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是数之极,九变不限于九种变化,而是多种多样变化的意义,与“七变八化”“千变万化”的意义相同。利害为战争的指针,先述为将者遇利害应知所变通,次述对敌运用利害,最后则指出为将者五种有害的性格,而促其省察。首尾一致,天衣无缝。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这与前篇的发端相同,想是孙子用以起下文。解释见前。

圮地无舍,

圮地,即湿地,不卫生之地,这种地带不可宿营。

这里所说的“圮地”与《九地》篇的“圮地”,一为指示我们以“无舍”,一为“则行”,意同词异。

衢地合交,

衢地,即介于我、敌及他国之间的中立国,彼之向背,影响战争至巨,故应好好地和他结交,以便我军通过,更进而使其切实援助我,或参加我方对敌作战。

外交的重要

在近代战争上,中立国更为重要,因为一国对外作战,绝不能样样依赖本国,如军费、粮食、燃料、武器等免不了要仰给于中立国(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苏各国皆租借于美国),且空军之通过其领空,及其飞行根据地的借用;海军的通过其领海,及其军港的借用、燃料的补给等,亦所必需,然这都是取决于外交的。孙子于两千多年前,早已注意到中立国与外交的重要性,他的眼光,真是远大!

绝地无留,

对于水草缺乏、粮食困难与交通不便的绝地,应迅速通过,不可停留或久留。

这是一种常识,无须详解。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陷于被包围之地时,则宜速出奇谋以解脱之,详见《九地》篇。又,陷于难以生还的死地时,则宜出以死战,以图于死中求活。

途有所不由,

军队的行进,有时对正大的道路也会舍而不走,例如拿破仑征奥地利时越阿尔卑斯山,邓艾征蜀时绕道阴平。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竟采取非常手段,破坏国际法,取道中立国比利时以攻击英法协约军。过去日军进攻我国时,在中国南部各役中,往往走小路而不走大路。

军有所不击,

有些敌军也不必攻击的,如果在整个作战上没有什么影响,也有仅予以监视牵制,而不进击的情况。

城有所不攻,

有些敌城也不必进攻,也有仅行包围——以炮击或封锁,而不作肉弹的强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侵入比利时,为了速调主力军侵入法国,对于列日、那慕尔两城,仅以预备军监视之,而待其自灭。

地有所不争,

有些敌地(或中立地)也不必争夺的。这里的地字,依编者的研究,具有两种意义:(一)可供战斗上用的土地,如城塞、要隘等;(二)有财富之地,如都市、乡村等。

美军行动合乎孙子原理

上面所说“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三个原则,至今还是不变的。像美军此次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当攻下菲律宾、硫磺岛之后,下一行动应为我台湾,或小笠原,甚至同时登陆中国大陆。他却不然,仍本其“越岛攻击”的战法,登陆冲绳,以冲绳为基地,进攻日本本土。因为在这广大的战场上,如果“军有所必击”“城有所必攻”“地有所必争”,一来既分散兵力,增加消耗,二来还要延长战胜的时间。所以美军此举合乎孙子的原理。

君命有所不受。

在战场上,元首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服从,而采取临机应变的处置。

春秋时,元首(君侯)是文官,不是武人,所以服从不谙军事的元首之命,而致偾事是不行的,孙子大概有感于斯而发吧!孙子是言,实与“军不可从中御”及“军中不闻天子诏”两格言,皇然成为历代主将的口号。

“自‘圮地无舍’至‘死地则战’为常法。自‘途有所不由’至这项为九变。先常法,次及变通。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

——北村佳逸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以将帅能够通晓这九变之利,那算是用兵的能手了;倘若不通晓这九变之利,纵是熟悉地形,也不会得地利。又,在指挥统率上,不知这九变之术,纵见熟悉如何取得地利,也不会发挥用兵的微妙,而博得胜利。

【九变】为多样变化、变通意。不限于九种变化。【得人之用】是说善于用兵。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基于上述,所以智将的思虑,必常顾到利害的两面;因为利中必有害,害中亦有利。利害是相错综的,没有绝对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害,好像形之有影,影之随形。

凡事皆有利害两面

《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前后相随。”于此,可见老子与孙子的话,实合乎今之相对论、辩证法。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于害中,杂入利以考虑,乃竭力抓着干去,则任务可以完成;于利中,杂入害以考虑,而巧避之,则祸患亦可免除。

【信】是相信,或把握,或完成意。

自“智者之虑”至此,尚有人作这样稍具体的解说:即智者对于敌军的企图、地形等情势的考察,必并以利害的两面,其结果,虽判断为对我军有利的,但有利必有害,其所杂入的害,如能设法除去,则我就可战胜敌人。结果虽判断为对我军有害(如上述的圮地、绝地至受君命等),但有害必有利,其所杂入的利,倘能把握(如上述的无留、将在军不受君命等),则在战争上便可避免覆军杀将的祸患。

