序,序中说“《镜花缘》一书,乃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数年之力成之。”其余各序及题词中,也都说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说李松石是谁的。前几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后来我依他的指示,寻得了《李氏音鉴》,在那部书的本文和序里,钩出了一些事蹟。

李汝珍,字松石,大兴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的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页三八九)有下列的小传:

李汝珍,(清)大兴人,字松石。通声韵之学,撰《李氏音鉴》,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征引浩繁,浅学者多为所震,然实未窥等韵门径。又有《镜花缘》,及李刻《受子谱》。

此传不知本于何书,但这种严酷的批评实在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关于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详见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云)到江苏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时歙县凌廷堪(生一七五七,死一八〇九)家在海州,李汝珍从他受业。论文之暇,兼及音韵(《音鉴》五,页十九)。那时凌廷堪年仅二十六岁;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他生年约当乾隆二十八年 (一七六三)。凌廷堪是《燕乐考原》的作者,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年(一七八二——一八〇五),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苏省内,或在淮北,或在淮南 (《音鉴》石文煃序)。他虽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学者的影响最大;他的韵学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这长期的居住南方。嘉庆十年石文煃序中说,“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但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他仍在东海(《音鉴》题词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凌廷堪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宁国府教授;六十年(一七九五)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音鉴》五,页十九)。他的朋友同他往来切磋的,有:

许乔林,字石华,海州人。

许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庆举人。于诸经皆有发明;通古音,兼精算学。著有《许氏说音》,《音鹄》,《宣夜通》,《味无味斋集》(《人名大辞典》页一〇三四)。许桂林是李汝珍的内弟(《音鉴》五,页十九)。徐铨,字藕船,顺天人。著有《音绳》(《音鉴》书目)。

徐鉴,字香垞,顺天人。著有《韵略补遗》(同上)。

吴振勃,字容如,海州人。

洪□(原文此处为“□”,下同)□,字静节。

这一班人都是精通韵学的人。《华严字母谱》列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三。李汝珍把声母四十二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十九个,而添上未备的及南音声母十个,共存三十三个声母 。他又把韵母十三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两个,而添上今音十一个,共存韵母二十二个 。他自己说,新添的十一个韵母之中,一个(麻韵)是凌廷堪添的,徐鉴与许桂林各添了两个,徐铨添了一个;他自己添的只有五个(《音鉴》五,页十九)。

嘉庆十年(一八〇五),《音鉴》成书(《音鉴》李汝璜序)。

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音鉴》付刻,是年刻成(吴振勷后序)。

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李汝珍在东海,与许桂林同读山阴俞杏林的《传声正宗》。俞氏书中附有《音鉴》题词四首。其第四首云:

松石全书绝等伦,月南后序更精醇。拊膺我媿无他技,开卷羞为识字人。

此可见《音鉴》出版不久,已受读者的推重。

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他把俞杏林的题词附刻在《音鉴》之后,并作一跋。自此年以后,他的事蹟便无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了。这三十五年中,他的踪跡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

《镜花缘》之著作,不知在于何年。孙吉昌的题词说:

……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陆离!……而乃不得意,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田,老大仍驱饥。可怜十数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惟孳孳。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 。……古今小说家,应无过于斯。……传钞纸已贵,今已付劂剞 ,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

从这上面,我们可得两点:

(1)《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时作的 。

(2)《镜花缘》刻成时,李汝珍还活着 。

最可惜的是此诗和许乔林的序都没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麦大鹏序,他说:

李子松石《镜花缘》一书,耳其尽善,三载于兹矣 。戊子(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清和,偶过张子燮亭书塾,得窥全豹 ,不胜舞蹈。复闻芥子园新雕告竣,遂购一函 ,如获异宝。……

麦氏在一八二九,已知道此书三年了;一八二八他所见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园新雕本;次年麦氏又托谢叶梅摹绘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绘像精雕本,为后来王韬序本的底本。我们暂时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园本为初刻本,而麦氏前三年闻名的《镜花缘》为钞本 。如此,我们可以说:

一八〇五,《音鉴》成书。

一八一〇,《音鉴》刻成。(以上均考见上文)

约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十数年之力”——为《镜花缘》著作的时期。

约一八二五,《镜花缘》成书。

一八二八,芥子园雕本《镜花缘》刻成。

一八二九,麦刻谢像本(广东本)付刻。

假定芥子园本即是孙吉昌题词里说的“今已付劂剞”之本,那么,李汝珍还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约在乾隆中叶 (约一七六三);他死时约当道光十年 (约一八三〇),已近七十岁了 。

二 李汝珍的音韵学

关于李汝珍的《音鉴》,我们不能详细讨论,只能提出一些和《镜花缘》有关系的事实。《镜花缘》第三十一回,唐敖等在歧舌国,费了多少工夫,才得着一纸字母,共三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只有第一个字是有字的,或用反切代字;其余只有二十一个白圈。只有“张”字一行之下是有字的。每行的第一个字代表声类 (Consonants),每行直下的二十二音代表韵部 (Vowels)。这三十三个声母,二十二个韵母,是李汝珍的《音鉴》的要点。《音鉴》里把三十三声母作成一首《行香子》词,如下:

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鸥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

这就是《镜花缘》里的

昌,茫,秧,“梯秧”,羌,商,枪,良,囊,杭,“批秧”,方,“低秧”,姜,“妙秧”,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兵秧”,帮,冈,臧,张,厢(次序两处一一相同)。

承钱玄同先生音注如下

春 彳,彳ㄨ(ch',ch'u)

满 ㄇ(m)

尧 一(齐),ㄩ(撮)(y,yü)

天 ㄊ一(t'i)

溪 ㄥ一,ㄑㄩ(ch'i,ch'ü)

水 ㄕ,ㄕㄨ(sh,shu)

清 ㄘ一,ㄘㄩ(ts'i,ts'ü)

涟 ㄌ一,ㄌㄇ(li, lü)

嫩 ㄋ,ㄋㄨ(n,u)

红 ㄏ,ㄏㄨ(h,hu)

飘 ㄆ一(p'i)

粉 ㄈ(f)

蝶 ㄉ一(ti)

惊 ㄐ一,ㄐㄩ(chi,chü)

眠 ㄇ一(mi)

松 ㄙ,ㄙㄨ(s,su)

峦 ㄌ,ㄌㄨ(l,lu)

空 ㄎ,ㄎㄨ(k',k'u)

翠 ㄘ,ㄘㄨ(ts',ts'u)

鸥 □(原文此处为“□”,下同)(开),ㄨ(合)(□,w)

鸟 ㄋ一,ㄋㄩ(ni,nü)

盘 ㄆ(p')

翾 ㄒ一,ㄒㄩ(hsi,hsü)

对 ㄉ,ㄉㄨ(t,tu)

酒 ㄗ一,ㄗㄩ(tsi,tsü)

陶 ㄊ,ㄊㄨ(t',t'u)

然 ㄖ,ㄖㄨ(j,ju)

便 ㄅ一(pi)

博 ㄅ(P)

个 ㄍ,ㄍㄨ(k,ku)

醉 ㄗ,ㄗㄨ(ts,tsu)

中 ㄓ,ㄓㄨ(ch,chu)

仙 ㄙ一,ㄙㄩ(si,sü)

他的二十二个韵母,和钱玄同先生的音注,如下:

  《镜花缘》《音鉴》钱玄同先生的音注

(1) 张   张  ㄤ,一ㄤ   ang,uang

(2) 真   真  ㄣ,一ㄣ   en,in

(3) 中   中  ㄨㄥ,ㄩㄥ  ung,iung

(4) 珠   珠  ㄨ,ㄩ    u,ü

(5) 招   招  ㄠ,一ㄠ   ao,iao

(6) 斋   斋  ㄞ,一ㄞ   ai,iai

(7) 知   知  一,ㄖ,ㄙ, i,ih,u

(8) 遮   遮  ㄝ,一ㄝ,ㄩㄝeh,ieh,üeh

(9)     真衫切 ㄢ    an

(10) 毡  毡         εn,εin

(11) 专  专         uœn,yœn

(12) 张鸥 周   ㄡ,一ㄡ  uo,iu

(13) 张妸 〇张歌切ㄛ,一ㄛ  o,io

(14) 张鸦 渣   ㄚ,一ㄚ  a,ia

(15) 珠逶 追   ㄨㄟ    uei

(16) 珠均 谆珠均切ㄨㄣ,ㄩㄣ uen,ün

(17) 张莺 征   ㄥ,一ㄥ  eng,ing

(18) 珠帆 〇珠鸾切ㄨㄢ    uan

(19) 珠窝 〇珠窝切ㄨㄛ,ㄩㄛ uo,üo

(20) 珠洼 挝   ㄨㄚ    ua

(21) 珠歪 〇珠歪切ㄨㄞ    uai

(22) 珠汪 庄   ㄨㄤ    uang

附注 :第十和第十一两韵,注音字母与罗马字皆不方便,故用语音学字母标之。εn略如上海读“安”之音;iεn略如长江流域中的官音读“烟”,不得读北京读“烟”之音。uœn,yœn二音当如苏州读“椀”,“远”之音,须作圆唇之势,方合。

在我们这个时候,有种种音标可用,有语音学可参考,所以我们回看李汝珍最得意的这点发明,自然觉得很不希奇了。但平心而论,他的音韵学却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生于清代音韵学最发达的时代;但当时的音韵学偏于考证古韵的沿革,而忽略了今音的分类 。北方的音韵学者,自从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来,中间如吕坤,刘继庄等,都是注重今音而不拘泥于古反切的。李汝珍虽颇受南方韵学家的影响,但他究竟还保存了北方音韵学的遗风,所以他的特别长处是(1)注重实用 ,(2)注重今音 ,(3)敢于变古 。他在“凡例”里说:“是编所撰字母,期于切音易得其响 ,故粗细各归一母。”他以实用为主,故“非,敷,奉”并入“粉”,只留f音,而大胆的删去了国音所无的V音;故“泥,娘”并入“鸟”,另分出一个“嫩”,两母都属n音,而那官音久不存在的ng与gn两音就被删去了。这种地方可以见他的眼光比近年制造注音字母的先生们还要高明一点。他分的韵母也有很可注意的。例如“麻”韵分为“遮”(eh),“鸦”(a,ia),“挝”(ua)三韵;而那个向来出名的“该死十三元”竟被他分入四韵。这都是他大胆的地方。

本来这些问题不应该在这篇里讨论;不过因为《人名大辞典》很武断的说李汝珍“实未窥等韵门径”,所以我在这里替他略说几句公道话。要知道实用的音韵学本和考古的音韵学不同道,谁也不必骂谁。考古派尽管研究古音之混合,而实用派自不能不特别今音的微细分别。许桂林作《音鉴后序》,曾说:

顾宁人言古无麻韵,半自歌戈韵误入,半自鱼模韵误入(适按,此说实不能成立;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汪荣宝先生所著长文,及钱玄同先生跋语)。然则必欲从古,并麻韵亦可废。若可随时变通,麻嗟何妨为二部乎 ?

这句话正可写出考古派与实用派的根本不同。李汝珍在《音鉴》卷四里曾论他的“著述本意”道:

苟方音之不侔 ,彼持彼音而以吾音为不侔,则不唾之者几希矣。岂直覆瓿而已哉?珍之所以著为此篇者,盖抒管见所及,浅显易晓,俾吾乡 初学有志于斯者,藉为入门之阶,故不避谫陋之诮。……至于韵学精微,前人成书具在,则非珍之所及矣。(四,页二六)

他是北京人,居南方,知道各地方音之不同,所以知道实用的音韵学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我们看他著述的本意只限于“吾乡”,可以想见他的慎重 。他在同篇又说:

或曰:子以南北方音,辨之详矣,所切之音亦可质之天下乎?

对曰:否,不然也。……天下方音之不同者众矣。珍北人也,于北音宜无不喻矣;所切之音似宜质于北矣。而犹曰未可,况质于天下乎 ?(四,页二五)

他对于音韵学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了呀!只此一点,已足以“前无古人”了 。

三 李汝珍的人品

我们现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样的一个人 。关于这一点,《音鉴》的几篇序很可以给我们许多材料。余集说:

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 。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

石文烓说:

松石先生忼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 。

这两个同时人的见证,都能写出《镜花缘》的作者的多才多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里说此书“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 ”。我们看了余集,石文烓的话,然后可以了解《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 。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 。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

关于时代的影响,我们在《镜花缘》里可以得着无数的证据 。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鸿雁来宾”一句应从郑玄注,《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车马衣轻裘”一句驳朱熹读衣字为去声之非,又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这都是汉学时代的自然出产品 。后来五十二回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参看钱静方《小说从考》卷上,页六八至七二):这种博览古书而不很能评判古书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别现象。

四 《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

现在我们要回到《镜花缘》的本身了。

《镜花缘》第四十九回,泣红亭的碑记之后,有泣红亭主人的总论一段,说: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 。……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 ?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全贞毕焉。

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我们要问,著者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究竟他所见的是什么 ?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

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 。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究《镜花缘》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 。这部《镜花缘》的结构,很有点像司威夫特(Swift)的《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像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最明显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国的一大段;这里凡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

(1)商业贸易的伦理问题(第十一回)。

(2)风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3)生子女后的庆贺筵宴。

(4)送子女入空门。

(5)争讼。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肴馔过多。

(8)三姑六婆。

(9)后母。

(10)妇女缠足。

(11)用算命为合婚。

(12)奢侈。

这十二项之中,虽然也有迂腐之谈,——如第一,第五,诸项——但有几条确然是很有见解的观察。内中最精采的是第十和第十一两条。第十条说:

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 ?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

第十一条说:

婚姻一事,关系男女终身,理宜慎重,岂可草草 ?既要联姻,如果品行纯正,年貌相当,门第相对,即属绝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 ?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牛为负重之兽,自然莫苦于此;岂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总之,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

这两项都是妇女问题的重要部分;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出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热心了。

大凡写一个社会问题,有抽象的写法,有具体的写法。抽象的写法,只是直截指出一种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济的方法。君子国里的谈话,便是这种写法,正如牧师讲道,又如教官讲《圣谕广训》,扯长了面孔讲道理,全没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对于女子问题,若单有君子国那样干燥枯寂的讨论,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了 。《镜花缘》里最精采的部分是女儿国一大段。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这个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 。在这国里,

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 。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说道:

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 。

多九公笑道:

唐兄,你是这等说 。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着好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 ,充作男人哩。

唐敖点头道:

九公此话不错。俗语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他们虽觉异样,无如他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 。

这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根本见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没有自然的根据,只不过是“自古如此”的“矫揉造作”,久久变成“自然”了 。

请看女儿国里的妇人:

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鬏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

这位络腮胡子的美人,望见了唐敖,多九公,大声喊道:

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以上写“矫揉造作”的一条原理,虽近于具体的写法,究竟还带一点抽象性质。第三十三回写林之洋选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于文学趣味的具体描写法。那天早晨,林之洋说道:

幸亏俺生中原。若生这里,也教俺缠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请君入瓮”!女儿国的国王看中了他,把他关在宫里,封他为王妃。

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搽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把床帐安了,请林之洋上坐。

这是“矫揉造作 ”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 :

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捻了几捻,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痛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捻了几捻,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痛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

第三步是缠足 :

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林之洋——同一切女儿一样——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罚了。一个保母走上来,跪下道:“王妃不遵约束,奉命打肉 。”

林之洋看了,原来是个长须妇人,手捧一块竹板,约有三寸宽,八尺长,不觉吃了一吓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一个个膀阔腰粗,走上前来,不由分说,轻轻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举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连声,痛不可忍。刚打五板,业已肉绽皮开,血溅茵褥。

“打肉”之后,

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

他——她——实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裹脚的白绫乱扯去了。这一回的惩罚是“王妃不遵约束,不肯缠足,即将其足倒挂梁上 。”

林之洋此时已将生死付之度外,即向众宫娥道:“你们快些动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于是随着众人摆布。

好一个反抗专制的革命党!然而——

谁知刚把两足用绳缠紧,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将足吊起,身子悬空;只觉眼中金星乱冒,满头昏晕,登时疼的冷汗直流,两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闭口合眼,只等早早气断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吊了片时,不但不死,并且越吊越觉明白,两足就如刀割针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关,左忍右忍,那里忍得住!不因不由杀猪一般喊叫起来,只求国王饶命 。保母随即启奏,放了下来。从此只得耐心忍痛,随着众人,不敢违拗 。众宫娥知他畏惧,到了缠足时,只图早见功效,好讨国王欢喜,更是不顾死活,用力狠缠。屡次要寻自尽,无奈众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两足甚觉瘦小 。

一个平常中国女儿十几年的苦痛,缩紧成几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林之洋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毕业之后,

到了吉期,众宫娥都绝早起来,替他开脸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双金莲虽觉微长,但缠的弯弯,下面衬了高底,穿着一双大红凤头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凤冠,浑身玉佩叮当,满面香气扑人;虽非国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 。

不多时,有几个宫人手执珠灯,走来跪下道:“吉时已到,请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国主散朝,以便行礼进宫。就请升舆。”林之洋听了,倒像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只觉耳中嘤的一声,早把魂灵吓的飞出去了。众宫娥不由分说,一齐搀扶下楼,上了凤舆,无数宫人簇拥来到正殿。国王业已散朝,里面灯烛辉煌,众宫人搀扶,林之洋颤颤巍巍,如鲜花一枝,走到国王面前,只得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 。

几十天的“矫揉造作”,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 !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

女儿国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会的,政治的意义 。请看唐敖说那处河道的情形:

以彼处形势而论,两边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浅,形像如盘,受水无多,以至为患。这总是水大之时,惟恐冲决漫溢,且顾目前之急,不是筑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并不预为设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势略大,又复培壅,以致年复一年,河身日见其高 。若以目前形状而论,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一经漫溢,以高临下,四处皆为受水之区,平地即成泽国。若要安稳,必须将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冲决,再加处处深挑,以盘形变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这里句句都含有双关的意义,都是暗指一个短见的社会或短见的国家,只会用“筑堤”,“培岸”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晓得一个“疏”字的根本救济法。李汝珍说的虽然很含蓄,但他有时也很明显:

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难道他们国中就未想到么?”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们,我唤了两个人役细细访问。此地向来铜铁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谋为不轨。国中所用,大约竹刀居多。惟富家间用银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

这不是明明的一个秦始皇的国家吗?他又怕我们轻轻放过这一点,所以又用诙谐的写法,叫人不容易忘记:

多九公道:“原来此地铜铁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处药店所挂招牌,俱写‘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药品,自应切片。怎么倒用牙咬?腌臢姑且不论,岂非舍易求难么?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听唐兄之言,无怪要用牙咬了 。……”

请问读者,如果著者没有政治的意义,他为什么要在女儿国里写这种压制的政策?女儿国的女子,把男子压伏了,把他们的脚缠小了,又恐怕他们造反,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谋为不轨”。这是何等明显的意义 !

