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大小衙门，都请得有老夫子，多者十位八位，少者也有三位两位。所谓老夫子，是衙门里上上下下，对师爷的尊称。一提师爷，大家总会联想到绍兴师爷，其实师爷并不全是绍兴人，哪一省哪一县都有作幕当师爷的。不过绍兴人作幕的多，加上父以荫子，亲戚至交互相吸引，人数越来越多，而且熟能生巧，案例瓜滚流熟，名幕迭出，因之师爷，好像是绍兴人专用的名词啦。当年新官一授职，还没上任，首先要物色适当可靠的师爷，有的是自己聘请的，有的是亲友引荐的。反正什么样的官，请什么样的师爷。从来没有跟过督抚，又到府门去当老夫子的，您固然不敢请，他也不会来屈就。严格说起来，所谓师爷也分三六九等，您要请西席，也得恰如其分，办起事来，才能左右逢源呢。
师爷在衙门里的地位，颇像现在各部会的参事，又像机要秘书，可是师爷如果得到主官的充分信赖，予以授权，加上主官有权而不轻用，那这位师爷可以乾纲独断，他说了算数，不但现在参事秘书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秘书长以至于主官本人，要是本机关最高会议把这件事否决了，主官也只有干瞪眼莫法度，还不如旧式衙门里红师爷的威风赫赫呢。
师爷在地方机关，要按现在职位分类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刑名，一类主管钱谷。要是中央行政部门，或者够得上专折奏事的衙门，师爷也分两种，一种是专司笔札应酬文字的叫书启师爷，一种是专拟奏折公文的叫总文案（背后又叫红笔师爷）。主管刑名的师爷，等于司法官，有权批判刑民诉讼，可以说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主管钱谷的师爷，等于现在的税捐处，所有钱谷田赋以及财务上的征收事宜，统统归钱谷师爷掌管。
在彼时主官跟师爷，算是东宾关系，延聘的西席，不是长官对部下，从属关系。所以主官对师爷，不管是掌文案的司书启的，刑名也好，钱谷也罢，一律都称呼老夫子，师爷则称呼主官为东家，或者是东翁。无论是州、县、府、道，或者是藩臬、督抚，只要请到品学兼优、有为有守的老夫子，他们各自掌管职司，那身为主官的，真可以说是优哉游哉，垂拱而治了。
那些作幕的师爷，不但是世袭罔替，各有绝活儿，而且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他们好像有个同业公会，互通往来，非但声息相通，而且彼此全有关照，知道怎样趋吉避凶，怎样大事化小。尤其是新任交接，他们都能面面俱到，既不会吃亏，也不至于受骗。总之吃这碗饭的，全是世守为业，自然特别爱惜羽毛绝不肯做些有辱声名的事，否则一旦传扬开来，一提某某师爷，人人摇头，那岂不就得改行换业了吗？
所谓师爷，还有一项特别的，就是东家一定要让老夫子住在衙门里，不但供膳宿，住处还得宽敞幽静，膳食更要丰盛适口，每位老夫子，还得派一个聪明灵巧的书童伺候起居饮食。像当年于式枚在李鸿章幕府里，另外设一小厨房，给予晦若专用，您就可以想象当年督抚对于得力的老夫子是怎样的重视尊敬了。
到了民国有位总长，不但性情暴躁，甚且到了骄纵狂妄的程度，而且有一个怪脾气，员司呈阅的文稿，稍有不合，立刻把公文往地上一摔。有一次，一位司长拿件文稿亲送总长书行，总长一犯狗熊脾气，把公文又摔在地上，哪知那位司长，不但是老公事，而且是老油条，立刻一弯腰，把公文拾起往头上一顶，冲着窗户跪下。当时那位总长也愣住了，一面拉一面问，这位司长说，来文上有大总统印，扔在地上，就犯了大不敬罪，这在前朝那还得了，所以跪在地上替总长祈福。他不说赎罪，而说祈福，足见这位司长的口才迅捷。经过这一跪，居然把眼高于顶的总长大人的坏毛病给纠正过来了。
光绪初年曾国荃，由两广总督内调，署理礼部尚书。到任之后，有位司官把文稿呈堂书行，做惯了方面大员的曾九帅，简直就跟土皇帝一样，根本就没把一般司官放在眼里，大马金刀昂然而坐，没站起来接稿。哪知这位司官，守正不阿，愣是拿着公文不放，并且退出厅堂，声色俱厉地对值日书办叱责说：“曾大人久做外官，不懂得京里规矩，几时见过司官送稿，堂官不站起来接的，你没有事先禀明，是你办事疏忽，去拿戒尺来，自己打手掌十下。”曾九大人一听，知道自己失仪，赶紧作揖谢过。从此知道京城长官对部属彼此都是有尺寸的，比外官难做，没过半年又谋求外放啦。
袁项城由直隶总督奉调军机大臣，达拉密（档案房执事）拿案卷去见他，袁项城当然也不懂枢垣制度，坐在座位上用手去接，达拉密拿着案卷往后一退，袁再伸手探身去拿，不想达拉密又往后退了一步，袁比曾来得机智，连忙站起来，才把案卷拿到手。敢情按照清朝旧制，官文书是属于朝廷的，堂官司员不论官大官小都是给朝廷办事。这种制度不仅是一种体制，更是对国家公文和公务员的一种崇敬，也就是敬业的意思。所以清朝六部员司见堂官洽商公务，堂官必须站起来听，核阅公文也是站着判行。
