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梁漱溟著。全书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在未来30年，中国文化到底将走向何方。

一卷。书论。唐代张怀瓘撰。为作者《书断》写成后,与寅吏部侍郎苏晋、兵部员外王翰二人,欲作《书断》后序,相与讨论的记录。首论“文”、“字”、“书”三者的特点及其功用;次论书之鉴赏;又次为自评,谓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终乃怀瓘作书赋成,遇褚思光、万希庄、包融等共读书赋,相与激赏之情状。其价值在于: (1) 提出“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这在书法美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作者论书的纲领,所谓“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 “先其天性,后其习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猛兽鸷鸟,神彩各异,书道法此”等说法以及书论中的“写意说”、“神、妙、能”的品评说等均是这一纲领的逻辑展开。另一方面,它是前代神采论的提升。从王僧虔“色彩”“形质”相兼到虞世南的“假笔转心,妙在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再到“惟观神彩,不见字形”,其传承递升之迹昭然可见。它不仅蕴含着书艺本质乃是同形向神的升进,而且也预示着一个古典书风转向写意书风的时代的来临。(2) 谓“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这和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有相通之处,它表明在当时传统派的书法理论中,虽尚有属守以二王为典范的观念,但同时也出现了主张不师古人之法,要创造性地表现自我,和造化融为一体的倾向。这种观念对后世书论、山水画理论颇有影响。(3) 提出“书之深意”,也是书学史上第一次从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把书法和其他艺术进行区分的重要尝试。文载《法书要录》、《书苑菁华》本、《美术丛书》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笔记，二十八卷，清袁枚撰，读书笔记的考据，卷一　诸经类 卷二　诸史类上 卷三　诸史类中 卷四　诸史类下 卷五　金石类 卷六　天时地志类 卷七　官职类上 卷八　官职类中 卷九　官职类下 卷十　科第类 卷十一　各解类 卷十二　典礼类上 卷十三　典礼类中 卷十四　典礼类下 卷十五　政条类 卷十六　称谓类 卷十七　辨讹类上 卷十八　辨讹类下 卷十九　存疑类等等。

是我国明代的一部重要农书,作者徐光启。全书共60卷,约70万字,是经过陈子龙修改加工过的。主要版本有平露堂本、《四库全书》本、万有文库本等。此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等12个门类,每个门类又分若干子目,全书内容包括了农学的各个方面。《农本》三卷,包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和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一文。作者征引诸子百家的言论,阐述农业是立国之本的道理。并借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政的皇帝和官吏要进一步重视农业。《田制》2卷,考查了井田制和历代田制的状况。《农事》6卷,叙述了农田的开垦、经营管理和农时等问题。《水利》九卷,重点阐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把水利看作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并提出了兴修水利的具体办法和措施,突出反映了徐光启重视水利的思想。《农器》四卷,绘制了各种农器的图谱。《树艺》6卷,叙述了各种谷物、瓜果、蔬菜的种植技术。《蚕桑》4卷,叙述了当时蚕桑业的发展状况,并绘制了蚕事、桑事、织紝图谱。《蚕桑广类》2卷,叙述了木棉、麻的生产情况。《种植》4卷,叙述了各种树木、花卉的种植技术。《牧养》1卷,叙述了各种家畜、家禽及鱼、蜜蜂的饲养技术。《制造》1卷,叙述了各种食物、酒类的加工和制作技术。《荒政》18卷,内容约占全书三分之一,说明徐光启特别重视灾荒的出现,体现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救灾思想。此书虽然在每章中摘引了不少前人著作,但都经过作者经心剪裁,并在许多地方加了注文和评语,反映了作者新的见解。此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了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邹树文的校点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的《农政全书校注》,都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参考书。此本为标点本，本站也有四库本，可以搜索查找！