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权伸张的一个乌托邦,那是无可疑的。但他又写出一个黑齿国,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发达的一个乌托邦了 。

黑齿国的人是很丑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加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觉无比。

然而黑齿国的教育制度,却与众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见一所“女学塾”。据那里的先生说:

至敝乡考试历来虽无女科,向有旧例,每到十余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俱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或封其父母,或荣及翁姑,乃吾乡胜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攻书,以备赴试 。

再听林之洋说:

俺因他们脸上比炭还黑,俺就带了脂粉上来。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觉丑陋,都不肯买,倒是要买书的甚多 。俺因女人不买脂粉,倒要买书,不知甚意;细细打听,才知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 。

他们风俗,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他配婚 。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 。

这是不是一个女学发达的乌托邦?李汝珍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乌托邦,所以特别描写两个黑齿国的女子,亭亭和红红,把天朝来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那女学堂的老先生,是个聋子,不曾听见他们的谈论,只当多九公怕热,拿出汗巾来替他揩汗,说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

后来,多九公们好容易逃出了这两个女学生的重围,唐敖说道:

小弟约九公上来,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去了。

这样恭维黑齿国的两个女子,只是著者要我们注意那个提倡女子教育的乌托邦 。

李汝珍又在一个很奇怪的背景里,提出一个很重大的妇女问题:他在两面国 的强盗山寨里,提出男女贞操的 “两面标准 ”(Double standard)的问题。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却另“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第二十五回)。他们见了穿绸衫的人,也会“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见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变了样子,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这就是一种“两面标准”。然而最惨酷的“两面标准”却在男女贞操问题的里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贞操,而自己却可以纳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礼法许可的,而妇人多夫却是绝大罪恶;妇人和别的男子有爱情,自己的丈夫若宽恕了他们,社会上便要给他“乌龟”的尊号;然而丈夫纳妾,妻子却“应该”宽恕不妒,妒是妇人的恶德,社会上便要给他“妒妇”,“母夜叉”等等尊号。这叫做“两面标准的贞操” 。在中国古史上,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谢安的夫人说的“周婆制礼”。和李汝珍同时的大学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妒非妇人恶德”。但三千年的议礼的大家,没有一个人能有李汝珍那样明白爽快的。《镜花缘》第五十一回里,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动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这位夫人把他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道:

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 ?你们作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你还只想置妾,那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 。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 。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故典,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读者应该记得,这一大段训词是对着那两面国的强盗说的 。在李汝珍的眼里,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强盗,都是两面国的强盗,都应该“碎尸万段”,都应该被他们的夫人“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点忠恕来” 。——什么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个单纯的贞操标准:男所不欲,勿施于女;所恶于妻,毋以取于夫:这叫做“忠恕之道” !

然而女学与女权,在我们这个“天朝上国”,实在不容易寻出历史制度上的根据。李汝珍不得已,只得从三千年的历史上挑出武则天的十五年(六九〇——七〇五)做他的历史背景。三千年的历史上,女后垂帘听政的确然不少,然而妇人不假借儿子的名义,独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吕后与武后两个人。吕后本是一个没有学识的妇人,他的政治也实在不足称道。武则天却不然;他是一个有文学天才并且有政治手腕的妇人,他的十几年的政治,虽然受了许多腐儒的诬谤,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他能提倡文学,他能提倡美术,他能赏识人才,他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他的冕旒之下。李汝珍抓住了这一个正式的女皇帝,大胆的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蔑武则天人格的谣言都扫的干干净净。《镜花缘》里,对于武则天,只有褒词,而无谤语:这是李汝珍的过人卓识 。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则天皇帝来替中国女子出气的。所以他在第四十回,极力描写他对于妇女的德政。他写的那十二条恩旨是:

(1)旌表贤孝的妇女。

(2)旌奖“悌”的妇女。

(3)旌表贞节。

(4)赏赐高寿的妇女。

(5)“太后因大内宫娥,抛离父母,长处深宫,最为凄凉,今命查明,凡入宫五年者,概行释放,听其父母自行择配 。嗣后采选释放,均以五年为期。其内外军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领回,为之婚配 。如无父母亲族,即令其主代为择配。”

(6)推广“养老”之法,“命天下郡县设造养媪院。凡妇人四旬以外,衣食无出,或残病衰颓,贫无所归者,准其报名入院,官为养赡,以终其身。”

(7)“太后因贫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贫不能育,或因疾病缠绵,医药无出,非弃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卖为女优,种种苦况,甚为可怜,今命郡县设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数岁者,无论疾病残废,如贫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养 。有愿领回抚养者,亦听其便。其堂内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给妆资,官为婚配 。”

(8)“太后因妇人一生衣食莫不倚于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无丈夫衣食可恃,形只影单,饥寒谁恤?今命查勘,凡嫠妇苦志守节,家道贫寒者,无论有无子女,按月酌给薪水之资,以养其身。”

(9)“太后因古礼女子二十而嫁,贫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议婚,甚至父母因无力妆奁,贪图微利,或售为侍妾,或卖为优娼,最为可悯,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实系贫寒无力,妆奁不能婚配者,酌给妆奁之资,即行婚配。”

(10)“太后因妇人所患各症,如经癸带下各疾,其症尚缓,至胎前产后,以及难产各症,不独刻不容缓,并且两命攸关,故孙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妇人为首,盖即《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之义,其事岂容忽略?无如贫寒之家,一经患此,既无延医之力,又乏买药之资,稍为耽延,遂至不救。妇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几。亟应广沛殊恩,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各按地界远近,设立女科 。并发御医所进经验各方,配合药料,按症施舍。”

(11)(略)

(12)(略)

这十二条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议。第十条特别注重女科的医药,尤其是向来所未有的特识。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则天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 。注意,我说的是选举制度 ,不单是一个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才子混入举子队里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识在于要求一种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用文学考取科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上官婉儿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并不是没有木兰和秦良玉,吕雉和武则天,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参政制度。一种女子选举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参政。所以李汝珍在黑齿国说的也是一种制度,在武则天治下说的也只是一种制度。这真是大胆而超卓的见解 。

他拟的女子选举制度,也有十二条,节抄于下:

(1)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

(2)县考取中,赐文学秀女匾额,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赐文学淑女匾额,准其部试。部试取中,赐文学才女匾额,准其殿试。殿试名列一等,赏女学士之职,二等赏女博士之职,三等赏女儒士之职,俱赴红文宴,准其年支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

(3)殿试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职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级。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无官职,赐五品服色荣身。二等者赐六品服色,三等者赐七品服色。余照一等之例,各为区别,女悉如之。

(5)试题,自郡县以至殿试,俱照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因为唐朝试用诗赋)。

(6)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试者,俱按程途远近,赐以路费。

但最重要的宣言,还在那十二条规例前面的谕旨:

大周金轮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 ?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蘋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辟门吁俊,桃李已属春官;《内则》遴才,科第尚遗闺秀。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 。昔《帝典》将坠,伏生之女传经,《汉书》未成,世叔之妻续史。讲艺则纱幮绫帐,博雅称名;吟诗则柳絮椒花,清新独步。群推翘秀,古今历重名媛。慎选贤能,闺阁宜彰旷典。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 。阴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征竞美。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从此珊瑚在网,文博士本出宫中。玉尺量才,女相如岂遗苑外?丕焕新猷,聿昭盛事。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前面说“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后面又说“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 (此是用陆象山的门人的话)。这是很明显的指出男女在天赋的本能上原没有什么不平等 。所以又说:“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 。”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 。

有人说,“这话未免太恭维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张开女科,也许是中了几千年科举的遗毒,也许仍是才子状元的鄙陋见解。不过把举人进士的名称改作淑女才女罢了。用科举虚荣心来鼓励女子,算不得解决妇女问题。”

这话固也有几分道理。但平心静气的读者,如果细读了黑齿国的两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并不单是科第,乃是学问。李汝珍也深知科举教育的流毒 ,所以他写淑士国(第二十三四回)极端崇拜科举,——“凡庶民素未考试的,谓之游民”——而结果弄的酸气遍于国中,酒保也带着儒巾,戴着眼镜,嘴里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认科举的教育究竟比全无教育好的多多 ,所以他说淑士国的人:

自幼莫不读书 。虽不能身穿蓝衫,名列胶庠,只要博得一领青衫,戴个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内。从此读书上进固妙,如或不能,或农或工,亦可各安事业了 。

人人“自幼莫不读书”,即是普及教育 !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

读书者甚多,书能变化气质;遵着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况且在李汝珍的眼里,科举不必限于诗赋,更不必限于八股。他在淑士国里曾指出:

试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 。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这岂是热中陋儒的见解!

况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选举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到女子参政 。关于女子教育一层,有黑齿国作例,不消说了。关于参政一层,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还不敢作彻底的主张,所以武则天皇帝的女科规例里,关于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虚荣与封赠,而不明言政权,至多只说“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才擢用”。内廷供奉究竟还只是文学侍从之官,不能算是彻底的女子参政。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李汝珍没有女子参政的意思在他的心里 。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他于一百个才女之中,特别提出阴若花、黎红红、卢亭亭、枝兰音四个女子;他在后半部里尤其处处优待阴若花,让他回女儿国做国王,其余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临行时亭亭的演说:

亭亭正色道:“……愚姊志岂在此?我之所以欢喜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 。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姊姊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日后史册流芳,岂非千秋佳话 !……”

这是不是女子参政 ?

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虚心的讨论,审慎的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也许我和今日的读者还可以看见这一日的实现 。

十二年,二月至五月,陆续草完

《水浒续集》两种序

这部《水浒续集》是合两种书做成的。一部是摘取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的第六十六回以后,是为《征四寇》。一部是清初陈忱做的《水浒后传》。我们的本意是要翻印《水浒后传》;但后传是接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做的,不能直接现行的七十回本。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先印行石碣发见以后的半部故事:这是《征四寇》翻印的第一个原因。《征四寇》一书,外间止有石印的劣本。这部书确是百十五回本的后半部;我们现在既知道百十五回本里不但保存了百回本里征辽和征方腊的两大部分,并且还保存了最古本里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两大部分,那么,这部《征四寇》确也有保存流通的价值了。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二个原因。百十五回(《英雄谱》)本的《水浒传》有许多地方用诗词或骈文来描写风景和军容,——例如此本第三十五回内写江上风景的《一萼红》(页四),和三十六回写淮西水军一段(页四),——都是今本《征四寇》所没有的。这种平话的套头还可以考见百十五回本之古,所以我们用百十五回本来校补《征四寇》,弄出这个比较完善的《征四寇》来。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三个原因。

但《征四寇》的部分,除了他的史料价值之外,却也有他自身的文学价值。我在《水浒传后考》里曾引了燕青辞主一段(《文存》三,页一七八),和宋江之死一段(《文存》三,页一六七)。现在我且引鲁智深圆寂一段:

却说鲁智深,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是夜智深忽听江潮声响,起来持了禅杖抢出来 。众僧惊问其故,智深曰,“洒家听得战鼓响,俺要出去厮杀 。”众僧笑曰,“师父错听了。此是钱塘江上潮信响。”智深便问,“怎的叫做潮信?”众僧推窗,指着潮头,对智深说曰,“这潮信日夜两番来。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子时潮来。因不失信,谓之潮信。”鲁智深看了,大悟曰,“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咐俺四句偈曰,‘逢夏而擒’,前日捉了夏侯成;‘遇腊而执’,俺生擒方腊;‘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俺想应了此言。”便问众,如何是圆寂。众僧曰,“佛门中圆寂便是死。”智深笑道,“既死是圆寂,洒家今当圆寂,与我烧桶汤来,洒家沐浴 。”众僧即去烧桶汤来。智深洗沐,换一身净衣,令军校去报宋江,“来看洒家。”又写了数句偈语,去法堂焚起真香,在禅椅上,左脚踏右脚,自然而化。

及宋江引众头领来看时,智深在禅椅上不动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信潮来,今日方知是我 。

这种写法,自不是俗手之笔。又在末回写宋徽宗在李师师家中饮酒,醉后入梦,梦游梁山泊一段:

上皇到忠义堂前下马。上皇坐定,见阶下拜伏者许多人。上皇犹豫不定。宋江向前垂泪启奏曰,“臣等不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自从陛下招安,南征北讨,兄弟十中损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来,陛下赐以药酒,与臣服讫。臣死无怨,但恐李逵知而怀恨,辄生异心,臣亦与药酒饮死。吴用,花荣亦忠义而皆来,在臣冢上俱各自缢身死。……申告陛下,始终无异,乞陛下圣鉴。”

上皇听了大惊,曰,“寡人亲差天使,御笔印封黄酒。不知何人换了药酒赐卿。……卿等有此冤屈,何不诣九重深处,显告寡人?”

宋江正待启奏,忽见李逵手把双斧,厉声叫曰,“无道昏君,听信四个贼臣,屈坏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说罢,轮起双斧,迳奔上皇 。天子吃这一惊,忽然觉来,乃是一梦。睁开双眼,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

这种地方都带有文学意味。

《征四寇》的内容可分六大段:

(1)梁山泊受招安的经过,——第一回至第十一回。

(2)征辽,——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

(3)征田虎,——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八回。

(4)征王庆,——第二十九回至第四十回。

(5)征方腊,——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七回。

(6)结束,——末二回。

关于这几部分的考证与批评,我在前两篇《水浒传考证》里已约略说过了(看《文存》三,页一二四——一二六;又三,一五七——一七一)。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此书中写王庆和柳世雄和高俅的关系一大段,用这一段来比较今本《水浒》第一回写高俅,王进,柳世权的关系的一段(看《文存》三,一五九——一六一)。这种比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浒》的技术上的优点,还可以明了《征四寇》在“《水浒》演进史”上的位置。

我在《水浒传后考》里曾略述百廿回本《水浒传》的价值,并且指出百廿回本写田虎,王庆的部分,和百十五回本有大不相同的地方(《文存》三,页一六四——一六六)。现在百十五回本已在这里保存了。今年上海涵芬楼收买到百廿回本的《水浒传》,前有“发凡”十一条,有杨定见序,与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所藏本相同。听说此书不久也要排印出版。从此百十五回本与百廿回本都重在人间流通了,研究《水浒传》的人又可添许多比较参证的材料了。

《水浒后传》四十卷,原称“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俞樾据沈登瀛《南浔备志》,考定此书是雁宕山樵陈忱做的。今年承顾颉刚先生代我在汪曰桢《南浔镇志》里寻出许多关于陈忱的材料,竟使我可以做陈忱的略传了。

《南浔镇志》卷十二,页廿二上云:

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山樵。其先自长兴迁浔,阅数传至忱(《研志居琐录》)。读书晦藏,以卖卜自给(范《志》)。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董《志》)。好作诗文,乡荐绅咸推重之。惜贫老以终,诗文杂著俱散佚不传(《琐录》)。

这部志的体裁最好,传记材料俱注明出处。《研志居琐录》是范颖通的。董《志》是乾隆五十一年董肇镗的《南浔镇志》,范《志》是道光廿年范来庚续修的。

在“著述”一门里,有

陈忱《雁宕杂著》(佚)

  《雁宕诗集》二卷(未见)

汪氏注云:

按范《志》,忱又有《读史随笔》。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字用亶,甲午副贡,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范《志》因以致误。……

《中国人名大辞典》一〇七二页上说:

陈忱,清秀水人,字遐心,有《读史随笔》。

这也是把南浔的陈忱和秀水的陈忱混作一个人了。

汪《志》卷三十,页十七,又云:

浔人所撰 ,……弹词则有陈忱《续廿一史弹词》,曲本则有陈忱《痴世界》 ,……演义则有 ……陈忱《后水浒》 。此类旧志不免阑入,今悉不载。

据此看来,陈忱做的通俗文学颇不少,可惜现在只剩这部《后水浒》了。《后水浒》开篇有赵宋一代史事的长歌一首,还可以考见他的《廿一史弹词》的一部分。

汪《志》卷三十五,为“志余”,也有几段关于他的话:

〔《南浔备志》〕陈雁宕忱,前明遗老,韩纯玉《近诗兼逸集》以“身名俱隐”称之。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宋遗民刊行 。

这就是俞樾所根据的话。《后水浒》绝不是“游戏之作”,乃是很沈痛地寄托他亡国之思,种族之感的书。当时禁网很密,此种书不能不借“古宋遗民”的名字。今本《水浒后传》里还有几处可以看见著者有意托古的痕跡。第一是雁宕山樵的序末尾写“万历戊申秋杪 ”。万历戊申(一六〇八)在明亡之前三十五年;这明明是有意遮掩亡国之痛的。第二,是原书有“论略”六十多条,末云:“遗民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之世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 。元人以填词小说为事,当时风气如此。”这竟是把此书的著作人硬装在元朝去了。第三,“论略”末又云:“此藁近三百年无一知者。闻向藏括苍民家,又遭伧父改窜 ,几不可句读。余悬重价,久而得之。……”著者本是湖州南浔人,既自称雁宕山樵,又把此书的来源推到“括苍民间”去,使人不可捉摸。我们看他这样有心避祸,更可以明白他著书的本旨了。

汪《志》卷三十六引沈彤《震泽县志》云:

国初吾邑(震泽)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今见于叶桓奏诗稿与其他可考者,苕上……陈忱雁宕,……玉峰归庄玄恭,顾炎武宁人,……同邑吴炎赤溟,……王锡阐兆敏,潘柽章力田。……(原文列举四十余人,今仅举其稍知名者六人为例)于时定乱已四五年;跡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七年,西一六五〇,明亡后七年)。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遯跡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 。……其后史案株连,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散(此指潘,吴史案)。

这一段可见陈忱是明末遗民,绝意不仕清朝的。他的朋友多是这一类的亡国遗民。这一层很可以解释他托名“古宋遗民”的意思了。

颉刚从汪《志》里辑得陈忱的遗诗三首:

明陈忱敬夫(颉刚案,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

移居西村二首

流离怜杜老,还僦瀼西居。水作孤村抱,门开烟柳疏。裹沙移药草,带雨负残书。世故虽多舛,南薰且晏如。

溪上云林合,茅茨落照边。奇情负山水,杂兴托园田。老去诗真误,贫来家屡迁。苕西清绝处,棲逸在何年?

