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衙门有红有黑,红衙门根本不欠薪,就是欠也不过欠一两个月。黑衙门一欠就是十几个月,遇到年节,挖空心思,也只能发一两成薪水,一点也不稀奇。当时黑中之黑的苦衙门恐怕要属参谋本部了。

衙门在西安门大街,云白石的大楼,连围墙都粉得雪白,派头儿的确够瞧老半天的。据说原址是小德张的旧宅,后来小德张在永康胡同盖了新宅子,才把旧宅出手。民国成立,参谋总长坐得最长的,要算张怀之,黑衙门,苦差事,你不争我不要,所以张怀之反倒坐长远了。

遇到军阀一打内战,参谋本部就有生意上门,可以喘口气了。因为参谋本部的军事地图是经过专家测绘的,哪儿有山,哪儿有河,山多高,河多宽,都记载得详详细细。平常一文不值,一起战争,这种军事地图可就成了宝贝了。直系的军队来买,奉派也设法来要,卖个三五百张,衙门同事,就可以凑合发个三五成饷了。有一年实在大家穷极了,有人说从前小德张曾在宅子里有窖藏,在后园花丛里。于是有好事之徒,发起招股雇工挖宝,每股五块现大洋,将来挖出宝来,按股均分,并且打算给总长打个报告,一批准就动工。

后来有高明人说,这种报告怎么写,纵或报告上去总长也没法批呀,请机要跟总长打个招呼算了。

参加的人为了衙门的面子,躲开办公的日子,在礼拜天动工开挖,从早晨到天黑,十来个工人,挖了一整天,既没有挖到金银,也没找到珠宝;不过大家也没有白辛苦,一共挖出来十几口锈痕斑斑的大铁锅,失望之余,只好把铁锅论斤卖给打铁铺。还算好,参加投资的人没贴本,每股净得红利大洋七毛。事后以讹传讹,愣说参谋本部挖出来若干金元宝,等到真相大白,反倒成了当时一桩官场中的笑话。

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是在北平西长安街,紧挨着交通部。门前有面又高又大的影壁墙,有一年天寒岁暮,总长李思浩想来想去过年的头寸怎么也调度不开。政客中有位以算八字看风水起家的彭乐韬,凑巧正到财政部看朋友,李思浩听说彭精于堪舆之学,于是请彭把财政部里里外外的风水看一看。彭对看相确实有点儿研究,看风水这一门却不过是唬唬外行而已。看了半天,他说财政部明堂宽大,青龙双拥,座下吉星平平稳稳,并无不妥,只是门前影壁墙上有红瓷砖嵌着的一二三红点,拿掷骰子来说,掷出幺二三是要统赔的,如果改成四五六统吃,必定大吉大利。后来以粉刷墙壁为名,真的把幺二三改成四五六,是否财源滚滚而来,那只有天晓得了。

内政部北洋时代叫内务部,虽然在各部会里位列首席,可是内务部的穷,也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部里有一司叫褒扬司,举凡国家庆典忠孝节义的褒扬,都由这个司来办。北平有钱人家遇到尊亲大寿,或是父母之丧,总觉得能够托人请北洋首脑颁赐一方匾额,才算冠冕光显。可是那块荣典之玺,是存在内务部褒扬司里的。凡是有头有脸的人家,遇到办寿庆丧事,就会有人上门兜生意,谈褒扬了;少者百儿八十,多者千儿八百。等谈好盘子,由当事人写个呈文到部里,褒扬司往上一签,选定日期写好匾额,一座彩亭,一堂清音,由司内派人押着彩亭往当事人家里一送,还要扰本家一顿八大八小的酒席。酒足饭饱回到司里,就等着月底分褒扬费了。

所以,内务部有时欠十个八个月薪水,可是褒扬司就比别的司处强得多了。凡是部里同人,没有一位不想往褒扬司调的,可就是挤不进去。

内务部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叫坛庙管理处,是比较有入息的。所有北平的庵观寺院都属他管,诸如天地坛、日月坛、先农社稷坛,三海团城、三大殿、玉泉山、颐和园,也归处里管辖,有门票收入当然就不会欠薪了。内务部的卫生署,彼时既不取缔密医,更不查禁伪药,每年除了种种牛痘,打打霍乱预防针之外,可以说冷而又冷的衙门。可是在卫生署成立之初,居然有辆红牌六零六号汽车(当时政府机关汽车都是红牌),因为汽油无所从出,也就弃而不用了。后来因为坛庙管理处经费充裕,就把六零六号汽车拨给庙坛管理处使用。当时处长恽宝懿,是做过国务总理恽宝惠的堂弟。恽家在北平算得上是做官世家,自己家里有汽车,自然不愿坐汽车号码不雅的老爷车,所以汽车虽然拨给处长,可是仍旧搁在部里车库,没人去坐,不料反而引起一场纠纷。