到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王克敏做财政总长，大概还承袭点前代遗风，不论大小官员，到总长办公室报告公事，他一定站起来请来员坐下，他然后归座，有的时候敬一支烟，然后谈公事。王叔鲁说属员进总长办公室，心里一起尊，已经局促不安，长官再一绷脸，胆小的属员，应该说的话，都吓回去了，十成话连三成也说不完全，岂不误了大事。所以他对僚属来回公事，总是和颜悦色，起身让座奉烟，然后再谈公事。王叔鲁后来虽然当了汉奸，可是他这种举措，倒也有点儿道理，不可因人废言呢。同时也可以明了当年长官对部属，也有一定的尺寸，不是一味乱摆官架子的。闲言搁下，再表正题。
老夫子既不需要到办公室办公，也没有固定办公时间，当然更谈不上签到签退了。所有文稿，大半都是在自己起居室里构思拟办。跟现在主官一会儿叫某参事来，一会儿叫某秘书来气氛完全两样。主官如果有要公跟老夫子商谈，大半都是屈驾移尊，就教高明。所以在当时读书人抑郁不得志，退而为人幕府，仍旧维持自己确然不拔的节操，不像后来读书人为了赡家糊口，就是被人家又摔又骂，也只好充耳不闻，忍辱吞声地干下去啦。
笔者有位忘年交郑伯孚先生，他是广东董姓名幕的入室弟子，据他说学幕并没有什么不能告人的诀窍，一切都是经验累积，如能神而明之，自然左右逢源。从前某军门独子，在市街驰马伤人致死，按照大清律应予抵命。老夫子灵机一动，把“驰马”改为“马驰”，则其罪在马而不在人，所以军门独子，得以保全。又某年值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闽浙总督札委仙游县县令赉送贡品晋京呈纳。其时正当钱粮下忙时期，县令一走，当然影响入息。县太爷没办法，拿重金拜托老夫子婉为说词写张禀帖请求另派，大意是：“今逢皇太后千春万寿，如由仙游县赉送寿贡晋京，罔知顾忌，单单派仙游县令，似有未妥，乞请钧裁。”上官一看，当然准如所请，另派别员。后来闽浙总督，认为该员顾虑周详，在另外一件保举案，反倒把该员以才长心细膺列特保。这些事都是有得力老夫子才想得到呢。
还有一样，不论大小衙门，凡是师爷，有滴酒不沾的，可是没有不抽烟的，有的爱抽旱烟筒，有的喜用水烟袋。而且所有师爷好像一个科班训练出来的，一律不用墨盒墨汁，全用砚台研墨。郑伯孚说，这也是作幕的一项门道。因为偶或有些最速件，主官坐在老夫子屋里，等候看稿，这时候老夫子必定先拿烟袋抽上两袋，一方面盘算，一方面打腹稿。如果两袋烟抽完，腹稿还没拟好，那就把砚台注好清水，拿起墨锭，慢慢磨研，等墨磨好，腹稿也就完成，振笔直书，一挥而就啦。
至于人家传说，师爷拜师学幕都有一套秘密传授，那都是猜测之词，平常老师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让学生知所趋避，那倒是有的。什么本门心法、学幕要诀一类的风传，那简直越说越神了，其实没有那么八宗事。不过学档案的，倒有一套管档案的方法，在当年的确有用。现在进入电脑时代，一切案卷可以用电脑管理，那些心传口授的档案管理方法，也就全都落伍了。
衙门师爷的待遇，都是保密的，只有本人跟东家知道，这倒跟欧美现在各大企业管理方法，不谋而合。从前一位官员，升迁调派，官声如何，大部分都操在师爷手中。所以养士酬庸之道，也变化多端。例如每月月初月半，那是规定宴集，岁时令节，更要准备丰盛筵席，款待全部师爷。遇到时蔬瓜果上市东家借名荐新，请师爷们打打牙祭，要是久雨快晴、丰年瑞雪、对月、赏花，都是犒劳大家的好题目。有时即兴吟诗、拈韵作诗钟，也都酒肴杂陈，笙歌助兴。宾东之间，真是其乐融融。再则就是老夫子的双亲三节两寿，主官可能不惜派人跋涉关山，备办寿礼，贵重补品，一声不响，用晚生侄辈名帖，送到老夫子的府上去。主官在老夫子原籍偷偷买房子置地，也不乏其人，等老夫子告老还乡，可以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彼时虽然没有什么绩效奖金、年终加发等名堂，可是冬有炭敬、夏有冰敬，除了老夫子的月例之外，随时都会想个点子贴补贴补。
此外在督抚衙门的师爷，遇到办理保举，得力的老夫子，主官都把他们列名，可以混个出身。三年幕府，相处乳水的宾东，又要给老夫子张罗引见。进京引见之前，大张盛筵，当众致送优厚程仪。如果是督抚衙门的老夫子，则司道府县，为讨好上官，自然踊跃解囊。同时老夫子受主官这样推重倚畀，就是进京引见分发，大半都弃而不就，仍旧再追随原东家，代为筹谋策划。那些司道府县，焉能不尽量巴结，设法攀交。所以凑个万儿八千的程仪，是指顾间的事。老夫子进京引见之后，名也得啦，利也有了。回到原幕，给老主东办事，还能不鞠躬尽瘁，忠诚不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