过长生塔院,访沈云樵徐松之,兼呈此山师

寺门松动影离离,纵目西郊欲雪时。故国栖迟遗老在,新亭慷慨几人知 ?秋深失计三年别,乱极犹谈一日诗。虽是支公超物外,岁寒堂里亦低眉。

这诗里的此山和尚也是一个遗老,原姓周,名廫,字澹城;他本是一个秀才,明亡后便做了和尚。长生塔院是他为他的师父明闻募建的,遗民黄周星题岁寒堂匾额(汪《志》卷十五)。黄周星字九烟,明朝遗臣,流寓在南浔,康熙间投水死。黄周星和吕留良(晚村)往来最密,晚村的《东庄诗存》里有许多赠他的诗。内有《寄黄九烟》一诗首句云:“闻道新修谐俗书,文章卖买价何如?”自注云:“时在杭,为坊人著稗官书 。”可见当时那一班遗民常常替书坊编小说书为 口计。这部《水浒后传》也许是陈忱当时替书坊编的。

陈忱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了。他的自序假托于一六〇八,而他们的诗社起于一六五〇;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生于万历中叶,约当一五九〇;死于康熙初年,约当一六七〇,年约八十岁。郑成功据台湾在一六六〇年。《水浒后传》写的暹罗,似暗指郑氏的台湾,故我们假定陈忱死在康熙时。

《水浒后传》里的人物,除了几个后一辈的少年英雄之外,都是《前传》里剩余的人物。《后传》的领袖是混江龙李俊。《忠义水浒传》第九十九回曾说宋江征方腊回来,到了苏州,李俊诈称风疾不起;宋江行后,李俊和童威,童猛三人自来寻费保等;他们到榆柳庄上,把家财卖了,造了大船,多贮盐米,开出太仓港,入海,到外国去。后来李俊做了暹罗国王 ,童威等俱做官人(此据日本译本)。这就是《后传》里李俊做暹罗王的故事的根据。《后传》因为《前传》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故不能不认李俊为主要人物,既认了一个浔阳江上的渔户作主要人物,自不能不极力描写他一番。《后传》第九回里写李俊“不通文墨,识见却是暗合 ”,这便是古人描写刘邦,石勒的方法了。

但《后传》的主要人物究竟还要算浪子燕青。凡是《后传》里最重要的事业,差不多全是燕青的主谋,所以后来在暹罗国里李俊做了国王,柴进做了丞相,燕青便做了副丞相;燕青是奴仆出身,故首相不能不让给门阀光荣的柴进;然而燕青却特别加封文成侯,特赐“忠贞济美”的金印,这又可见著者对燕青的偏爱了。本来在《前传》里,燕青已立了大功,运动李师师,运动徽宗,以成招安之局,都是他的成绩。末段征方腊回来,燕青独能看透功成身退之旨,飘然远遯,留诗别宋江道:

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饭黄齑过此生。

这种地方,都可见百回本的著者早已极力描摹燕青的才能和人格;《后传》里燕青地位之高也是很自然的。

《水浒后传》是一部泄愤之书,这是著者自己在“论略”里说过的。他说:

《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倖之全身远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

这是著者自己对于此书的意见。我们看他举出的四件事,第四事散见各回,不便详举;第一事在第三十七八回,第二事在第二十七回,第三事在第二十四回。这都是著者寄托最深,精神最贯注 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提出来,以表示这书的真价值。

(一)救国勤王的运动  《后传》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处处都是借题发泄著者的亡国隐痛。第七回先写赵良嗣献计,联合金国,夹攻辽国;第十五回写此策之实行,写燕,云的收复;第十九回写宋朝纳张瑴之降,与金国开衅,金兵大举征宋。在第十九回里,徽宗传位于太子,改元靖康;呼延灼父子随梁方平出兵防黄河;次回写汪豹内应,献了隘口,呼延灼父子被困,金人长驱渡河。第二十二回里,金兵进围汴京。第二十三回写姚平仲之败,郭京法术不灵,汴京破了,二帝被掳,康王即位于南京。

以上写北宋的灭亡,虽然略加穿插,大体都不违背历史的事实。第二十五回写金人立刘豫为齐帝,大刀关胜不肯降金,刘豫要将他斩首,幸得燕青用计救了他。此事也有历史的根据。《金史》《刘豫传》说:

关胜者,济南骁将,屡出城拒敌。豫杀胜出降。

又《宋史》《刘豫传》说:

刘豫惩前忿,遂蓄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缒城纳款。

又王象春《齐音》云:

金兵薄济南,守将关胜善用大刀,屡战兀术 。金人贿刘豫,诱胜杀之。(此据梁学昌《庭立记闻》上,页廿五引。原书未见。但梁氏说,“是胜未尝降金也,《宋史》误。”今按《宋史》并未言关胜降金,不误。)

第二十六回写饮马川的好汉李应,燕青等大破刘猊的金兵。大胜之后,他们决议“去投宗留守,共建功业,完我弟兄们一生心事 ”。他们南行时,在黄河渡口,遇着叛臣汪豹和金国大将乌禄的大兵,打了一仗,杀败金兵,生擒汪豹,用乱箭把他射死。但宗泽已呕血死了,兀术南下,汴京再陷,饮马川的豪杰无处可投奔,只好上登云山去落草,暂作安顿。

《后传》写这班梁山泊旧人屡次想出来勤王救国,虽多是悬空造出的事实,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关胜之死于国事,是正史上有记载的。当时人心思宋,大河南北,豪杰并起,收拾败残之局,以待国家大兵,——这是宗泽,岳飞诸人所常提及的事。直到二三十年后,山东尚有耿京,辛弃疾南归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水浒后传》所说勤王的豪杰,虽出于虚造,却也可代表当时的人心。

众豪杰后来都到暹罗去了,但他们终不忘故国,第三十七回特写宋高宗在牡蛎滩上被金兵困住,李俊,燕青等领水师,攻破阿黑麻的兵,救了高宗。这一段故事全是虚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来表现他心里的希望。那时明永历帝流离南中,郑成功出没海上,难怪当日的遗民有牡蛎滩救驾,暹罗国酬勋的希望了。

(二)诛杀奸臣的快事  金兵围汴京时,钦宗用当时的公论,贬逐一班奸臣。《水浒后传》为省事起见,把这班贬逐的奸臣分作两组。王黼,杨戬,梁师成为一组,押赴播州。李纲与开封府尹聂昌商议,派勇士王铁杖跟他们去,到雍丘驿,晚上把他们都刺死了(第二十二回)。这事也有根据。《宋史》《王黼传》云:

金兵入汴,黼不俟命,载其孥以东。诏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其家。吴敏,李纲请诛黼,事下开封尹聂山。山方挟宿怨,遣武士蹑及于雍丘南辅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献。帝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

杨戬死于宣和三年,死时还赠太师吴国公。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开封府吏护至贬所,在路上把他缢死了,以暴死奏闻,诏籍其家。这件事似乎也是聂山干的。陈忱把这三人凑在一起,把那善终的杨戬也夹在里面,好叫读者快意。

还有那蔡京,蔡攸,童贯,高俅的一组的结局,却全是陈忱想像出来的了。按《宋史》蔡京贬儋州,行至潭州病死,年八十。蔡攸贬逐后,诏遣使者随所至诛之。高俅得善终,事见宋人笔记。童贯窜英州,未至,诏数他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征追至南雄,诛之,函首赴阙,枭于都市。陈忱却把这四个人合在一组,叫蔡京主张改装从小路往贬所去。不料行到了中牟县,被燕青遇见了。燕青走来对李应众人说道:“偶然遇着四位大贵人,须摆个盛筵席待他。”

这个盛筵席果然摆好了。

酒过三巡,蔡京,高俅举目观看,却不认得。……又饮够多时,李应道:“太祖皇帝一条杆棒打尽四百军州,挣得万里江山,传之列圣。道君皇帝初登宝位,即拜太师为首相,……怎么一旦汴京失守,二帝蒙尘,两河尽皆陷没,万姓俱受灾殃?是谁之过?”

蔡京等听了,踧踖不安,想道:“请我们吃酒,怎说出这大帽子的话来!”面面相觑,无言可答,起身告别。

李应道:“虽然简亵,贱名还未通得,怎好就去?”唤取大杯斟上酒,亲捧至蔡京面前,说道:“太师休得惊慌。某非别人,乃是梁山泊义士宋江部下扑天雕李应便是。承太师见爱,收捕济州狱中;幸得救出,在饮马川屯聚,杀败金兵;今领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兴。不意今日相逢,请奉一杯。”……蔡京等惊得魂飞魄散,推辞不饮,只要起身。李应笑道:“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且请宽坐。”

接着便是王进和柴进起来数高俅的罪状。裴宣起来,舞剑作歌,歌曰:

皇天降祸兮,地裂天崩。二帝远狩兮,凛凛雪冰。奸臣播弄兮,四海离心。今夕殄灭兮,浩气一伸!

押差官起来告辞,樊瑞圆睁怪眼,倒竖虎须道:

你这什么干鸟,也来讲话!我老爷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锦绣般江山都被他弄坏,遍天豺虎,满地尸骸,二百年相传的大宋,瓦败冰消,成什么世界!今日仇人相见,分外眼睁!……你这干鸟,若再开口,先砍你这颗狗头!

底下便是一段很庄严沈痛的文字:

李应叫把筵席搬开,打扫干净,摆设香案,焚起一炉香,率领众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灵,望北拜了二帝,就像启奏一般,齐声道:“臣李应等为国除奸,上报圣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积愤。” 都行五拜三叩头礼。礼毕,抬过一张桌子,唤请出牌位来供在上面,却是宋公明,卢俊义,李逵,林冲,杨志的五人名号。点了香烛,众好汉一同拜了四拜,说道:“宋公明哥哥与众位英魂在上: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贯,蔡攸四个奸贼在此。生前受他谋害,今日特为伸冤。望乞照鉴 !”

蔡京等四人尽皆跪下,哀求道:“某等自知其罪;但奉圣旨,去到儋州,甘受国法。望众好汉饶恕。”

李应道:“……你今日讨饶,当初你饶得我们过吗 ?……只是石勒说得好:王衍诸人,要不可加以锋刃。前日东京破了,有人在太庙里看见太祖誓碑:‘大臣有罪,勿加刑戮’,载在第三条。我今凛遵祖训,也不加兵刃,只叫你们尝尝鸩酒滋味罢 !”

唤手下斟上四大碗。蔡京,高俅,童贯,蔡攸满眼流泪,颤笃速的,再不肯接。李应把手一挥,只听天崩地裂,发了三声大炮;四五千人齐声呐喊,如震山摇岳。两个伏事一个,扯着耳朵,把鸩洒灌下 。

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窍流血,死于地下。……李应叫把尸骸拖出城外,任从鸟啄狼餐。

这一大段“中牟县除奸”的文章,在第二流小说里是绝无而仅有的。这都因为著者抱亡国的隐痛,深恨明末的贪官污吏,故作这种借题泄愤的文章。他的感情的真挚遂不自由地提高了这部书的文学价值了。

(三)黄柑青子之献  这一段是《水浒后传》里最感动人的文章。徽钦二帝被掳之后,杨林,戴宗要回到饮马川去了,燕青不肯走,说,“还有一段心事要完”。次早燕青扮做通事模样,拿出一个藤丝织就紫漆小盒儿,口上封固了,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要杨林捧着,从北而去。他走进金兵大营里去,杨林见了那大营的军容,不觉寒抖不定;燕青神色自若,居然骗得守兵的允许,进去朝见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一时想不起,问:“卿现居何职?”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当年元宵佳节,万岁幸李师师家,臣得供奉,昧死陈情;蒙赐御笔,赦本身之罪,龙劄犹存。”遂向身边锦袋中取出一幅恩诏,墨迹犹香,双手呈上。

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元来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大功;朕一时不明,为奸臣蒙敝,致令沈郁而亡。朕甚悼惜。若得还宫,说与当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

燕青谢恩,唤杨林捧过盒盘,又奏道:“微臣仰觐圣颜,已为万幸。献上青子百枚,黄柑十颗,取苦尽甘来的佳谶,少展一点芹曝之意。”

齐眉献上,上皇身边止有一个老内监,接来启了封盖。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纳在口中,说道:“连日朕心绪不宁,口内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烦。”叹口气道:“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惜性命,眷恋妻子,谁肯来这里省视!不料卿这般忠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朕失于简用,以致于此。远来安慰,实感朕心。”命内监取过笔砚,将手中一柄金镶玉弝白纨扇儿,吊着一枚海南香雕螭龙小坠,放在红毡之上,写一首诗道 :

笳鼓声中藉毳茵,普天仅见一忠臣。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赉黄柑庆万春 !

写罢,落个款道:“教主道君皇帝御书。”就赐与燕青道:“与卿便面。” 燕青伏地谢恩。

上皇又唤内监分一半青子黄柑:“你拿去赐与当今皇帝,说是一个草野忠臣燕青所献的。”

两个取路回来,离金营已远,杨林伸着舌头道 :“吓死人!早知这个所在,也不同你来。亏你有这胆量 !……我们平日在山寨,长骂他 (皇帝)无道;今日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 。”

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 !

《水浒后传》在坊间传本甚少,精刻本更不易得;但这部书里确有几段很精采的文字,要算是十七世纪的一部好小说。这就是我们现今重新印行这部书的微意了。

十二,十二,二十

三侠五义》序

一 包公的传说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包拯在《宋史》里只有一篇短传(卷三——六),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这是包拯故事的根源。他在当日很得民众的敬爱,故史称“童稚妇女皆知其名”。后来民间传说,遂把他提出来代表民众理想中的清官。他却也有这种代表资格,如上文引的《宋史》所说“笑比黄河清”,“关节不到”等事,都可见他的为人。《宋史》又说他:

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他的长处在于峭直而“务敦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宋史》本传记载他的爱民善政很多,大概他当日所以深得民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不过后世传说,注重他的刚毅峭直处,遂埋没了他的敦厚处了。

关于包拯断狱的精明,《宋史》只记他:

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他大概颇有断狱的侦探手段。民间传说,愈传愈神奇,不但把许多奇案都送给他,并且造出“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神话。后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请他做了第五殿的阎王。这种神话的源流是很可供社会史家的研究的。

大概包公断狱的种种故事,起于北宋,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杂剧,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说。

《元曲选》一百种之中,有十种是包拯断狱的故事,其目如下:

①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

②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

③包龙图单见黑旋风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无名氏)

④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

⑤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以上两本《录鬼簿》记关氏所著杂剧目中不载,疑是无名氏之作,《元曲选》误收为关氏之作。)

⑥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郑庭玉)

⑦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李行道)

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曾瑞卿)

⑨玎玎珰珰盆儿鬼(无名氏)

⑩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

这都是保存至今的。此外还有不传的杂剧:

⑪糊突包待制(江泽民)(见《录鬼簿》)

⑫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张鸣善)(同上)

⑬风雪包待制(无名氏)(见《太和正音谱》)

⑭包待制双勘丁(无名氏)(同上)

我们看《元曲选》中保存的包公杂剧,可以知道宋元之间包公的传说不但很盛行,并且已有了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心。例如各剧都说:

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

《宋史》说他字希仁,王铚默记》也称包希仁;而传说改称字希文。《宋史》只说他是庐州合肥人,而传说捏造出“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来。这些小节都可证当日必有一种很风行的包公故事作一种底本。又如《灰阑记》云:

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

《留鞋记》云:

因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圣人敕赐势剑金牌,着老夫先斩后奏。

《盆儿鬼》云:

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

《陈州粜米》云:

〔范学士云〕待制再也不必过虑。圣人的命敕赐与你势剑金牌,先斩后闻。

这就是后来“赐御铡三刀”的传说的来源。元人杂剧里已有“铜 ”的名称,如《后庭花》云:

〔赵廉访云〕与你势剑铜 ,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正末云〕是好一口剑也呵!〔唱〕

这剑冷飕飕,取次不离匣。这恶头儿揣与咱家。我若出公门,小民把我胡扑搭,莫不是这老子卖弄这势剑铜 ?