当时内务总长是程克(仲渔),次长是王嵩儒(松如)。程那时正力捧朱琴心,这部汽车既然没人坐,于是朱四爷就不时借来代步,汽油自然是总务司设法支应。可是日子一长,虽然不是节约能源,可是穷衙门财源不足,为了设法免费供应汽油,总、次长二人为了这部破车发生不愉快。国务总理高凌霨,跟王嵩儒是儿女亲家,于是程仲渔吃瘪挂冠而去。报纸上把这件事绘影绘声,登了两三天,成了街头巷尾你说我道的政海趣闻。

民初北平一共有平奉、平浦、平绥、平汉四条铁路。平奉、平浦共用一个火车站,位置在正阳门以东,叫东车站,平汉在正阳门以西叫西车站,平绥在西直门,就叫西直门车站。虽然平绥路最短,交通线又是地瘠民贫的西北,客货两运都不太多,但只要通车,因为局面小开支轻,还勉强维持。最惨的是平汉铁路,路线既长,经过省份又多,总局设在东长安街,靠近王府井大街,人员众多,开支浩繁。另外,设在汉口的办事处,更是富丽堂皇,在汉口算是一等一的大机关。可是一遇上军阀割据,内战一起,不但铁路是柔肠寸断,而且挖铁轨、征车皮、劫车厢,把平汉铁路局的一点家当等于瓜分了,所以当时的平汉路局大家都叫他“贫寒路局”。

有一年薪水欠了六七个月没发,过旧历年再不想点办法,大家就真要罢工了。别人罢工不要紧,要是火车头司机跟烧煤工一罢工,那连北平到石家庄这一段也没法行车了。局长在情急之下,只有到交通部求救。

交通总长当时是吴毓鳞,思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生路。您猜是什么好办法,西车站在全线通车的时候,客运货运非常频繁,所以上下行车有四座又宽又长的大月台。月台是法国人设计监造,天栅柱架,所用钢铁,都非常地道,于是跟东交民巷道胜银行一打商量,就拿车站铁棚钢柱做担保品,一下子就借了八十几万现大洋,不但平汉路局饥荒解决,交通部借此也沾润沾润,过了一个肥年。当时北洋政府之穷,您说到了什么程度。

北洋政府有个机关叫平政院,其实军阀时代枪杆就是法律,可以指挥一切,还谈什么平政不平政。这个机关,既然无足重视,自然列入闲曹。

有位湖北人方子明行四,跟黎黄陂有点姻亲关系,所以东一个兼差,西一个兼差,一人身兼数职。在平政院是佥事上行走,在农商、交通、盐务署都有兼差。有一天平政院秘书处总务秘书通知:“同人方佥事子明病逝医院,妻病子幼,即将扶榇还乡,不及举行丧礼,同人如有致送奠仪者,请交某某人代收。”

彼时大家都因领不到薪水,个个闹穷,可是人情味还是挺浓厚。普通份子六毛,有交情也不过一块到两块,如果送个五块或十块,那就是特别的大份子了。方四爷的丧事,既然秘书处有人代为张罗,把份子往秘书处一送,领份儿谢帖就完事大吉了。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刚擦黑儿,在中央公园沿着后河露椅上,有人看见方四爷跟朋友又说又笑,正在聊天。这位朋友看见方四爷的同事,越看越毛咕,不敢上前。幸亏有另一位同事也打这儿过,两个人乍着胆子,往前一凑合,果然是活生生的方子明。他俩大叫一声方子明复生,才把方四爷的话头打断。两位同事细一追究,敢情方四爷半年前闹了点饥荒,想来想去,求人不如求己,干脆在平政院报病故。倒不是跟大家打秋风,因为当时一般衙门,有个不成文规定,不管怎么穷,一旦同人在职病故,死者为大,所有生前欠薪都要设法发清。碰上慈心主官,还能弄点抚恤金。当时公务员都有三份儿两份儿差事,找欠薪多的衙门来一个在职病故,不但可以捞回一笔整钱,比月月拿个三两成薪水,那可强多了,方子明一划算就这样报病故了。

