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我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是苏秦的话。同时张仪呢?

张仪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座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志,子为我阴奉之。”

由他二人的事看来,我们对于士大夫阶级,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穷则发奋,舒则苟安。

何以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呢?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乃对于基本阶级而言,在古代,基本阶级为贵族与农奴,在今日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中间阶级则站在贵族与农奴之间,亦站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幸运的可以上升为贵族或资本家,不幸的则要下沉为农奴或劳动者。他们的地位是浮动的,所以他们和基本阶级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足使他们发生阶级意识。何况他们又常常猛烈竞争,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因此之故,他们更难精诚团结。总而言之,中间阶级没有阶级意识,不能精诚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

士大夫阶级就是中间阶级的一种,他们在经济上,站在剥削和被剥削之间,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他们可以上升为支配阶级,也可以下沉为被支配阶级。因此之故,他们常常分裂为小集团,隶属于各基本阶级,成为精神的斗士,一部分为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部分则为被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数依靠于支配阶级,要求支配阶级的援助,但是他们一旦知道支配阶级不能援助自己,他们又不惜离开支配阶级,而投降于被支配阶级的革命团体之中。不过他们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所以他们的投降又是不可信任的。当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们的热血固然也上升到沸点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过了之后,而入于最后的持久的斗争,他们又不免动摇起来。里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为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

我曾说过:在中国最有势力的,有两种人:一是绅士(大地主),一是流氓(没落的农民),地主可以做皇帝,流氓也可以做皇帝。至于士大夫阶级则站在二者之间,自古至今,没有一人曾做过皇帝(参看《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须遗臭万年”,这句话绝对不是士大夫阶级所能说的。试看桓温吧!他祖父名显,做过郎中,他父名彝,做过太守,当时显宦如王导、周、谢琨、庾亮、温峤等都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桓温所以名温,就是因为“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以峤所赏,故遂名之曰温”。到了桓温年长就娶晋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妇,由他门阀看来,实是一个贵族。后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是温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抚枕起曰:‘既不能留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常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所以兵败枋头之后,就想篡夺晋祚,废帝奕,而立简文帝。侥幸天不亡晋,桓温得疾而薨(《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晋虽不亡于贵族的桓温,而卒亡于流氓的刘裕。裕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里所贱。所以由裕的出身看来,确是一个流氓。同时与桓温齐名的,有一个殷浩,他是江东名士,为风流谈论者所宗。简文帝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拜为建武将军,参综朝权,因此,温浩二人颇相疑贰。“王羲之密说浩,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后浩北征败绩,桓温上疏弹劾,遂废为庶人。温虽怨浩,然尚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所以不久就想“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由他两人的事看来,可知贵族与士人的胸襟完全不同。贵族不以“位极人臣”为满足,稍有机会,就想窥窬非望。反之,士人一旦失脚,就不惜降伏于昔日敌人之下,甘为一个尚书令。

王伦本是一个落第秀才,我们固然不能由落第秀才四字,断定王伦的人物,然却可由秀才二字,断定王伦的胸襟。士大夫的秀才最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帝皇。他们不能做帝皇,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不够,乃是因为他们是中间阶级,胸襟不广,只配帮别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独立做大事,萧何帮助流氓的刘邦,范增帮助贵族的项羽,就是一个证据。

士大夫阶级只配做人臣,不配做人君。做人君的用人,用人的当能知人,不但不宜妒才,且须爱才,用别人的才,以补自己的拙,这是人君的要件。刘邦不过沛下一个亭长,有什么才干,然而他能把政权委托萧何,把军权委托韩信,而又任用张良为谋士,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桓温虽然同殷浩不和,然而后来还想拜浩为尚书令,也是因为他胸襟较大,想做皇帝。反之,为人臣的用于人,用于人的,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势不能不压低别人的地位。既要压低别人的地位,其结果常常嫉贤妒才。庞涓与孙膑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

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恶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

由秀才出身的王伦当然也有这种性质。当林冲上山之时,王伦若有大志,理应推心置腹,待以国士之礼。但是王伦竟然因为林冲武艺高强,恐怕他认破自己手段,拒绝上山,到了林冲苦苦哀求,又复以“投名状”相强;而既许入山之后,又只许林冲坐第四位(《水浒传》第十回及第十一回)。这种态度,林冲何能心服。且看刘邦吧!他任用韩信,何等痛快。

何(萧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韩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刘邦)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

此后韩信不听蒯通的话,且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是有理由的。

反之,项羽用人,据韩信说:

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老臣范增也离开项羽而他去,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然而秀才配做什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进取,连一个林冲还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

士大夫阶级既然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由于这个要求,就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取士之法,本不适当,试之以辞章,按之以资格,所谓“选贤与能”之意,绝对不能达到。但是雕虫末技既然成为士大夫进身之道,士大夫当然“棘闱呵手暖,铁砚研磨穿”。“投至到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数年”,这种方法只足消磨人们的志气,何能发展人们的天才。不过志气消磨对于皇家是有利益的。因为其人既无大志,当然不会发生凯觎帝位之心,何况年年考试,尚可悬士大夫希望之心,今年落第,明年再考,明年落第,后年再考,然而光阴易逝,年复一年,他们年龄已老,意气全消,这个时候,他们虽不得志,亦只能老死牖下,绝对不能铤而走险了,这是历代贤主贤君注重科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