明汤显祖作。论述了戏剧的产生与发展、戏剧的力量和作用、演员的修养和表演诸问题。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因此,戏剧起源于“情”。指出戏剧的力量和作用,在于表现人生、表现历史的极大可能性,能够“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万物之途,攒古今之千变”,从而说明戏剧可以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突破现实时空的限制,在舞台上创立一个意象中的世界;还指出戏剧具有感发人情、陶冶性灵、启迪良知的伟力。总结了表演艺术的规律性,即要求演员全身心献于艺术,“一汝神,端而虚”,“绝父母骨肉之累,忘寝与食”;注重平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动则观天地人鬼世器之变,静则思之”,“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长者食恬淡以修声”;有求真而传神的艺术表演,“微妙之极,乃至有闻而无声,目击而道存”;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引起联想,进入完全忘我的境界,“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来,赏叹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载于《汤显祖诗文集·玉茗堂文之七: 记》。

一卷,旧题汉司马迁撰。《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称“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据《史记·殷本纪》“伊尹……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隐》曰:“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此即司马迁所谓“素王”之义。《史记·越世家》裴骃《集解》有“太史公曰:《素王妙论》曰”之语,则《妙论》或亦非司马迁之自撰。是书早已亡佚,清马国翰自王充《论衡》中采得一节、自《太平御览》中采得三节,录为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阴阳”类。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补入“道家”类。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严可均《全汉文》本。

清蒲松龄作，文中主要考证了煎饼的历史演变，义记述了三百年前鲁中地区制作食用煎饼的状况，对研究淄博饮食具有重要意义。

一篇。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篇以假托翰林善书大夫和同寮故友无名公子对话形式,在语言往来中立论。所托的翰林善书大夫所谓用笔的立说,虽为真知灼见,但比较抽象,不易理解,更不易见诸笔端,故假以无名公子文赋一篇展而化之,并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通幽洞微地道出欧阳询的用笔之法。《用笔论》首先论述各种书体产生以来,仅王羲之一人书法“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又论及用笔之道为:“夫用笔之法,急促短搦,迅牵痴掣,悬针垂露,蠖屈蛇伸,洒落萧条,点缀闲雅,行行眩目,字字惊心,若上苑之春花,无处不发,抑亦可观,是予用笔之妙也。”又云:“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观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愈好。用笔之趣,信然可珍,窃谓合乎古道。”对后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今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佩文斋书画谱》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山水小品。唐代陆羽作一卷。有今人张宏庸辑校本,载1986年《陆羽研究集刊》。全文共五节,第三节“绿蛇”、第四节“报春鸟”虽为顾渚山事,却仅有“采茶人呼为报春鸟”一句似与茶有关。而第一节《获神茗》,则载录晋代王浮所撰《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获大茗。第二节《飨茗获报》,收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的剡县陈务妻与二子以茶祀古冢而得钱十万。第五节《昙济茶》,则为《宋录》载豫章王子尚访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饮茗而称之为“甘露”。此三节均与顾渚山无关,陆羽撰《茶经》均又收入《七之事》。通考全文,《顾渚山记》似为未完之作,或虽以《顾渚山记》题名,却仅为游顾渚山时所辑撰,并非专为顾渚山茶事而作。

现代文学评论文。刘半农作。发表于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文章反对文以载道,因为道是道,文是文,两者绝不能合为一谈。也反对只讲究字句声韵。主张文章应有作者的性灵和意识。文学家必须运用其精神,使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怀抱能蕴含于作品中,作品才有永恒的真正价值。就文体说,有永久的文学资格和价值的,只有诗歌、小说、戏曲和杂文。文学语言应漂亮雅洁,不宜夹杂累赘费解的外来新名词。但是新名词如果意义通顺,又不妨碍文笔的漂亮雅洁,也非绝对不可用。又提出改革散文的三条意见。一、破除迷信。创作时应处处有个“我”。如不顾自己,只是模仿古人,便只能是古人的子孙。如果学当代其他人,便是他人的奴隶。赞同胡适的“不模仿他人”说,进而主张不仅不模仿古人,而且应该推翻古人作文的死格式。二、文言白话可暂时共存。两者各有长短,不能偏废。要等白话全部吸收了文言的优点后,文言才能淘汰。三、不用不通的字。同时提出改革韵文的三条意见。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因旧韵已不合现时的语音。二、增多诗体。诗体越多,越能发挥诗的精神。三、提高戏曲在文学上的位置,戏曲应用当代语言写作。文章赞成以小说作为文学的最主要体裁,但不认为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文学作品。主张文学作品应分段,应有标点符号。旧式的圈点宜适当采用。陈独秀在编者按中指出:“刘君此文,最是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两事,一曰改造新韵,二曰以今语作曲。”