老子说:“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因此,欲使诸侯屈服于我,听我指挥,在于捉住他的弱点而示之以害;欲使诸侯为我奔走,在于委托其以事业;欲使诸侯奔附于我,在于诱之以利。

为达到本节各项的目的,当然是采取外交手段。至关于“役诸侯者以业”亦有解为:怂恿诸侯大兴土木,或唆使其与他国交战,以荡尽人力、财力,而失去战斗力,免为我患。

“有时讨之,有时诱之,有时利之——德川家康是其标本。今日的友,明日的敌;昨日的敌,今日的友;好恶由己,生杀随意——这是家康的狡狯。弄得诸侯一日不安,互相猜忌,天下汹汹。”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用兵之法,不可侥幸敌人不来,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国防力;也不可侥幸敌人不来攻,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御力,或常保持着没有为敌可乘的虚隙。(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要塞,为德军多次猛攻,屹然不陷。)

本节是孙子劝人“厚于求己”,与《军形》篇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意思照应。

充实国防

战争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是一种动的东西。看之似爆发,却不爆发;看之似不爆发,却又爆发。这爆发的时间,是超乎一切理论,为任何人所不易断定的。故一国为应对不时的战争,最好预先充实国防力、国防力充实,便可“恃吾有以待也”,与“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像今日各国的普及军训,扩充军备及奖励科学发明,即属此意。孙子在春秋时代,目睹群雄对峙,一国时有被侵略的危险,所以在《孙子兵法》中,力说充实国防力的重要性,其原理至今,益见正确。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

就将帅的性格说,约有五种危险性应戒除。其一,是必死。本来决死而战的果敢,是军人的本分,也是最高尚的行为,但由于缺乏智谋,暴虎冯河,必致为敌诱杀。

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又说:“勇于敢者则杀。”

司马法》说:“上死不胜。”岳武穆将军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

必生,可虏也;

有智谋者,往往没有必死之勇。及至身临战场,畏怯多疑,只想生还,必为果敢之敌所生擒。

于此,亦可这样解释:“富有智勇,欲以小兵当敌的大军,以最少的损失想收最大的战果,固是良将之器。但毕竟因为兵力寡弱,变为‘以卵投碬’,则不难为优势之敌击破,俘虏而去,例如李陵被擒于匈奴。”

老子说:“而民生生,动皆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

《司马法》说:“上生多疑。”

忿速,可侮也;

容易受刺激而轻躁的人,是可以侮辱的。他遇受侮辱时,则失自制心,变为轻躁,易堕入敌人的诡计中。

“忿速”对任何事情,仅是用感情,使意气,缺乏镇静与理智。

老子说:“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仲尼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廉洁,可辱也;

廉洁本是可贵的德行,但失之急于洁已,喜矫饰,好名誉,便易为敌利用其短以污辱之,而乘其隙。

爱民,可烦也。

爱惜士卒,本是善德,但因溺于爱惜,便不能采取果断的行动,易为敌人所烦——“劳之”,疲于奔命。亦有解为:对于扼守险阻的敌人,我乃分兵骚扰其人民,这时,有仁心的敌将,不忍坐视,仓皇赴援,势必坠我术中,而吃大亏。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战纲要》

《作战纲要》说:“欲使完成战胜之效果,须行猛烈果敢之追击。然当战胜之后,一般多以目前之成功为满足,而踌躇于果敢之追击,常致功亏一篑。故各级指挥官应以极坚固之意志,断行追击。战斗后,胜者之疲劳固大,而败者之体力与气力更属困惫,故胜者慎勿为部队之损伤整顿等因素所拘束,尤须克服疲劳与补给之困难等,一意决行追击,以完成最后之胜利。此际各级指挥官不惜对部下为过剧之要求,否则仍须更大之牺牲,而再攻击敌人也。”

这是关于追击战斗的记述,可作为本节的注解。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以上所说的五种危险性格,或偏倚性格,是为将者最大的缺点,用兵上最大的灾殃。足以造成全军的覆灭,自己被杀的悲惨,必以这五种为原因,这是为将者不可不深深地审察的。

五危与五德

原来利中有害,害中有利;长处即短处,短处即长处。然所以能弃短留长,则在于修养有素;取利避害,则在杂于利害而考虑。此孙子最后所以督促我们说:“不可不察也。”但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的,为将者欲避免此五危,一定要具备《始计》篇所说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然此固关乎先天的禀赋,尤关乎后天的修养,为将者能就此不断地修养,自可兼备五德而避免五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