在“音释”里, 字注“音查”,即是铡字。又《灰阑记》也说:

若不是呵,就把铜 来切了这个驴头。

这都可见“敕赐势剑铜铡”已成了那时的包公故事的公认的部分了。又如《盆儿鬼》云:

上告待制老爷听端的:

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

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

可见“日断阳事,夜断阴事”在那时已成了公认的中心部分了。

以上所说,都可见当时必有一种通行的底本。最可注意的是《盆儿鬼》中张 古列举包公的奇案云:

也曾三勘王家蝴蝶梦,

也曾独粜陈州老仓米,

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

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

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

也曾追还两纸合同笔。

这里面举的六件事即是《元曲选》里六本杂剧的故事。这事可有两种解释。也许这些故事在当日早已成了包公故事的一部分,杂剧家不过取传说中的材料,加上结构,演为杂剧。也许是杂剧家彼此争奇斗巧,你出一本《鲁斋郎》,他出一本《陈州粜米》;你出一本《智赚灰阑记》,他又出一本《智赚合同文字》;正如英国伊里沙白女王时代的各戏园争奇斗巧,莎士比亚出一本《丹麦王子》悲剧,吉德(Kyd)就出一本《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马罗(Marlowe)出一本《福司特博士》(Doctor Faustus),格林(Greene)就出一本《倍根教士与彭该教士》(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这两说之中,似后说为较近情理。大概元代杂剧家的争奇斗巧是包公故事发展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盆儿鬼》似最晚出,故列举当日已出的包公杂剧中的故事,而后来《盆儿鬼》的故事——即《乌盆记》——却成了包公故事中最通行的部分。

元朝的包公故事,略如上述。坊间现有一部《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乃是一部杂记体的小说。这书是晚出的书,大概是明清的恶劣文人杂凑成的,文笔很坏;其中的地理,历史,制度,都是信口开河,鄙陋可笑。书中地名有南直隶,可证其为明朝的书。但我们细看此书,似乎也有一小部分,来历稍古。如《乌盆子》一条,即是元曲《盆儿鬼》的故事,但人物姓名不同罢了。又如《桑林镇》一条,记包公断太后的事,与元朝杂剧《抱妆盒》(说见下)虽不同,却可见民间的传说已将李宸妃一案也堆到包拯身上去了。又如《玉面猫》一条,记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五鼠先化两个施俊,又化两个王丞相,又化两个宋仁宗,又化两个太后,又化两个包公;后来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猫,方才收服了五鼠。这五鼠的故事大概是受了《西游记》里六耳猕猴故事的影响;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又见于《西洋记》(即《三保太监下西洋》),比《包公案》详细的多;大概《包公案》作于明末,在《西游》,《西洋》之后。五鼠后来成为五个义士,玉猫后来成为御猫展昭,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与神话的人化了。

杂记体的《包公案》后来又演为章回体的《龙图公案》,那大概是清朝的事。《三侠五义》即是从这里面演化出来。但《龙图公案》仍是用包公为主体,而《三侠五义》却用几位侠士作主体,包公的故事不过做个线索,做个背景,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而从《包公案》演进到《三侠五义》,真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了。

二 李宸妃的故事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日是一件大案,在后世遂成为一大传说,元人演为杂剧,明人演为小说,至《三侠五义》而这个故事变得更完备了;《狸猫换太子》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戏剧(包括《断后》,《审郭槐》等出),到近年竟演成了连台几十本的长剧了。这个故事的演变也颇有研究的价值。

《宋史》卷二四二云:

李宸妃,杭州人也。……初入宫,为章献太后(刘后)侍儿。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从帝临砌台。玉钗坠。妃恶之。帝心卜:“钗完,当为男子。”左右取以进,钗果不毁。帝甚喜。已而生仁宗。……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

初仁宗在襁褓,章献 (刘后)以为己子 。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

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 ,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后改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 。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

这传里记李宸妃一案,可算是很直率的了。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真宗晚年,她已预闻政事了;真宗死后,仁宗幼弱,刘后临朝专政,前后当国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儿,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终身不敢认仁宗是她生的,别人也不敢替她说话。宸妃死于明道元年,刘后死于明道二年。刘后死后,方有人说明此事。当时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开棺验看已可证宸妃不曾遭谋害;况且刘后如要谋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后?但当时仁宗下哀痛之诏自责,又开棺改葬,追谥陪葬,这些大举动都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唤起全国的同情,于是种种传说也就纷纷发生,历八九百年而不衰。

宋人王铚作《默记》,也曾记此事,可与《宋史》所记相参证: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仁宗),而终章献之世,不知章懿为母也。章懿卒,先殡奉先寺 。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 (即杨淑妃)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 ,撤殡观之。在一大井上,四铁索维之。既启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坏也。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棺,知非鸩死,乃罢遣之 。(涵芬楼本,上,页七。)

王铚生当哲宗徽宗时,见闻较确;他的记载很可代表当时的传说 。然而他的记载已有几点和《宋史》不同:

①宸妃死后,殡于洪福院;《默记》作奉先寺(《仁宗本纪》作法福院)。

②《宋史》记告仁宗者为燕王,而《默记》说是杨淑妃。

③《默记》记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这种具体的写法便已是民间传说的风味了。(据《仁宗本纪》,追尊宸妃在三月,幸法福寺在九月。)

《默记》又记有两件事,和宸妃的故事都有点关系。其一为张茂实的历史:

张茂实太尉,章圣(真宗)之子,尚宫朱氏所生。章圣畏惧刘后,凡后宫生皇子公主,俱不留 。以与内侍张景宗,令养视,遂冒姓张。既长,景宗奏授三班奉职;入谢日,章圣曰,“孩儿早许大也。”

昭陵(仁宗)出阁,以为春坊谒者,后擢用副富郑公使虏,作殿前步帅。……

厚陵(英宗)为皇太子,茂实入朝,至东华门外,居民繁用者迎马首连呼曰,“亏你太尉!”茂实惶恐,执诣有司,以为狂人而黥配之。其实非狂也 。

茂实缘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忧恐以卒,谥勤惠。

滕元发言,尝因其病问之,至卧内。茂实岸帻起坐,其头角巉然,真龙种也,全类奇表。盖本朝内臣养子未有大用至节帅者。于此可验矣。(上,页十二)

其二为记冷青之狱: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嫁冷绪而后生青。……诣府自陈,并妄以英宗(涵芬楼本误作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

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㮣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

遂命㮣并包拯按得奸状,……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

世妄以宰相陈执中希温成 (仁宗的张贵妃,死后追册为温仁皇后)旨为此,故诛青时,京师昏雾四塞 。殊不知执中已罢,是时宰相乃文,富二贤相,处大事岂有误哉?(下,页四)

这两件事都很可注意。前条说民人繁用迎着张茂实的马首喊叫,后条说民间传说诛冷青时京师昏雾四塞。这都可见当时民间对于刘后的不满意,对于被她冤屈的人的不平。这种心理的反感便是李宸妃故事一类的传说所以流行而传播久远的原因。张茂实和冷青的两案究竟在可信可疑之间,故不能成为动听的故事。李宸妃的一案,事实分明,沉冤至二十年之久,宸妃终身不敢认儿子,仁宗二十三年不知生母为谁(仁宗生于一〇一〇,刘后死于一〇三三);及至昭雪之时,皇帝下诏自责,闹到开棺改葬,震动全国的耳目:——这样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传,最容易变成街谈巷议的资料,最容易添枝添叶,以讹传讹,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地神话化 。

《宋史》记宸妃有娠时玉钗的卜卦,已是一种神话了。坠钗时的“心卜”,谁人听见?谁人传出?可见李宸妃的传记已采有神话化的材料了。元朝有无名氏做的“李美人御苑拾弹丸,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可以表见宋元之间这个故事已变到什么样子,此剧情节如下:

楔子:真宗依太史官王弘之奏,打造金弹丸一枚,向东南方打去,令六宫妃嫔各自寻觅;拾得金丸者,必生贤嗣。

第一折:李美人拾得金丸,真宗遂到西宫游幸。

第二折:李美人生下一子,刘皇后命寇承御去把孩子骗出来弄死。寇承御骗出了太子,只见“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遂和陈琳定计,把太子放在黄封妆盒里,偷送出宫,交与八大王抚养。恰巧刘皇后走过金水桥,撞见陈琳,盘问妆盒中装的何物,几乎揭开盒盖。幸得真宗请刘后回宫,陈琳才得脱身。

楔子:陈琳把太子送到南清宫,交与八大王。

第三折:八大王领太子去见真宗;刘后见他面似李美人,遂生疑心,回宫拷问寇承御,寇承御熬刑不过,撞阶而死。

第四折:真宗病重时,命取楚王(即八大王)第十二子承继大统,即是陈琳抱出的太子。太子即位后,细问陈琳,才知李美人为生母。那时刘后与李美人都活着 ,仁宗不忍追究,只“将西宫改为合德宫,奉李美人为纯圣皇太后,寡人每日问安视膳”。

这里的李宸妃故事有可注意的几点:(1)玉钗之卜已变成金弹之卜,神话的意味更重了。(2)“红光紫雾”的神话。(3)写刘后要害死太子 ,与《宋史》说刘后养为己子大不同。这可见民间传说不知不觉地已加重了刘后的罪过,与古史上随时加重桀纣的罪过一样 。(4)造出了一个寇承御和一个陈琳,但此时还没有郭槐 。(5)李美人生子,由陈琳送与八大王抚养,后来入继大统;这也可见民间传说不愿意让刘后有爱护仁宗之功,所以不知不觉地把这件功劳让与八大王了。(6)仁宗问出这案始末时,刘后与李妃都还不曾死 。这也可见民间心理希望李妃享点后福,故把一件悲剧改成一件喜剧了。(7)没有狸猫换太子的话 ,只说“诈传万岁爷要看,诓出宫来”。(8)没有包公的事。这时期里,这个故事还很简单;用不着郭槐,也用不着包龙图的侦探术 。

我们再看《包公案》里的李宸妃故事,便不同了。《包公案》的《桑林镇》一条说包公自陈州赈济回来,到桑林镇歇马放告。有一个住破窑的婆子来告状,那婆子两目昏眊,衣服垢污,放声大哭,诉说前事。其情节如下:

①李妃生下一子,刘妃也生下一女。六宫大使郭槐作弊,把女儿换了儿子 。

②李妃一时气闷,误死女儿,被困冷宫。有张园子知此事冤屈,见天子游苑,略说情由;被郭槐报知刘后,绞死张园子,杀他一十八口。

③真宗死后,仁宗登极,大赦冷宫罪人,李妃方得出宫,来到桑林镇乞食度日。

④有何证据呢?婆子说,生下太子时,两手不开;挽开看时,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

⑤后来审问郭槐,郭槐抵死不招。包公用计,请仁宗假扮阎罗天子,包公自扮判官,郭槐说出真情,罪案方定。

⑥李后入宫,“母子二人悲喜交集,文武庆贺”。仁宗要令刘后受油熬之刑,包公劝止,只“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 ”。郭槐受鼎镬之刑 。

这是这个故事在明清之间的大概模样。这里面有几点可注意:

①造出了一个坏人郭槐和一个好人张园子,却没有寇承御与陈琳。

②包公成了此案的承审官与侦探家。

③八大王抚养的话抛弃了,变为男女对换的法子,但还没有狸猫之计 。

④李妃受的冷宫与破窑之苦,是元曲里没有的。先写她很痛苦,方可反衬出她晚年的福气。

⑤破案后,李后享福,刘后受绞死之刑。这也可见民众的心理。

我们可以把宋元明三个时期的李宸妃故事的主要分子列为一个比较表:

《三侠五义》里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是把元明两种故事参合起来,调和折衷,组成一种新传说,遂成为李宸妃故事的定本 (看本书第一回及第十五至十九回)。我们看上面的表,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有两种很不同的传说;这两种传说不像是同出一源逐渐变成的,乃是两种独立的传说 。前一种——元曲《抱妆盒》——和《宋史》还相去不很远,大概是宋元之间民间演变的传说。后一种——《包公案》——是一个不懂得历史掌故的人编造出来的,他只晓得宋朝有这件事,他也不曾读过《宋史》,也不曾读过元曲,所以凭空造出一条包公断后的故事来。这两种不同的传说,一种靠戏本的流传,一种靠小说的风行,都占有相当的势力。后来的李宸妃故事遂不得不选择调和,演为一种折衷的定本 。

《三侠五义》里的李宸妃故事的情节如下:

①钦天监文彦博奏道:“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时李刘二妃俱各有娠,真宗因各赐玉玺龙袱一个,镇压天狗星;又各赐金丸一枚,内藏九曲珠子一颗,将二妃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

②李妃生下一子;刘妃与郭槐定计,将狸猫剥去皮毛,换出太子,叫寇珠送到销金亭用裙带勒死。

③寇珠与陈琳定计,把太子放在妆盒里,偷送出宫。路上遇见郭槐与刘妃,几乎被他们查出。

④八大王收藏太子,养为己子。

⑤李妃因产生妖孽,贬入冷宫。刘妃生下一子,立为太子。

⑥刘妃所生子六岁时得病死了,真宗因立八大王之第三世子为太子,即是李妃所生。太子无意中路过冷宫,见着李妃,怜她受苦,回去替她求情。刘后生疑,拷问寇珠,寇珠撞阶而死。

⑦刘后对真宗说李妃怨恨咒诅,真宗大怒,赐白绫七尺,令她自尽。幸得小太监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陈州安身。

⑧包公自陈州回来,在草州桥歇马放告。有住破窑的瞎婆子来告状,诉说前事,始知为李宸妃,有龙袱金丸为证。

⑨包公之妻李夫人用“古今盆”医好李妃的双目。李妃先见八大王的狄后,说明来历;狄后引她见仁宗,母子相认。

⑩包公承审郭槐,郭槐熬刑不招。包公灌醉郭槐,假装森罗殿开审,套出郭槐的口供,方能定案。

⑪刘后正在病危的时候,闻知此事,病遂不起。

这个故事把元明两朝不同的传说的重要分子都容纳在里面了。《抱妆盒》杂剧里的分子是:

①金弹丸变成了藏珠的金丸了。

②寇承御得一个新名字,名寇珠。

③陈琳不曾变。

④抱妆盒的故事仍保存了。

⑤八大王仍旧。

⑥寇承御骗太子,元剧不曾详说;此处改为郭槐与产婆尤氏用狸猫换出太子。

⑦陈琳捧妆盒出宫之时,路上遇刘妃查问。此一节全用元剧的结构。

但《包公案》的说法也被采取了不少部分:

①郭槐成了重要脚色。

②包公成了重要脚色。

③用女换男,改为用狸猫换太子。

④冷宫与破窑的话都被采取了。

⑤瞎婆子告状的部分。

⑥审郭槐,假扮阎罗王的部分。

此外便是新添的部分了:

①狸猫换太子是新添的。

②刘后也生一子,六岁而死,是新添的。

③产婆尤氏,冷宫总管秦凤,替死太监余忠是新添的。张园子太寒伧了,所以他和他的一十八口都被淘汰了。

④李夫人医治李妃双目复明是新添的。

⑤狄后的转达,是新添的。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宋史》后妃传的六百个字在八九百年内竟演成了一部大书,竟演成了几十本的连台长戏。这件事的本身本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这个故事的生长变迁,来历分明,最容易研究,最容易使我们了解一个传说怎样变迁沿革的步骤。这个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 。包公身上堆着许多有主名或无主名的奇案,正如黄帝,周公身上堆着许多大发明大制作一样。李宸妃故事的变迁沿革也就同尧,舜,桀,纣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也就同井田禅让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就拿井田来说罢。孟子只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井田论;后来的汉儒,你加一点,他加一点,三四百年后便成了一种详密的井田制度,就像古代真有过这样的一种制度了(看《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二,页二六四——二八一)。尧,舜,桀,纣的传说也是如此的。古人说的好,“爱人若将加诸膝,恶人若将坠诸渊”。人情大抵如此。古人又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就同古人把一切美德都堆到尧舜身上一样。这多是一点一点地加添起来的,同李宸妃的故事的生长一样。尧舜就是李宸妃,桀纣就是刘皇后。稷,契,皋陶就是寇珠,陈琳,余忠,张园子;飞廉,恶来,妲己,妹喜就是郭槐,尤氏。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也不过像玉钗金弹,红光紫雾,随人的心理随时添的枝叶罢了。我曾说:

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页一五三——一五七)

三 《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从《龙图公案》变出来的。我藏的一部《三侠五义》(即亚东此本的底本),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活字排本,有三篇短序。问竹主人(著者自号)序说:

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从此书内又续成六十多本;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 ,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

又有退思主人序说:

原夫《龙图 》一传,旧有新编;貂续千言,新成其帙 。补就天衣无缝,独具匠心;裁来云锦缺痕,别开生面。百二回之通络贯脉,三五人之义胆侠肠,……

这可见当时作者和他的朋友都承认这书是用《龙图公案》作底本的。但《龙图公案》“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所以改作的人“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遂成了一部完全不同的新书。《龙图公案》里闹东京的五鼠是五个妖怪,玉猫是一只神猫;改作之后,五鼠变成了五个侠士,玉猫变成了“御猫”展昭,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来,这书的原作者自号“问竹主人”。但壬午本还有两篇序,一篇是入迷道人做的,他说:

辛未春(一八七一),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一八七五)司榷淮安,公余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去冬(一八七八)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携去,……付刻于聚珍板。……

退思主人序也说:

戊寅冬(一八七八)于友人入迷道人处得是书写本,知为友人问竹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