这两位同事一听,原来如此,当然不甘心给活人送奠敬,于是敲了方子明一个小竹杠,在来今雨轩每人来一客一块二毛五的西餐,同时答应给他保密。可是久而久之,方子明的活死人的绰号,还是传扬出来了,您想想,四五十年前的公务员可怜不可怜。

财政部所属在白纸坊的印刷局,算是财政部以下最阔的机关了,虽然中、中、交、农大四行,小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的钞票不一定交印刷局印,可是邮票、印花、各省银行市官钱局的钞票铜子票,以及政府公债、银元模子,都是印刷局承印承刻的。不管是奉派、直系、安福系,哪一派,谁当了财政总长,要把印刷局首先拿过来,派自己人当局长。

有人说,大栅栏同生照相馆一换政要大相片,跟着印刷局局长就要办移交了。话虽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事实也真是如此。

印刷局既然是个肥缺,可是同人薪水照样一欠十个月八个月,因为新任局长一到差,介绍函履历片就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当时各机关只要一换首长,大小职员就都得回家蹲着等派令。新派令来了,您再上衙门请见,听候指派新职,如久等没消息,您这份儿差事就算吹啦。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哪像现在公务员,经过铨叙都有保障,不管换什么首长,只要本人不贪污不出错,就是天王老子其奈我何。有人说现在首长是住饭店的客人,一般职员反而像旅馆的主人,天天送往迎来,你走我不走,真是形容得一点也不错。

印刷局的文牍员、营业员没有限额。凡是推不开的人情,甩不掉的大帽子就往下派,同是文牍员,有的手谕上注上一个伙字,有的就不注。伙食费不论荐委,一律每月十七元,虽然数目不大,可是凡是领伙食费的人都可以按月领薪水,年终分花红。您要是列在不发伙食的范围之内,也许一个月领二三成薪,也许薪水一欠六七个月,那就说不定了。

谈到年终分红发奖金,在台湾的公务员恐怕连听都没听过。一过祭灶,局长就叫总务厅把职员录送去圈选。选定后,交秘书列单逐一召见,除了说几句慰勉话之外,致送固封信封一个,内中有局长手批致送本局印制日历若干份儿,最多的有五百份儿,最少也有五十份儿。如果要日历,那您到仓储课去领,您如果打算自己留几份儿,其余转让,那就有南纸店的伙计围上来了。

这种印制精细的故宫古物日历,市面上是卖两块大洋一份儿,您卖多少份儿,他们就买多少份儿。每份儿一块五毛,您要是批送三十份儿,那就是四十五元,照最起码的职员待遇核计,差不多就是一个半月年终奖金了,您说新鲜不新鲜。

民国六七年到十一二年,是北洋政府最艰窘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机关,或多或少都有欠薪,所幸差不多的公务员全有一两处兼差。到了月头上,这儿发三成,那儿发两成,凑合凑合也有一两百块钱,彼时生活程度不高,物价便宜,大家照样可以遛遛公园,摸上八圈,吃吃小馆,打个茶围,仍旧其乐融融。遇到逢年过节,有几个好事之徒,一起哄,大家一吆喝,成群搭伙儿往财政部一请愿,所以当时的公务员让新闻界送了个尊号叫“灾官”,到财政部请愿的专名词叫“坐索”。形形色色,各尽其妙,后来为欠薪还发行一次公债,发公债抵欠薪,于是有些人手里存着不少这种公债,等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当然这种公债就变成废纸了。

笔者好友海陵袁曲孙先生,手里这种公债很多,加上他还存有俄国的老羌帖、德国的老马克,一共好几皮箱。有一年过年,他忽然心血来潮,把公债、羌帖、马克一股脑儿拿出来当壁纸,把整间书室糊起来,请息侯金梁用甲骨文写了一个“金屋”的横额,在金屋里请大家吃春酒。名小说家张恨水俏皮地说:袁曲孙阔起来富可敌国,穷起来一文不值,说起来也算是一段灾官佳话呢。

总而言之,北洋时代公务员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如果跟现在的公务员来比,那可真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