是此书曾经入迷道人的校阅删定。

壬午本首页题“忠烈侠义传,石玉昆述”。我们因此知道问竹主人即是石玉昆。石玉昆的事迹,现在还无从考起。后来光绪庚寅(一八九〇)北京文光楼续刻《小五义》及《续小五义》,序中说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将石先生原稿携来”。这话大概不可相信。《三侠五义》的末尾有续集的要目,其中不提及徐良;而《小五义》以下,徐良为最重要的人。这是一可疑。《三侠五义》已写到军山的聚义,而《小五义》仍从颜按院上任叙起,重述至四十一回之多;情节多与前书不同,文章又很坏,远不如前集。这是二可疑。《小五义》中,沈仲元架走颜按院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关键。然而前集百零六回叙邓车行刺的事并无气走沈仲元的话;末尾的要目预告里也没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话。这是三可疑。《三侠五义》末尾预告续集“也有不足百回”,而《小五义》与《续小五义》共有二百几十回。这是四可疑。从文章上看来,《三侠五义》与《小五义》决不是一个人做的 。所以《小五义》序里的话是不可靠的。然而《小五义序》却使我们得一个消息:大概石玉昆此时(一八九〇)已死了。他若不曾死,文光楼主人决不敢扯这个大谎。

(附记)我从前曾疑心石玉昆的原本也许是很幼稚的,文字略如《小五义》。如果《小五义序》所说可信,那么,入迷道人修改年余的功劳真不小了。

《三侠五义》成书在一八七一年以前,至一八七九年始出版。十年后(一八八九),俞曲园先生(樾)重行改订一次,把第一回改撰过,改颜查散为颜眘敏,改书名《三侠五义》为《七侠五义》。《七侠五义》本盛行于南方,近年来《三侠五义》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侠五义》已渐渐侵入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三侠五义》这部书了。其实《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流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平伯是曲园先生的曾孙。《三侠五义》因曲园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现在《三侠五义》的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曲园先生对于此书曾有很热烈的赏赞。他的序里说:

……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评话小说;如此评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

这篇序虽没有收入《春在堂集》里去,然而曲园先生的序跋很少有这样好的文章,也没有第二篇流传这样广远的。曲园先生在学术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传后;然而他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评话小说,他的眼力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

《三侠五义》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 。

第一回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其中各部分大抵是因袭元朝以来各种传说,我们在上章已分析过了。这一回里最有精采的部分是写陈琳抱妆盒出宫,路遇刘皇后盘诘的一段。这一段是沿用元曲《抱妆盒》第二折的。我摘抄几段来做例:

〔刘皇后引宫女冲上云〕休将我语同他语,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这小妮子,我差他干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才来回话,说已停当了。我心中还信不过他。如今自往金水桥河边看去:有甚么动静,便见分晓。〔做见科,云〕兀的垂杨那壁不是陈琳?待我叫他一声。陈琳!〔正末慌科,云〕是刘娘娘叫,我死也。唱〕……(曲删)……〔做放盒儿科〕〔刘皇后云〕陈琳,你哪里去?〔正末云〕奴婢往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来。〔刘皇后云〕别无甚公事么?〔正末云〕别无甚公事。〔刘皇后云〕这等,你去罢。〔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刘皇后云〕你且转来。〔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吩咐?〔刘皇后云〕这厮,我放你去,就如弩箭离弦,脚步儿可走的快。我叫你转来,就如毡上拖毛,脚步儿可这等慢。必定有些蹊跷。我问你,……待我揭开盒儿看个明白。果然没有夹带,我才放你出去。……取盒儿过来,待我揭开看波。〔正末用手按科,云〕娘娘,这盒盖开不的。上有黄封御笔,须和娘娘同到万岁爷跟前面说过时,方才敢开这盒盖你看。〔刘皇后云〕我管什么黄封御笔!则等我揭开看看。〔正末按住科〕……〔刘皇后做怒科,云〕陈琳,你不揭开盒儿我看,要我自动手么?〔正末唱〕

呀!见娘娘走向前,唉!

可不我陈琳呵!这死罪应该?

〔刘皇后云〕我只要辨个虚实,觑个真假,审个明白。

〔正末唱〕

他待要辨个虚实,

觑个真假,

审个明白!

〔寇承御慌上科,云〕请娘娘回去。圣驾幸中宫要排筵宴哩。〔刘皇后云〕陈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驾幸中宫,我肯就放了你出去?……〔并下〕

我们拿这几段来比较《三侠五义》第一回写抱妆盒的一段,可以看出石玉昆沿用元曲,只加上小小的改动,删去了“驾幸中宫”的话,改成这样更近情理的写法:

……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琳,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陈琳当此之际,把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 。”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拦住道 :“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琳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琳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琳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琳上下打量一番 ,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的说道:“去罢。”

读者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小小的改动。须知道从“刘皇后匆匆而去”改到“刘妃缓缓的说道,去罢”,这便是六百年文学技术进化的成绩 。

这书中写包公断案的各段大都是沿袭古来的传说,稍加上穿插与描写的工夫。最有名的乌盆鬼一案便是一个明显的例。我们试拿本书第五回来比较元曲《盆儿鬼》,便可以知道这一段故事大段是沿用元朝以来的传说,而描写和叙述的技术都进步多了。在元曲里,盆儿鬼的自述是:

孩儿叫做杨国用,就是汴梁人,贩些南货做买卖去,赚得五六个银子。前日回来,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窑村“盆罐赵”家宵宿。他夫妻两个图了我财,致了我命,又将我烧灰捣骨,捏成盆儿。

在《三侠五义》里,他的自述是:

我姓刘名世昌,在苏州阊门外八宝乡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还有三岁的孩子乳名百岁。本是缎行生理。只因乘驴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赵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将我杀害,谋了资财,将我血肉和泥焚化。

张 古只改了一个“别”字,盆罐赵仍姓赵,只是杨国用改成了刘世昌。此外,别的部分也是因袭的多,创造的少。例如张别古告状之后,叫盆儿不答应,被包公撵出两次,这都是抄袭元曲的。元曲里,盆儿两次不应:一次是鬼“恰才口渴的慌,去寻一钟儿茶吃”;一次是鬼“害饥,去吃个烧饼儿”;直到张别古不肯告状了,盆儿才说是“被门神户尉挡住不放过去”。这种地方未免太轻薄了,不是悲剧里应有的情节。所以《三侠五义》及后来京戏里便改为第一次是门神拦阻,第二次是赤身裸体不敢见“星主”。

元曲《盆儿鬼》很多故意滑稽的话,要博取台下看戏的人的一笑,所以此剧情节虽惨酷,而写的像一本诙谐的喜剧。石玉昆认定这个故事应该着力描写张别古的任侠心肠,应该写的严肃郑重,不可轻薄游戏,所以他虽沿用元曲的故事,而写法大不相同 。他一开口便说张三为人鲠直,好行侠义,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与众不同谓之别,不合时宜谓之古”。同一故事,见解不同,写法便不同了。书中写告状一段云:

老头儿为人心热,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来,挟了乌盆,拄起竹杖,锁了屋门,竟奔定远县而来 。出得门时,冷风透体,寒气逼人,又在天亮之时;若非张三好心之人,谁肯冲寒冒冷,替人鸣冤?

及至到了定远县,天气过早,尚未开门;只冻〔的〕他哆哆嗦嗦,找了个避风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时,身上觉得和暖。老头子又高兴起来了,将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儿,唱起《十不闲》来了 。刚唱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听的一声响,门分两扇,太爷升堂。……

这种写法正是曲园先生所谓“闲中着色,精神百倍”。

写包公的部分,虽然沿袭旧说的地方居多,然而作者往往“闲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学趣味。如乌盆案中的张别古,如阴错阳差案中的屈申,如先月楼上吃河豚的一段,都是随笔写来,自有风趣。

《三侠五义》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但是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后,便放开手做去,不肯仅仅做一部《新龙图公案》了。所以这书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创作的,丢开了包公的故事,专力去写那班侠义。在这创作的部分里,作者的最成功的作品共有四件:一是白玉堂,二是蒋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作者虽有意描写南侠与北侠,但都不很出色。只有那四个人真可算是石玉昆的杰作了。

白玉堂的为人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这正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向来小说家描写英雄,总要说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样,所以读者不能相信这种人材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教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情近理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向来小说家最爱教他的英雄福寿全归;石玉昆却把白玉堂送到铜网阵里去被乱刀砍死,被乱箭射的“犹如刺猬一般,……血渍淋漓,漫说面目,连四肢俱各不分了”。这样的惨酷的下场便是作者极力描写白玉堂的短处,同时又是作者有意教人爱惜这个少年英雄,怜念他的短处,想念他的许多好处。

这书中写白玉堂最用力气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里他和颜查散的订交。这里突然写一个金生,“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满脸尘土”;直到三十七回里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这种突兀的文章,是向来旧小说中没有的,只有同时出世的《儿女英雄传》写十三妹的出场用这种笔法。但《三侠五义》写白玉堂结交颜查散的一节,在诙谐的风趣之中带着严肃的意味,不但写白玉堂出色,还写一个可爱的小厮雨墨;有雨墨在里面活动,读者便觉得全篇生动新鲜,近情近理。雨墨说的好:

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说他是诓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来,他连筷子也不动呢?就是爱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坛来;却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不了一零儿,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爱吃活鱼,何不竟要活鱼呢?说他有意要冤咱们,却又素不相识,无仇无恨。饶白吃白喝,还要冤人,更无此理。小人测不出他是什么意思来。

倘使书中不写这一件结交颜生的事,径写白玉堂上京寻展昭,大闹开封府,那就减色多多了。大闹东京只可写白玉堂的短处,而客店订交一大段却真能写出一个从容整暇的任侠少年。这又是曲园先生说的“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了。

蒋平与智化有点相像,都是深沈有谋略的人才。旧小说中常有这一类的人物,如诸葛亮吴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军师一类,很少把谋略和武艺合在一个人身上的。石玉昆的长技在于能写机警的英雄,智略能补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谋得实现 。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著《侠隐记》(Three Musketeers),写达特安与阿拉密,正是这一类。智化似达特安,蒋平似阿拉密。《侠隐记》写英雄,往往诙谐可喜;这种诙谐的意味,旧小说家最缺乏。诸葛亮与吴用所以成为可怕的阴谋家,只是因为那副拉长的军师面孔,毫无诙谐的趣味 。《三侠五义》写蒋平与智化都富有滑稽的风趣;机诈而以诙谐出之,故读者只觉得他们聪明可喜,而不觉得阴险可怕了 。

本书写蒋平最好的地方,如一百十四五回偷簪还簪一段,是读者容易赏识的。九十四回写他偷听得翁大翁二的话,却偏要去搭那只强盗船;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后来反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奸情,送了他的性命。这种小地方都可以写出他的机变与游戏。书中写智化,比蒋平格外出色。智化绰号黑妖狐,他的机警过人,却处处娬媚可爱。一百十二回写他与丁兆蕙假扮渔夫偷进军山水寨,出来之后,丁二爷笑他“妆什么,像什么,真真呕人”。智化说:

贤弟不知,凡事到了身临其境,就得搜索枯肠,费些心思。稍一疏神,马脚毕露。假如平日原是你为你,我为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须将你之为你,我之为我,俱各撇开,应是他之为他。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设身处地的做去,断无不像之理 。

这岂但是智化自己说法?竟可说是一切评话家,小说家,戏剧家的技术论了。写一个乡下老太婆的说《史》,《汉》古文,这固是可笑;写一个叫化子满口欧化的白话文,这也是可笑。这种毛病都只是因为作者不知道“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一切有志作文学的人都应该拜智化为师,努力“设身处地的”去学那“他之为他”。

智化扮乞丐进皇城偷盗珠冠的一长段是这书里的得意文字。挖御河的工头王大带他去做工,

到了御河,大家按档儿做活。智爷拿了一把铁锹,撮的比人多,掷的比人远,而且又快。旁边作活的道:“王第二的!” (智化的假名)智爷道:“什么?”旁边人道:“你这活计不是这么做。” 智爷道:“怎么?挖的浅咧?做的慢咧?”旁边人道“这还浅!你一锹,我两锹也不能那样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才挖了这一点儿。俗语说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儿的蹭。’你要这们做,还能吃的长么?”智爷道:“做的慢了,他们给饭吃吗?”旁边人道:“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 智爷道:“既是这样,俺就慢慢的。”(八十回)

这样的描写,并不说智化装的怎样像,只描写一堆作工人的空气,真可算是上等的技术了。这一段谈话里还含有很深刻的讥讽;“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这一句话可抵一部《官场现形记》。然而这句话说的多么温和敦厚呵!

这书中写一个小孩子艾虎,粗疏中带着机警,烂漫的天真里带着活泼的聪明,也很有趣味。

《三侠五义》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后来才放手做去,撇开了包公,专讲各位侠义。我们在上文已说过,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侠义的部分是创作的居多。我们现在再举出一个区别。包公的部分,因为是因袭的,还有许多“超于自然”的迷信分子;如狐狸报恩,乌盆诉冤,红衣菩萨现化,木头人魇魔,古今盆医瞎子,游仙枕示梦,阴阳镜治阴错阳差,等等事都在前二十七回里。二十八回以后,全无一句超于自然的神话 。(第三十七回柳小姐还魂,只是说死而复苏,与屈申白氏的还魂不同。)在传说里,大闹东京的五鼠本是五个鼠怪,玉猫也本是一只神猫。石玉昆“翻旧出新”,把一篇志怪之书变成了一部写侠义行为的传奇,而近百回的大文章里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话化”,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点了。

十四,三,十五,北京。

《老残游记》序

一 作者刘鹗的小传

《老残游记》的作者自己署名为“洪都百炼生”;他的真姓名是刘鹗,字铁云。罗振玉先生的《五十日梦痕录》里有一篇《刘铁云传》,纪叙他的事实和人品都很详细;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所以把这篇转录在这里:

罗振玉的《刘铁云传》

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铁云,振奇人也,后流新疆以死。铁云交予久;其平生事实,不忍没之,附记其略于此。

君名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顾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予与君同寓淮安;君长予数岁。予少时固已识君,然每于衢路闻君足音,辄逡巡避去,不欲与君接也。是时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谓规行矩步者,不与近。已乃大悔,闭户敛迹者岁余。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爵。则又弃而习贾;尽倾其资,乃复归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河决郑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试,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君则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河决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绩,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梦熊)而请归读书。中丞益异之。时方测绘三省黄河图,命君充提调官。河图成,时河患移山东,吾乡张勤果公(曜)方抚岱方。吴公为扬誉,勤果乃檄君往东河。

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实无一能知河事者。群议方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欲尽购滨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将移海内赈灾之款助官力购民地。君至则力争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说。草《治河七说》,上之。幕中文士力谋所以阻之,苦无以难其说。

时予方家居,与君不相闻也;忧当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箸论五千余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诸施君,揭之报纸,以警当世。君之兄见而大韪之,录副寄君。君见予文,则大喜,乃以所为《治河七说》者邮君之兄以诒予,且附书曰:“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论文章渊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妪与小儿语,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为何代人,乌能读扬,马之文哉?”时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

岁甲午(一八九四),中,东之役起,君方丁内艰归淮安,予与君相见,与君预测兵事。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捣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之,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之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阕,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润),以奇才荐。乃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书曰:“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铁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书曰:“君请开晋铁,所以谋国者则是矣,而自谋则疏。万一幸成,而萋斐日集,利在国,害在君也。”君不之审。于是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

庚子(一九〇〇)之乱,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上,幸免。时君方受廪于欧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远害规君。君虽韪之,不能改也。联军入都城,两宫西幸。都人苦饥,道殣相望。君乃挟资入国门,议振恤。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当君说晋抚胡中丞奏开晋铁时,君名佐欧人,而与订条约,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及晋抚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罢晋抚,由总署改约。欧人乘机重贿当道,凡求之晋抚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晋矿之开乃真为国病矣。

……至于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豪侈不能自洁之故,亦才为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难,有才而不能用,执政之过也。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吾又焉能不为君疚哉?书毕,为之长叹。

我们读了这篇传,可以想像刘鹗先生的为人了。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当河南初发现甲骨文字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不信龟甲兽骨能在地中保存几千年之久。刘先生是最早赏识甲骨文字的一位学者。他的一部《铁云藏龟》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罗振玉先生是甲骨文字之学的大师;他也是因为刘先生的介绍方才去研究这些古物的。只可惜近二十年来研究甲骨文字的大进步是刘先生不及见的了。

刘鹗先生最自信的是他对于治河的主张。罗先生说他在郑州河工上“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我们读《老残游记》中描写黄河与河工的许多地方,也可以知道他的治河主张是从实地观察得来的。罗《传》中记刘先生在张曜幕府中辩论治河的两段也可以和《老残游记》相参证。张曜即是《游记》中的庄宫保。第三回中老残驳贾让“不与河争地”的主张,说:

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

刘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与徒役杂作”的,所以有驳贾让的资格了。当时张曜却已行过贾让的主张了。罗《传》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游记》第十四回的史观察。他的主旨载在第十四回里。这回试行“不与河争地”,“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结果是很可惨的。《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环的口里极力描写那回的惨劫很能教人感动。老残的结论是:

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十四回)

刘先生自己主张王景的法子。老残说:

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同”“播”两个字上悟出来的。(三回)

这就是罗《传》说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刘鹗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效的,所以他在《游记》第一回楔子里说一段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寓言。黄瑞和即是黄河,“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老残“略施小技”;“说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他说:

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此法的信仰了。

我们拿罗振玉先生做的那篇传来和《老残游记》对照着看,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里的老残即是刘鹗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罗《传》中说刘先生曾“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爵”;老残也会“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显的是治河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老残完全是刘鹗,毫没有什么讳饰。

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计画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老残游记》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传。老残同了他的两个至友德慧生与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忽然看见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那只帆船便是中国。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些〕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们〕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残和他的朋友看见这种怪现状,气的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问老残怎样去救他们,老残说:

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这就是说,习惯的法子到了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中用了,须有个方针,认清了方向,作个计画,方才可行。老残提议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见船上有人在那里演说,要革那个掌舵的人的命。老残是不赞成革命的,尤其不赞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他们跳上船,把向盘纪限仪等项送给大船上的人。

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 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

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 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

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刘先生最伤心的是“汉奸”的喊声不但起于那些“下等水手”里面,并且出于那些“演说的英雄豪杰”之口!一班“英雄豪杰”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国,而不知道献向盘与纪限仪也是救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借债开矿造铁路也是救国!所以刘鹗“汉奸”的罪是决定不可改的了,他该充军了,该死在新疆了。

二 《老残游记》里的思想

《老残游记》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的自叙,作者自述这部书是一种哭泣,是一种“其力甚劲,其行弥远,不以哭泣为哭泣”的哭泣。他说: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这是很明显地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一个倜傥不羁的才士,一个很勇于事功的政客,到头来却只好做一部小说来寄托他的感情见解,来代替他的哭泣:这是一种很可悲哀的境遇,我们对此自然都有无限的同情。所以我们读《老残游记》应该先注意这书里发挥的感情见解,然后去讨论这书的文学技术。

《老残游记》二十回只写了两个酷吏:前半写一个玉贤,后半写一个刚弼。此书与《官场现形记》不同:《现形记》只能摭拾官场的零星罪状,没有什么高明或慈祥的见解;《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作者曾自己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 。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十六回原评)

这段话是《老残游记》的中心思想。清儒戴东原曾指出,宋明理学的影响,养成一班愚陋无用的理学先生,高谈天理人欲之辨,自以为体认得天理,其实只是意见;自以为意见不出于自私自利便是天理,其实只是刚愎自用的我见。理是客观的事物的条理,须用虚心的态度和精密的方法,方才寻得出。不但科学家如此,侦探访案,老吏折狱,都是一样的。古来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传诵人口,并不是因为他们清廉不要钱 ,乃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子清楚明白 ,能细心考查事实,能判断狱讼,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一班迂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钱便可以对上帝,质鬼神了,完全不讲求那些搜求证据,研究事实,判断是非的法子与手段,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意见,武断事情,固执成见,所以“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刘鹗先生眼见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由清廉得名,后来都用他们的陋见来杀人误国,怪不得他要感慨发愤,著作这部书,大声指斥“清官”的可恨可怕了。

《老残游记》最称赞张曜(庄宫保),但作者对于治河一案,也很有不满意于张曜的话。张曜起初不肯牺牲那夹堤里面几万家的生产,十几万的百姓,但他后来终于听信了幕府中人的话,实行他们的治河法子。《游记》第十四回里老残评论此事道:

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这不是很严厉的批评吗?

他写毓贤(玉贤),更是毫无恕词了。毓贤是庚子拳匪案里的一个罪魁;但他做山东曹州知府时,名誉很好,有“清官”,“能吏”之称。刘先生偏要描写他在曹州的种种虐政,预备留作史料。他写于家被强盗移赃的一案,上堂时,

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说:“你们还有得说的吗?”于家父子方说得一声“冤枉”,只听堂上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去!”左右差人连拖带拽拉下去了。(四回)

“站”就是受“站笼”的死刑。

这边值日头儿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条腿,回道:“禀大人的话:今日站笼没有空子,请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听,怒道:“胡说!我这两天记得没有站甚么人,怎会没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笼,三天已满。请大人查簿子看。”

玉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点着说:“一,二,三,昨儿是三个。一,二,三,四,五,前儿是五个。一,二,三,四,大前儿是四个。没有空,到也不错的。”差人又回道:“今儿可否将他们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好不好?请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吗?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几十板子,那四个人就都死了。

这是一个“清官”的行为!

后来于家老头子先站死了,于学礼的妻子吴氏跪倒在府衙门口,对着于学礼大哭一场,拔刀自刎了。这件事感动了三班差役,他们请稿案师爷去求玉大人把她的丈夫放了,“以慰烈妇幽魂”。玉大人笑道:

你们倒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 !

于是于家父子三人就都死在站笼里了。

刚弼似是一个假名,只借“刚愎”的字音,却不影射什么人。贾家的十三条命案也是臆造出来的。故出事的地方名叫齐东镇,“就是周朝齐东野人的老家”;而苦主两家,一贾,一魏,即是假伪的意思。这件命案太离奇了,有点“超自然”的色彩,可算是这部书的一个缺点。但其中描写那个“清廉得格登登的”刚弼,却有点深刻的观察。魏家不合请一位糊涂的胡举人去行贿,刚弼以为行贿便是有罪的证据,就严刑拷问贾魏氏。她熬刑不过,遂承认谋害了十三命。

白耆复审的一回(十八回)只是教人如何撇开成见,研究事实,考察证据。他对刚弼说:

老哥所见甚是。但是兄弟……此刻不敢先有成见。像老哥聪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无不利。兄弟资质甚鲁,只好就事论事 ,细意推求,不敢说无过,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

“凡事先有成竹在胸 ”,这是自命理学先生刚愎自用的态度。“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是折狱老吏的态度,是侦探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寻求真理的态度 。

复审的详情,我们不用说了。定案之后,刚弼还不明白魏家既无罪何以肯花钱。他说:“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白公呵呵大笑道:

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何以上台也会契重你?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哟。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于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也。

有人说:李伯元做的是《官场现形记》,刘铁云做的是做官教科书。其实“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八个字何止是做官教科书?简直是做学问做人的教科书了。

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曾批评《老残游记》中间桃花山夜遇玙姑,黄龙子的一大段(八回至十二回)神秘里夹杂着不少旧迷信,他说刘鹗先生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钱先生的批评固然是很不错的。但这一大段之中却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见解,未可完全抹煞。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考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步,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

《老残游记》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预言。一班昏乱糊涂的妄人推崇此书,说他“关心治乱,推算兴亡,秉史笔而参易象之长”(坊间伪造四十回本《老残游记》钱启猷序);说他“于笔记叙事之中,具有推测步算之妙,较《推背图》,《烧饼歌》诸数书尤见明晰”(同书胶州傅幼圃序)。这班妄人的妄言,本不值一笑。但这种“买椟还珠”的谬见未免太诬蔑这部书了,我们不能不说几句辨正的话。

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 。他说革命,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作一种推测,也算不得预言 。不过刘鹗先生把这话放在黄龙子的口里,加上一点神秘的空气,不说是事理上的推测,却用干支来推算,所以装出预言的口气来了。若作预言看,黄龙子的推测完全是错的 。第一,他只看见甲辰(一九〇四)的变法,以为科举的废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种立宪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预定甲寅(一九一四)还有一次大变法,就是宪政的实行。“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这一点他猜错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一九一〇)而爆发,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这一点他几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后革命的运动便“潜消”了,这又大错了。第三,他猜测“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一九二四)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这一点又大错了。

总之,《老残游记》的预言无一不错 。这都是因为刘先生根本不赞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运动革命的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他存了这种成见,故推算全错了。然而还有许多妄人把这书当作一部最灵的预言书!妄人之妄,真是无药可医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话也有可取之处。玙姑解说《论语》“攻乎异端”一句话,说“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她批评“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九回)。这话虽然表示作者缺乏历史眼光,却也可以表示作者怀疑的态度。后来: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双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

子平默无以对。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转辗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雎》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九回)

这是很大胆的批评。宋儒的理学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滚出来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体,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伦的儒教来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辨“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东原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刘鹗先生作这部书,写两个“清官”自信意见不出于私欲,遂固执自己的私见,自以为得理之正,不惜杀人破家以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 。玙姑的一段话也只是从根本上否认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虽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的话,然而在这一方面,这位老新党却确然远胜于今世恭维宋明理学为“内心生活”,“精神修养”的许多名流学者了。

三 《老残游记》的文学技术

但是《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 。《水浒传》写宋江在浔阳楼题诗一段要算很能写人物的了;然而写江上风景却只有“江景非常,观之不足”八个字。《儒林外史》写西湖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西游记》与《红楼梦》描写风景也都只是用几句烂调的四字句,全无深刻的描写。只有《儒林外史》第一回里有这么一段:

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在旧小说里,这样的风景画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呢 ?依我的愚见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所以写不出来,只好借现成的词藻充充数 。这一层容易明白,不用详细说明了。第二,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写一个人物,如鲁智深,如王凤姐,如成老爹,古文里的种种烂调套语都不适用,所以不能不用活的语言,新的词句,实地作描写的工夫。但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人类的性情本来多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这许多现成的语句,现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铸造新字面和新词句呢 ?我们试读《红楼梦》第十七回贾政父子们游大观园的一大段里,处处都是用这种现成的词藻,便可以明白这种心理了。

《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

刘鹗先生是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的文学见解也很超脱。《游记》第十三回里他借一个妓女的嘴骂那些烂调套语的诗人。翠环道:

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的客人见的很多,也常有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大约不过这个意思。……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 。

奉劝世间许多爱做诗的人们,千万不要为二十里铺的窑姐所笑!

刘鹗先生的诗文集不幸我们没有见过。《游记》有他的三首诗。第八回里的一首绝句,嘲讽聊城杨氏海源阁(书中改称东昌府柳家)的藏书,虽不是好诗,却也不是造谣言的。第六回里的一首五言律诗,专咏玉贤的虐政,有“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的话,可见他做旧律诗也还能发议论。第十二回里的一首五古,写冻河的情景,前六句云:

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

这总算是有意写实了。但古诗体的拘束太严了,用来写这种不常见的景物是不会满人意的。试把这六句比较这一段散文的描写:

老残洗完了脸,把行李铺好,把房门锁上,也出来步到河隄上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河〕的湾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阑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小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功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这样的描写全靠有实地的观察作根据。刘鹗先生自己评这一段道:

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 。(十三回原评)

这就是说,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 。我们若不能实地观察这种种个性的分别,只能有拢统浮泛的描写,决不能有深刻的描写。不但如此,知道了景物各有个性的差别,我们就应该明白:因袭的词章套语决不够用来描写景物,因为套语总是浮泛的,拢统的,不能表现某地某景的个别性质 。我们能了解这段散文的描写何以远胜那六句五言诗,便可以明白白话文学的真正重要了。

《老残游记》里写景的部分也有偶然错误的。蔡孑民先生曾对我说,他的女儿在济南时,带了《老残游记》去游大明湖,看到第二回写铁公祠前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明湖里,她不禁失笑。千佛山的倒影如何能映在大明湖里呢?即使三十年前明湖没有被芦田占满,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大概作者有点误记了罢?

第二回写王小玉唱书的一大段是《游记》中最用气力的描写: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俞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这一段写唱书的音韵,是很大胆的尝试。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不能不用许多具体的物事来作譬喻。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都用过这个法子。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这一次的尝试总算是很有成功的了。

《老残游记》里写景的好文字很多,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二回打冰之后的一段: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

这种白描的工夫真不容易学。只有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 。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上海有一家书店忽然印出一部号称“全本”的《老残游记》,凡上下两卷,上卷即是原本二十回;下卷也是二十回,说是“照原稿本加批增注”的。书尾有“著述于清光绪丙申年山东旅次”一行小字。这便是作伪的证据。丙申(一八九六)在庚子前五年,而著者原序的年月是丙午之秋,岂不是有意提早十年,要使“北拳南革”都成预言吗?

四十回本之为伪作,绝对无可疑。别的证据且不用谈,单看后二十回写老残游历的许多地方,可有一处有像前二十回中的写景文章吗 ?看他写泰安道上

一路上柳绿桃红,春光旖旎;村姑野妇联袂踏青;红杏村中,风飘酒帜;绿杨烟里,人戏秋千;或有供麦饭于坟前,焚纸钱于陌上。……

列位看官在《老残游记》前二十回里可曾看见这样丑陋的写景文字吗?这样大胆妄为的作伪小人真未免太侮辱刘鹗先生了!真未免太侮辱社会上读小说的人们了!

四 尾 声

今年我作《三侠五义序》的时候,前半篇已付排了,后半篇还未脱稿。上海有一位女士,从她的未婚夫那边看见前半篇的排样,写信来和我讨论《三侠五义》的标点。她提出许多关于标点及考证的问题;她的热诚和细心都使我十分敬仰。她的未婚夫——一位有志气的少年,——投身在印刷局里做校对,所以她有机会先读亚东标点本的各种小说的校样。她给我作了许多校勘表。我们通了好几次的信。六月以后,她忽然没有信来了。我这回到了上海,就写信给她,问她什么时候我可以去看她和她的未婚夫。过了几天,她的未婚夫来看我,我才知道她已于七月八日病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好几天不愉快。我现在写这篇《老残游记序》,心里常常想到这篇序作成时那一位最热诚的读者早已不在人间了!所以我很诚敬地把这篇序贡献给这位不曾见过的死友,——贡献给龚羡章女士!

十四,十一,七,作于上海

《儿女英雄传》序

《儿女英雄传》原本有两篇假托的序,一篇为“雍正阏逢摄提格(十二年)上巳后十日观 我斋甫”的序,一篇为“乾隆甲寅(五十九年)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的序。这两篇序都是假托的,因为书中屡提到《红楼梦》,观 我斋序中也提及《红楼梦》,雍正朝那里有《红楼梦》?书中又提到《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徐度香与袁宝珠(第三十二回);《品花宝鉴》是咸丰朝出的,雍正,乾隆时的人那会知道这书里的人物呢?

蜚英馆石印本还有光绪戊寅(四年)古辽马从善的一篇序,这篇序却有点历史考证的材料。他说:

《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我后来曾向北京的朋友打听这书的作者,他们说的话也可以证实马从善序中的话。志赞希先生(志锜)并且说:光绪中叶时,还有人见过《儿女英雄传》里的长姐儿,已不止半老的徐娘了。

文康的事迹,马从善序里已略述了。我的朋友李玄伯先生(宗侗)曾考证文康的家世,列有一表(《猛进》第二十二期),如下:

玄伯说,他不能定文康是英字辈那一个的儿子。这一家确曾有很阔的历史;马从善说他家“门第之盛,无有伦比”,也不算太过。他家姓费莫氏,镶红旗人。温福做到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十六年征金川,他是副将军,中枪阵亡,赏伯爵,由他的次子永保承袭。勒保做到陕甘总督,调云贵总督;嘉庆初年,他有平狆苗之功,封威勤侯;后来又有平定川陕教匪之功,升至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晋封公爵。永保也署过陕甘总督,做过云南巡抚,两广总督,死后谥恪敏。

英字一辈里也出过好几个大官;文字一辈中,文俊做到江西巡抚。

玄伯说:“他家有几个人上过西北;温福,永保皆在乌里雅苏台效过力,所以安骥也几乎上了乌里雅苏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勒保,英惠各做过一次,英绶二次,所以安骥也升了这官。”

玄伯这几句话固然不错,——如第四十回里安太太问乌里雅苏台在那儿,舅太太道:“ ,姑太太,你怎么忘了呢?家里四大爷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儿吗?”这是一证 ——但我们不可因此就说《儿女英雄传》是作者叙述他家历史的书 。马从善说:“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此言亦不可全信。所谓“皆有其人”者,如长姐儿是有人见过的;如三十二回邓九公说的那班戏子与“老斗”,——“四大名班里的四个二簧硬脚儿”,状元公史莲峰等,——大概都实有其人(虞太白即程长庚)。此外如十三妹,如邓九公,必是想像虚构的人物。安学海,安骥也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至多只可说是文康晚年忏悔时的理想人物罢了。

依我个人看来,《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 。文铁仙自序(假名“观 我斋”的序)也说:

修道之谓教。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曷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棒喝乎?

这是很明白的供状。马从善自称“馆于先生家最久”,他在那篇序里也说:

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这可见文铁仙是有“已往之过”的;不过他不肯老实描写那些“已往之过”,偏要虚构一个理想的家庭来“抒其未遂之志”。于是《儿女英雄传》遂成一部传奇的而非写实的小说了。

我们读《儿女英雄传》,不可不记得这一点。《儿女英雄传》是有意写“作善降祥”一个观念的;是有意写一个作善而兴旺的家庭来反映作者身历的败落状况的。书中的情节处处是作者的家世的反面 。文康是捐官出身的,而安学海与安骥都是科甲出身。文康做过大官而家道败落;安学海止做了一任河工知县,并且被参追赔,后来教子成名,家道日盛。文康是有“已往之过”的;安学海是个理学先生,是个好官,是个一生无疵的完人。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而安学海“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安骥竟是“政声载道,位极人臣”。——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文康在最穷愁无聊的时候虚构一个美满的家庭,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凡实际上他家最缺乏的东西,在那幻想的境地里都齐全了。古人说:“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固且快意。”一部《儿女英雄传》大可以安慰那“垂白之年重遭穷饿”的作者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里,曾泛论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

这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可以分作南北两组:北方的评话小说,南方的讽刺小说。北方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他的性质偏向为人的方面,能使无数平民听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他们有口才,有技术,但没有学问思想。他们的小说……只能成一种平民的消闲文学。《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书属于这一类。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他们的著者多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他们的小说,在语言的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说那样漂亮活动;……但思想见解的方面,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既能为人,又能有我。《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都属于这一类。

《儿女英雄传》本叫做《儿女英雄评话》,是一部评话的小说。他有评话小说的长处,也有评话小说的短处。短处在思想的浅陋,长处在口齿的犀利,语言的漂亮。

这部书的作者虽做过几任官,究竟是一个迂陋的学究,没有高尚的见解,没有深刻的经验。他自己说他著书之主旨是要写“作善降祥”的一个观念。从这个迂陋的根本观念上出发,这部书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最鄙陋恶劣的部分是第三十五回“何老人示棘闱异兆”的一回。在前一回里,安公子在“成字第六号”熟睡,一个老号军眼见那第六号的房檐上挂着碗来大的盏红灯;他走到跟前,却早不见了那盏灯。这已是很可笑的迷信了。三十五回里,那位同考官娄养正梦中恍惚间忽见

帘栊动处,进来了一位清癯老者,……把拐杖指定方才他丢开的那本卷子说道:“……此人当中!”

娄主政还不肯信,

窗外又起了一阵风。这番不好了,竟不是作梦了。只听那阵风头过处,……门外明明的进来了一位金冠红袍的长官。……只听那神道说道:“……吾神的来意也是为着成字六号,这人当中!”

这种谈“科场果报”的文字,本是常见的;说也奇怪,在一部冒充写实的小说里,在实写制度典章的部分里,这种文字便使人觉得格外恶劣,格外迂陋。

这部书又要写“儿女英雄”两个字。作者说: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他又说:

如今世上人……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分。

这是全部书的“开宗明义”。然而作者究竟也还脱不了那“世上人”的俗见。他写的“英雄”,终脱不了那“使气角力”的邓九公,十三妹一流人。他写的“儿女”,也脱不了那才子佳人夫荣妻贵的念头。这书的前半写十三妹的英雄:

挽了挽袖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只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第四回)

又写她在能仁寺:

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第六回)

这里的十三妹竟成了“超人”了!“超人”的写法,在《封神传》或《三宝太监下西洋》或《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里,便不觉得刺目;但这部书写的是一个近代的故事,作者自言要打破“怪,力,乱,神”的老套,要“以眼前粟布为文章”,怎么仍要夹入这种神话式的“超人”写法呢?

这样一个“超人”的女英雄在这书的前半部里曾对张金凤说:

你我不幸托生个(做?)女孩儿,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轰轰作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也同狗彘 。小姐又怎样?大姐又怎样?(第八回)

这是多么漂亮的见解啊!然而这位“超人”的十三妹结婚之后,“还不曾过得十二日”,就会行这样的酒令:

赏名花: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旨酒可是琼林酒?

对美人:美人可得作夫人?(第三十回)

这位“超人”这一跌未免跌的太低了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超人”的堕落;这不过是那位迂陋的作者的“马脚毕露”。这位文康先生那里够得上谈什么“人味儿”与“超人”味儿?他只在那穷愁潦倒之中做那富贵兴隆的甜梦,梦想着有乌克斋,邓九公一班门生朋友,“一帮动辄是成千累万”;梦想着有何玉凤,张金凤一类的好女子来配他的纨绔儿子;梦想着有这样的贤惠媳妇来劝他的脓包儿子用功上进,插金花,赴琼林宴,进那座清秘堂!

一部《儿女英雄传》里的思想见解都应该作如是观:都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 。

我们已说过,《儿女英雄传》不是一部讽刺小说;但这书中有许多描写社会习惯的部分,在当日虽不是有意的讥讽,在今日看来却很像是作者有意刻画形容,给后人留下不少的社会史料。正因为作者不是有意的,所以那些部分更有社会史料的价值;这种不打自招的供状,这种无心流露的心理,是最可宝贵的,比那些有意的描写还更可宝贵 。

《儒林外史》极力描摹科举时代的社会习惯与心理,那是有意的讽刺。《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却没有吴敬梓的思想见解;他的思想见地正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高老先生差不多,所以他崇拜科举功名也正和范进,高老先生一班人差不多。《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正是《儒林外史》里的人物,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心理也正是《儒林外史》攻击讥讽的心理 。不过吴敬梓是有意刻画,而文康却是无心流露罢了。

《儒林外史》里写周进,范进中举人的情形,是读者都不会忘记的。我们试看《儿女英雄传》里写安公子中举人的时候(第三十五回):

安老爷看了〔报单〕,乐得先说了一句“谢天地!不料我安学海今日竟会盼到我的儿子中了!”手里拿着那张报单,回头就往屋里跑。这个当儿,太太早同着两个媳妇也赶出当院子来了。太太手里还拿着根烟袋。老爷见太太赶出来,便凑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这小子,他中也罢了,亏他怎么还会中的这样高!太太,你且看这个报单。”太太乐得双手来接,那双手却攥着根烟袋,一时忘了神,便递给老爷。妙在老爷也乐得忘了神……,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报单上的字,一长一短,念给太太听。……

那时候的安公子呢?

原来他自从听得“大爷高中了”一句话,怔了半天,一个人儿站在屋里旮旯儿里,脸是漆青,手是冰凉,心是乱跳,两泪直流的在那里哭呢。……

连他们家里的丫头,长姐儿,也是

从半夜里就惦着这件事。才打寅正,他就起来了。心里又模模糊糊记得老爷中进士的时候,是天将亮报喜的就来了;可又记不真是头一天,是当天。因此,从半夜里盼到天亮,还见不着个信儿,就把他急了个红头涨脸。及至服侍太太梳头,太太看见这个样子……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说,“真个的热呼呼的!你给我梳了头,回来到下屋里静静儿的躺一躺儿去罢。看时气不好!”他……因此扎在他那间屋里,却坐又坐不安,睡又睡不稳。没法儿,只拿了一床骨牌,左一回右一回的过五关儿,心里要就那拿的开拿不开上算占个卦。……

还有那安公子的干丈母娘——舅太太——呢?

只听舅太太从西耳房一路唠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我快见见我们姑太太。”……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的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

顶热心至诚的,要算安公子的丈母张太太了。这时候,

满屋里一找,只不见这位张太太。……上上下下三四个茅厕都找到了,也没有亲家太太。……里头两位少奶奶带着一群仆妇丫鬟,上下各屋里,甚至茶房,哈什房,都找徧了。什么人儿,什么物儿都不短,只不见了张亲家太太。

原来张亲家太太一个人爬上魁星楼去了。她

听得人讲究,魁星是管念书赶考的人中不中的,他为女婿,初一十五必来望着楼磕个头。……今日在舅太太屋里听得姑爷果然中了,便如飞的……直奔到这里来,……大着胆子上去,要当面叩谢魁星的保佑。及至……何小姐……三步两步跑上楼去一看,张太太正闭着两只眼睛,冲着魁星,把脑袋在那楼板上碰的山响,嘴里可念的是“阿弥陀佛”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这一长段,全文约有五千字,专写安家的人听见报安公子中举人时候的心理。文康绝对想不到嘲讽挖苦安老爷以至张亲家太太一班人:他只是一心至诚地要做一篇赞叹歌颂科举的文字,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要描摹他自己歆羡崇拜科举的心理,所以有这样淋漓尽致,自然流露的好文章 。

文康极力赞颂科举,而我们读了只觉得科举流毒的格外可怕;他诚心诚意地描写科第的可歆羡,而我们在今日读了只觉得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篇科举制度之下崇拜富贵利禄的心理的绝好供状。所以我们说:《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画形容的人物,而《儿女英雄传》的大部分真可叫做一部不自觉的《儒林外史》 。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的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有意模仿说评话的人的口气,叙事的时候常常插入许多“说书人打岔”的话,有时颇觉讨厌,但往往很多诙谐的风味。

最好的例是能仁寺的凶僧举刀要杀安公子时,忽然一个弹子飞来,那和尚把身一蹲,

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儿来得更快,噗的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后脑杓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

那凶僧虽然凶横,他也是个肉人。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咕咚往后便倒; 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

那时三儿在旁边正呆呆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这回刀尖出彩,只听咕咚一声,他师傅跌倒了,吓了一跳,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这准是使猛了劲,岔了气了。等我腾出手来扶起你老人家来啵。”才一转身,毛着腰,要把那铜镟子放在地下好去搀他师傅。这个当儿,又是照前噗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他左耳朵眼儿里打进去,打了个过膛儿,从右耳朵眼儿里钻出来,一直打到东边那个厅柱上,吧挞的一声打了一寸来深,进去嵌在木头里边。那三儿只叫得一声“我的妈呀!”镗,把个铜镟子扔了,咕咭,也窝在那里了。那铜镟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子。那镟子唏啷 啷一阵乱响便滚下台阶去了。(第六回)

这种描写法,虽然全不是写实的,却很有诙谐趣味;这种风趣乃是北方评话小说的一种特别风趣。

第二十七回写何玉凤将出嫁之前,独自坐在屋里,心里越想越烦闷起来,——

可煞作怪!不知怎的,往日这两道眉毛一拧就锁在一块儿了,此刻只管要往中间儿拧,那两个眉梢儿他自己会往两边儿展;往日那脸一沉就绷住了,此刻只管往下瓜搭,那两个孤拐他自己会往上逗 。不禁不由,就是满脸的笑容儿。益发不得主意。

这样有风致的描写,在中国小说中很不多见。

不但记叙的部分如此,这书里的谈话的漂亮生动,也是别的小说不容易做到的,小说里最难的部分是书中人物的谈话口气 。什么官僚乞丐都谈司马迁,班固的古文腔调,固是不可;什么小姐小孩子都打着“欧化”式的谈话,也是不可;就是像《儒林外史》那样人人都说着长江流域的普通话,也叫人起一种单调的感觉,有时还叫人感觉这种谈话的不自然,不能传神写实。做小说的人要使他书中人物的谈话生动漂亮,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随时随地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学习各地人的方言,学习各地方言中的熟语和特别语。简单说来,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 。所以中国小说之中,只有几部用方言土语做谈话的小说能够在谈话的方面特别见长。《金瓶梅》用山东方言,《红楼梦》用北京话,《海上花列传》用苏州话:这些都是最有成绩的例。《儿女英雄传》也用北京话;但《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语,于今都敢用了。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谈话有许多地方比《红楼梦》还更生动。如张亲家太太,如舅太太,她们的谈话都比《红楼梦》里的刘老老更生动。甚至于能仁寺中的王八媳妇,以至安老爷在天齐庙里碰着的两个妇人,他们的谈话,充满着土话,充满着生气,也都是曹雪芹不敢写或不能写的。

我们试举天齐庙里那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女人的说话作个例。她说:

那儿呀?才刚不是我们大伙儿从娘娘殿里出来吗?瞧见你一个人儿仰着个颏儿尽着瞅着那碑上头,我只打量那上头有个甚么希希罕儿呢,也仰着个颏儿,一头儿往上瞧,一头儿往前走。谁知脚底下横不楞子爬着条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亏我躲的溜扫,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闹个嘴吃屎。你还说呢!(第三十八回)

又如在能仁寺里,那王八媳妇夸说那大师傅待她怎么好,她说:

要提起人家大师傅来,忒好咧!……天天的肥鸡大鸭子,你想偺们配么?

那女子(十三妹)说道:

别偺们!你!

这四个字多么响亮生动!

第二十六回张金凤劝何玉凤嫁人的一长段,无论思想内容如何不高明,在言语的方面确然要算是很流利的辩论。在小说里,这样长篇的谈论是很少见的。《儿女英雄传》里的人物之中,安老爷与安公子的谈话最令人感觉迂腐可厌;然而那位安公子有时也居然能说几句有风趣的话。他和何玉凤成亲的那一晚,何小姐打定主意不肯睡,他因被这位新娘磨得没法儿了,心想这要不作一篇偏锋文章,大约断入不了这位大宗师的眼,便站在当地向姑娘说道:“你只把身子赖在这两扇门上,大约今日是不放心这两扇门。果然如此,我倒给你出个主意,你索性开开门出去。”

不想这句话才把新姑娘的话逼出来了。他把头一抬,眉一挑,眼一睁,说:“啊,你叫我出了这门到那里去?”公子道:“你出了这屋里便出房门;出了房门便出院门;出了院门便出大门。”姑娘益发着恼,说道:“你,嗯,待轰我出大门去?我是公婆娶来的,我妹子请来的,只怕你轰我不动!”公子道:“非轰也;你出了大门,便向正东青龙方,奔东南巽地,那里有我家一个大大的场院,场院里有高高的一座土台儿,土台儿上有深深的一眼井。”

姑娘不觉大怒,说道:“唗!安龙媒!我平日何等待你,亏了你那些儿!今日才得进门,坏了你家那桩事,你叫我去跳井!”公子道:“少安无躁,往下再听。那井口边也埋着一个碌碡,那碌碡上也有个关眼儿。你还用你那两个小指头儿扣住那关眼儿,把他提了来,顶上这两扇门,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觉了。”

姑娘听了这话,追想前情,回思旧景,眉头儿一逗,腮颊儿一红,不觉变嗔为喜,嫣然一笑。

总之,《儿女英雄传》的最大长处在于说话的生动与风趣。为了这点子语言上的风趣,我们真愿意轻轻地放过这书内容上的许多陋见与腐气了 。

《儿女英雄传》的纪献唐自然是年羹尧的假名。但这部书不过是借一个“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大脚色”来映射十三妹的英雄,年羹尧不过是一个不登台的配角,与作者著书的本意毫无关系。蒋瑞藻先生说:

意者年氏之死出于同僚诬蔑而非其罪,燕北闲人特隐约其词,记之小说,以表明之耶?(《小说考证》百四十三)

这是排满空气最盛的时代的时髦话。文康是一个八旗陋儒,他决没有替年羹尧伸冤的见解。况且这书中明说年羹尧有“谋为不轨”的行为(十八回),如何可说是代他“表明”的书呢?

我们读这种评话小说,要知他只是一种消闲的文学,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至多不过是带着“福善祸淫”一类的流俗信仰罢了。

年羹尧是历史的人物。十三妹的故事却全是捏造的。她的祖父名叫何焯:我们难道可信她是何义门(焯)的孙女吗?在《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姓何,她父亲名叫何 ,是年大将军的中军副将。后来清朝晚年另有人编出一部《年公平西纪事》,又名《平金川》,书中也插入十三妹的故事。但十三妹在那书里却不姓何了,她父亲名叫裕周,是个都司。这书叙裕周被年大将军杀死之后,十三妹奉了母亲,“隐姓埋名,以待机会,再行报仇”。语在《儿女英雄传》 (《平金川》第十八回)。这可见《平金川》是沿袭《儿女英雄传》的,不能证明当日确有这个故事。

十四年十二月病中作此自遣

《海上花》序

一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蒋瑞藻先生的《小说考证》卷八引《谭瀛室笔记》说:

《海上花》作者为松江韩君子云。韩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

《小说考证》出版于民国九年;从此以后,我们又无从打听韩子云的历史了。民国十一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的《海上花》出版,有许廑父先生的序,中有云:

《海上花列传》……或曰松江韩太痴所著也。韩初业幕,以伉直不合时宜,中年后乃匿身海上,以诗酒自娱。既而病穷,……于是乎有《海上花列传》之作。

这段话太浮泛了,使人不能相信。所以我去年想做《海上花序》时,便打定主意另寻可靠的材料。

我先问陈陶遗先生,托他向松江同乡中访问韩子云的历史。陶遗先生不久就做了江苏省长;在他往南京就职之前,他来回复我,说韩子云的事实一时访不着;但他知道孙玉声先生(海上漱石生)和韩君认识,也许他能供给我一点材料。我正想去访问孙先生,恰巧他的《退醒庐笔记》出版了。我第一天见了广告,便去买来看;果然在《笔记》下卷(页十二)寻得“海上花列传”一条:

云间韩子云明经,别篆太仙,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傍人门户。尝主《申报》笔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一八九一)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衚衕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置。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 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我看了这一段,便写信给孙玉声先生,请问几个问题:

(1)韩子云的“考名”是什么?

(2)生卒的时代?

(3)他的其他事蹟?

孙先生回信说这几个问题他都不能回答;但他允许我托松江的朋友代为调查。

直到今年二月初,孙玉声先生亲自来看我,带来《小时报》一张,有“松江颠公”的一条《懒窝随笔》,题为“《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据孙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这位“松江颠公”是谁;他托了松江金剑华先生去访问,结果便是这篇长文。孙先生又说,松江雷君曜先生(瑨)从前作报馆文字时署名“颠”字,大概这位颠公就是他。

颠公说:

……作者自署为“花也怜侬”,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世人知真实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聱叟”之例,随意署一别号。自来小说家固无不如此也。

按作者之真姓名为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即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籍隶旧松江府属之娄县。本生父韩宗文,字六一,清咸丰戊午(一八五八)科顺天榜举人,素负文誉,官刑部主事。作者自幼随父宦游京师,资质极聪慧,读书别有神悟。及长,南旋,应童试,入娄庠为诸生。越岁,食廪饩,时年甫二十余也。屡应秋试,不获售。尝一试北闱,仍铩羽而归。自此遂淡于功名。为人潇洒绝俗,家境虽寒素,然从不重视“阿堵物”;弹琴赋诗,怡如也。尤精于弈;与知友楸枰相对,气宇闲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表。至今松人之谈善弈者,犹必数作者为能品云。

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与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 。初为半月刊,遇朔望发行。每次刊本书一回,余为短篇小说及灯谜酒令谐体诗文等(适按,此语不很确,说详后)。承印者为点石斋书局,绘图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体裁,殆即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惜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销路平平,实由于此。或谓书中纯用苏白,吴侬软语,他省人未能尽解,以致不为普通阅者所欢迎,此犹非洞见症结之论也(适按,此指《退醒庐笔记》之说)。

书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即赴召玉楼,寿仅三十有九。殁后诗文杂著散失无存,闻者无不惜之。妻严氏,生一子,三岁即夭折;遂无嗣。一女字童芬,嫁聂姓,今亦夫妇双亡。惟严氏现犹健在,年已七十有五,盖长作者五岁云。……

据颠公的记载,韩子云的夫人严氏去年(旧历乙丑)已七十五岁;我们可以推算她生于咸丰辛亥(一八五一),韩子云比她少五岁,生于咸丰丙辰 (一八五六),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当在光绪甲午 (一八九四)。《海上花》初出在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六十四回本出全时有自序一篇,题“光绪甲午孟春”。作者即死在这一年,与颠公说的“印全未久,即赴召玉楼”的话正相符合。

过了几个月,《时报》(四月廿二日)又登出一条《懒窝随笔》,题为“太仙漫稿”,其中也有许多可以补充前文的材料。我们把此条的前半段也转载在这里:

小说《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韩子云君,前已略述其梗概。某君与韩为文字交,兹又谈其轶事云:君小名三庆,及应童试,即以庆为名,嗣又改名奇。幼时从同邑蔡蔼云先生习制举业,为诗文聪慧绝伦。入泮时诗题为“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作试帖微妙清灵,艺林传诵。逾年应岁试,文题为“不可以作巫医”,通篇系游戏笔墨,见者惊其用笔之神妙,而深虑不中程式。学使者爱其才,案发,列一等,食饩于庠。君性落拓,年未弱冠,已染烟霞癖。家贫不能佣仆役,惟一婢名雅兰,朝夕给使令而已。时有父执谢某,官于豫省,知君家况清寒,特函招入幕。在豫数年,主宾相得。某岁秋闱,辞居停,由豫入都,应顺天乡试。时携有短篇小说及杂作两册,署曰《太仙漫稿》。小说笔意略近《聊斋》,而诙诡奇诞,又类似庄,列之寓言。都中同人皆啧啧叹赏,誉为奇才。是年榜发,不得售,乃铩羽而归。君生性疏懒,凡有著述,随手散弃。今此二册,不知流落何所矣。稿末附有酒令灯谜等杂作,无不俊妙,郡人士至今犹能道之。

二 替作者辩诬

关于韩子云的历史,我们只有这些可靠的材料。此外便是揣测之词了 。这些揣测之词,本不足辩;但内中有一种传闻,不但很诬蔑作者的人格,并且伤损《海上花》的价值,我们不可以轻轻放过。这种传闻说:

书中赵朴斋以无赖得志,拥赀钜万。方堕落时,致鬻其妹于青楼中,作者尝救济之云。会其盛时,作者侨居窘苦,向借百金,不可得,故愤而作此以讥之也。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然此书卒厄于赵,挥钜金,尽购而焚之。后人畏事,未敢翻刊。……(清华排本《海上花》的许廑父序)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引有一种传说。他说:

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姓名,惟不为赵朴斋讳。相传赵本作者挚友,时济以金,久而厌绝,韩遂撰此书以谤之。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而书已风行。已而赵死,乃续作贸利,且放笔至写其妹为倡云。(《中国小说史略》页三〇九)

我们试比较这两条,便可断定这种传闻是随意捏造的了。前一条说赵朴斋挥金尽买此书而焚之,是全书出版时赵尚未死。后一条说赵死之后,作者乃续作全书。这是一大矛盾。前条说作者曾救济赵氏,后条说赵氏时救济作者:这是二大矛盾。前条说赵朴斋之妹实曾为倡;后条说作者“放笔至写其妹为倡”,是她实不曾为倡而作者诬她为倡:这是三大矛盾。——这些矛盾之处,都可以教我们明白这种传说是出于揣测臆造。譬如汉人讲《诗经》,你造一说,他造一说,都自夸有师傅;但我们试把齐,鲁,韩,毛四家的说法排列在一块,看他们互相矛盾的可笑,便可以明白他们全是臆造的了 。

我这样的断案也许不能叫人心服。且让我从积极方面提出证据来给韩子云辩诬。韩子云在光绪辛卯年(一八九一)北上应顺天乡试,与孙玉声先生同行南归。他那时不是一个穷急无赖靠敲竹杠度日的人 ,有孙先生可作证。那时他的《海上花》已有二十四回的稿子了。次年壬辰(一八九二)二月,《海上花》的第一第二回就出版了。我们明白这一层事实,便知道韩子云决不至于为了借一百块钱不成而做一部二十五万字的书来报仇的 。

况且《海上花》初出在壬辰二月,到壬辰十月出到第二十八回,方才停版,改出单行石印本。单行的全部六十四回本出版在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正月,距离停版之时,仅十四个月。写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要费多少时间?中间那有因得了“重赂”而辍笔的时候 ?懂得了这一层事实,更可以明白“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赵死乃续作贸利”的话全是无根据的诬蔑了。

其实这种诬蔑的话头,很容易看出破绽。许廑父的序里也说:

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

鲁迅也说:

然二宝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页三〇九)

这都是从本书里寻出的证据。许君所说,尤为有理。《海上花》写赵朴斋不过写他冥顽麻木而已,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贬词。最厉害的地方如写赵二宝决计做妓女的时候,

朴斋自取红笺,亲笔写了“赵二宝寓”四个大字,粘在门首。(第三十五回)

又如

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同上回)

这不过是有意描写一个浑沌没有感觉的人,把开堂子只看作一件寻常吃饭事业,不觉得什么羞耻。天地间自有这一种糊涂人,作者不过据实描写罢了。造谣言的人,神经过敏,偏要妄想赵朴斋是“作者挚友”,“拥赀钜万” ,——这是造谣的人自己的幻想,与作者无关。作者写的是一个开堂子的老板的历史:这一点我们须要认清楚了,然后可以了解作者描写赵朴斋真是“平淡而近自然”,恰到好处 。若上了造谣言的人的当,误认赵朴斋是作者的挚友或仇家,那就像张惠言,周济一班腐儒向晚唐五代的艳词里去寻求“微言大义”一般,永远走入魔道,永远不能了解好文学了。

聪明的读者!请你们把谣言丢开,把成见撇开,跟我来重读这一部很有文学风趣的小说。

这部书决不是一部谤书,决不是一部敲竹杠的书。韩子云是熟悉上海娼妓情形的人;颠公说他“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 ”。他天天住在堂子里,所以能实地观察堂子里的情形,所以能描写的那样深刻真切。他知道赵二宝 (不管她的真姓名是什么)一家的人物历史最清楚详细,所以这部书虽采用合传体,却不能不用“赵氏世家”作个大格局 。这部书用赵朴斋做开场,用赵二宝做收场,不但带写了洪氏姊弟,连赵朴斋的老婆阿巧在第二回里也就出现了。我们试仔细看这一大篇“赵氏家传”,便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赵氏一家,只忠实地叙述他们的演变历史,忠实地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并没有存心毁谤他们的意思。岂但不毁谤他们?作者处处都哀怜他们,宽恕他们,很忠厚地描写他们一家都太老实了,太忠厚了,简直不配吃堂子饭 。作者的意思好像是说:这碗堂子饭只有黄翠凤,黄二姐,周兰一班人还配吃,赵二宝的一家门都是不配做这行生意的。洪氏是一个浑沌的乡下老太婆,决不配做老鸨。赵朴斋太浑沌无能了,正如吴松桥说的,“俚要做生意!耐看陆里一样生意末俚会做嗄?”阿巧也是一个老实人,客人同她“噪”,她就要哭;作者在第二十三回里出力描写阿巧太忠厚了,太古板了,不配做大姐,更不配做堂子的老班娘娘。其中赵二宝比较最能干了;但她也太老实了,太忠厚了,所以处处上当。她最初上了施瑞生的当,遂致流落为娼妓。后来她遇着史三公子,感觉了一种真切的恋爱,决计要嫁他。史三公子走时,她局帐都不让他开销;自己还去借了几千块钱的债,置办四季嫁衣,闭门谢客,安心等候做正太太了。史三公子一去不回,赵朴斋赶到南京打听之后,始知他已负心另娶妻子了。赵二宝气的倒跌在地,不省人事;然而她睡在床上,还只回想“史三公子……如何契合情投,……如何性儿浃洽,意儿温存。” (第六十二回)后来她为债务所逼迫,不得已重做生意,——只落得她的亲娘舅洪善卿鼓掌大笑(六十二回末)!二宝刚做生意,便受“赖头鼋”的蹂躏:她在她母亲的病床前,“朴斋隅坐执烛,二宝手持药碗,用小茶匙喂与洪氏”,楼上赖三公子一时性发,把“满房间粗细软硬,大小贵贱”,都打的精光。二宝受了这样大劫之后,

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

她入梦了。她梦见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差人来接太太上任;她梦见她母亲

洪氏头戴凤冠,身穿霞帔,笑嘻嘻叫声“二宝”,说道:“我说三公子个人陆里会差!故歇阿是来请倪哉!”

这个时候,二宝心头的千言万语,挤作了一句话 。她只说道:

无娒,倪到仔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体,覅去说起 。

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 !这部《海上花列传》也就此结束了。

聪明的读者,你们请看,这一大篇“赵氏家传”是不是敲竹杠的书?做出这样“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绝妙文章的韩子云先生是不是做书敲竹杠报私仇的人?

三 《海上奇书》

去年十月底,我同高梦旦先生,郑振铎先生去游南京。振铎天天去逛旧书摊,寻得了不少旧版的小说。有一天他跑回旅馆,高兴的很,说:“我找到一部宝贝了!”我们看时,原来他买得了一部《海上奇书》。这部《海上奇书》是一种有定期的“绣像小说”,他的第一期的封面上印着:

光绪壬辰二月朔日,每本定价一角。申报馆代售。

第一期《海上奇书》三种合编目录:

《太仙漫稿》 《陶伷妖梦记》自一图至八图,此稿未完。

《海上花列传》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卧游集》 霁园主人《海市》 林嗣环《口技》

《海上奇书》共出了十四期,《海上花列传》出到第二十八回。先是每月初一,十五,各出一期的;到第十期以后,改为每月初一日出一期,直到壬辰(一八九二)十月朔日以后才停刊。

这三种书之中,《卧游集》专收集前人纪远方风物的小品文字,我们可以不谈。《太仙漫稿》是作者用古文做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狂怪的见解,可以表现作者的文学天才的一方面,所以我们把他们重钞付印,附在这部《海上花》的后面,作一个附录。《海上花列传》二十八回即是此书的最初版本,甚可宝贵。每回有两幅图,技术不很好,却也可以考见当时的服饰风尚。文字上也有可以校正现行各本的地方,汪原放君已细细校过了。最可注意的是作者自己的浓圈;凡一回中的精采地方,作者自己都用浓圈标出。这些符号至少可以使我们明了作者自己最得意或最用气力的字句。我们因此可以领会作者的文学欣赏力。

但最可宝贵的是《海上奇书》保存的《海上花列传》“例言” 。每一期的封面后幅上,印有一条“例言”。这些“例言”,我们已抄出印在这书的前面了。其中很多可以注意的。如云: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这是作者自写他的技术。作者自己说全书笔法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的。“脱化”两个字用的好,因为《海上花》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可以说是脱化,而不可说是模仿。《儒林外史》是一段一段的记载,没有一个鸟瞰的布局,所以前半说的是一班人,后半说的另是一班人,——并且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每一个大段落都可以截作一个短篇故事,自成一个片段,与前文后文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儒林外史》里并没有什么“穿插”与“藏闪”的笔法。《海上花》便不同了。作者大概先有一个全局在脑中,所以能从容布置,把几个小故事都折叠在一块 ,东穿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挥自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结构的方面,《海上花》远胜于《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只是一串短篇故事,没有什么组织;《海上花》也只是一串短篇故事,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 。

然而许多不相干的故事 ——甲客与乙妓,丙客与丁妓,戊客与己妓……的故事——究竟不能有真正的,自然的组织 。怎么办呢?只有用作者所谓“穿插”,“藏闪”之法了。这部书叫做《海上花列传》,命名之中就表示这书是一种“合传”。这个体裁起于《史记》;但在《史记》里,这个合传体已有了优劣之分。如《滑稽列传》每段之末用“其后若干年,某国有某人”一句作结合的关键,这是很不自然的牵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全靠事实本身的连络,时分时合,便自然成一篇合传。这种地方应该给后人一种教训: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 。窦婴,田蚡,灌夫可以合传,但淳于髡,优孟,优旃只可以“汇编”在一块,而不可以合传。《儒林外史》只是一种“儒林故事的汇编”,而不能算作有自然连络的合传。《水浒传》稍好一点,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彼此都有点关系;然而有几个人——例如卢俊义——已是很勉强的了。《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合传,故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这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展 。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从赵朴斋跌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其中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的故事,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的故事,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此外还有无数小故事。作者不愿学《儒林外史》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其中牵线的人物,前半是洪善卿,后半是齐韵叟。这是一种文学技术上的试验,要试试几个不相干的故事里的人物是否可以合传。所谓“穿插”,“藏闪”的笔法,不过是实行这种试验的一种方法 。至于这个方法是否成功,这却要读者自己去评判。看惯了西洋那种格局单一的小说的人,也许要嫌这种“折叠式”的格局有点牵强,有点不自然。反过来说,看惯了《官场现形记》和《九尾龟》那一类毫无格局的小说的人,也许能赏识《海上花》是一部很有组织的书。至少我们对于作者这样自觉地作文学技术上的试验,是应该十分表敬意的。

“例言”另一条说: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 。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这三难之中,第三项并不重要,可以不论。第一第二两项即是我们现在所谓“个性的描写”。彼与此无雷同,是个性的区别;前与后无矛盾,是个人人格的一致。《海上花》的特别长处不在他的“穿插”,“藏闪”的笔法,而在于他的“无雷同,无矛盾”的描写个性 。作者自己也很注意这一点,所以第十一期上有“例言”一条说: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复查勘之,幸甚 。

这样自觉地注意自己的技术,真可令人佩服。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的。十九世纪的中叶(一八四八)邗上蒙人的《风月梦》出世,始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到《海上花》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这种技术方才有充分的发展。《海上花》写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这些地方,读者大概都能领会,不用我们详细举例了。

四 《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但是《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话。我们在今日看惯了《九尾龟》一类的书,也许不觉得这一类吴语小说是可惊怪的了。但我们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吴语作小说还是破天荒的事 。《海上花》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附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 。

我在别处(《吴歌甲集序》)曾说:

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平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绝精彩的描写。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人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他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 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这是我去年九月里说的话。那时我还没有见着孙玉声先生的《退醒庐笔记》,还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韩子云用吴语作小说的困难情形。孙先生说:

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 , ”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

这一段记事大有历史价值。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话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 。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 。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试引本书第二十三回里卫霞仙对姚奶奶说的一段话做一个例: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倽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倽人个家主公!……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倽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那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

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关于第一层困难,苏州话有了几百年的昆曲说白与吴语弹词做先锋,大部分的土话多少总算是有了文字上的传写。试举《金锁记》的《思饭》一出里的一段说白:

(丑)阿呀,我个儿子,弗要说哉。啰里去借点 得来活活命嘿好 ?

(付)叫我到啰里去借介?

(丑) 介朋友是多个耶。

(付)我张大官人介朋友是实在多勾,才不拉我顶穿哉。

(丑)阿呀,介嘿,直脚要饿杀个哉!阿呀,我个天吓!天吓!

(付)来,阿姆,弗要哭。有商量里哉。到东门外头三娘姨厾(哚)去借点 来活搭活搭罢。

然而方言是活的语言,是常常变化的 ;语言变了,传写的文字也应该跟着变。即如二百年前昆曲说白里的代名词,和现在通用的代名词已不同了。故三十多年前韩子云作《海上花》时,他不能不大胆地作一番重新写定苏州话的大事业 。有些音是可以借用现成的字的。有时候,他还有创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里说: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

这是采用现成的俗字。他又说:

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 ;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覅”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读者请注意:韩子云只造了一个“覅”字;而孙玉声去年出版的笔记里却说他造了“朆”,“覅”等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可以证明两件事 :(1)方言是时时变迁的。二百年前的苏州人说:

弗要说哉。那说弗。曾?(《金锁记》)

三十多年前的苏州人说:

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海上花》二十三回)

现在的人便要说:

故歇覅。说二少爷朆来。

孙玉声看惯了近年新添的“朆”字,遂以为这也是韩子云创造的了(《海上奇书》原本可证)。(2)这一点还可以证明这三十多年中吴语文学的进步。当韩子云造“覅”字时,他还感觉有说明的必要。近人造“朆”字时,便一直造了,连说明都用不着了。这虽是《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功劳,然而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我疑心作者以“子云”为字,后又改名“奇”,也许是表示仰慕那喜欢研究方言奇字的扬子云罢)。

关于方言文学的第二层困难——读者太少,我们也可以引证孙先生的笔记:

逮至两书(《海上花》与《繁华梦》)相继出版,韩书……吴语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 。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 。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松江颠公”似乎不赞成此说。他说《海上奇书》的销路不好,是因为“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但我们想来,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海上花》是一个开路先锋,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人对于小说本不热心,对于方言土话的小说尤其不热心。那时道路交通很不便,苏州话通行的区域很有限;上海还在轿子与马车的时代,还在煤油灯的时代,商业远不如今日的繁盛;苏州妓女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江南,北方绝少南妓。所以当时传播吴语文学的工具只有昆曲一项。在那个时候吴语的小说确然没有风行一世的可能 。所以《海上花》出世之后,销路很不见好,翻印的本子绝少。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只见着一种小石印本,后来竟没有见别种本子。以后二十年中,连这种小石印本也找不着了。许多爱读小说的人竟不知有这部书。这种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方言文学创始之难,也就使我们对于那决心以吴语著书的韩子云感觉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苏白却不是《海上花》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 。《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海上花》便不然了。《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 。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 ”。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风行一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海上花》的文学价值究竟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赏。即如孙玉声先生,他虽然不赞成此书的苏州方言,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绝好笔墨”。又如我十五六岁时就听见我的哥哥绍之对人称赞《海上花》的好处。大概《海上花》虽然不曾受多数人的欢迎,却也得着了少数读者的欣赏赞叹。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应得的胜利。但《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 。我从前曾说: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岂但国语的文学是这样的?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 。三百年来,昆曲与弹词都是吴语文学的预备。但三百年中还没有一个第一流文人完全用苏白作小说的。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暗示,不顾当时文人的谏阻,不顾造字的困难,不顾他的书的不销行,毅然下决心用苏州土话作了一部精心结构的小说。他的书的文学价值终久引起了少数文人的赏鉴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后人作苏白文学的困难 。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龟》一类的吴语小说相继出世。《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流行便可以证明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吴语文学的运动此时已到了成熟时期了。

我们在这时候很郑重地把《海上花》重新校印出版。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十五,六,三十,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