林觉民撰。亦称《寄妻绝笔书》、《与妻书》、《绝笔书》等。载《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写给妻了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信中委婉曲折地倾诉了自己对妻子的厚意深情,请她理解自己勇于赴死的原因,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满腔仇恨,反复阐明了个人和家庭与祖国前途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并鼓励妻子要“为天下人谋永福”,不要为他悲伤。此信表现了作者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高尚品质和为拯救祖国危亡,使亿万苦难同胞从帝国主义魔爪和封建统治桎梏下解放出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全信笔调委婉曲折,不仅辞意恳切,中心明确,条理清晰,而且语言简明流畅,情真意切,直抒胸臆;并将叙事、说理和抒情有机融合在一起,把爱妻子的感情寓于爱祖国的感情之中,读来感人肺腑。

4卷,清王有光撰。此书初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本书在清代的众多笔记中较为别致,专采吴中俗语谚语,逐条加以解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全书分为启目、正目、续目、末目4个部分,共集谚语及俗语304条。启目首列开盘笑、回味甜、十样锦、百丑图、步步高、只只好6条俗语,实际上相当于本书的凡例,作者有感于编书者“先序文,次凡例,继之以目录,正文未入,阅者色倦矣”,因此他编集谚语,使街谈巷议,多作格言,是为回味甜”;其中嘉言懿行,“拟之曰十样锦”;含讥寓讽,“拟之曰百丑图”;书中所录谚语自2字至12字,“自短而长,挨次录之,若历阶然,故曰步步高”;每条谚语,“庄者取其醇正,谐者赏其风流,各适其可,故曰只只好”。书中的许多谚语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如“势败奴欺主”,“神衰鬼弄人”,“人直不富,港直不深”,“宰相家人七品官”,“朝里无人莫做官”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清代社会的真实状况。有些谚语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如“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就揭示了一个真理。作者在对谚语的解释中有时还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有所揭露,如“纱帽底下无穷汉”一条注解:“朝绅州县,多不肖人员,不特居官者簠簋不饬,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亲及亲,坐幕立幕,皆在纱帽底下。粮制巨斛,饷勒浮收,词讼通关节,馈送索门包,肉食罗绮,挟妓呼卢,无所不至,故曰无穷汉。”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此书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与李光庭《乡言解颐》合印为1册。

一卷。明张丑撰。此表是记张丑家累世所藏书画。前有自序,称其始祖号真关处士。那时便开始收藏书画,时有黄庭坚、刘松年等人真迹,后散佚无存。其高祖出于明代书家沈度、沈粲兄弟之门,其曾祖也曾与沈周游,其祖与父都与文征明父子为姻娅之好。可见张丑之家的确渊源有自,所以他特以鉴赏而闻名于世。张丑又说他作此表时,家事已中落,书画已都卖尽,故此书是追其名以记之。表中所列,以时代为经,以世系为纬。第一格为其高祖张元素所藏,第二格是其曾伯祖张维庆、曾祖张子和所藏,第三格为其祖张约之、叔祖张诚之所藏,第四格为其父张茂实所藏,第五格为其兄张以绳所藏,第六格是张丑自藏,第七格是其侄张诞嘉所藏。时代是上至晋,下至明,作者共八十一人,书画帖四十九件、图一百一十五件。其中多有名迹。此书主要版本有:知不足斋别刊本、《翠琅玕馆丛书》本、《述古丛抄》本、《藏修堂丛书》本。

礼书名。南宋朱熹撰。1卷。书成于绍熙五年(1194)。《政和五礼新仪》中本有《州县释奠文宣王仪》1卷,此书的印本也曾颁降各州。但南渡后印本亡失,遂使州县释奠无所依据。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奏请颁降《五礼新仪》中之《州县释奠仪》。及颁下,发现其中多有抵牾,如依靖康诏书王安石当降在从祀之位,而所颁之本却仍以其配享。如此之类,难于施行,因奏请修改,未果。绍熙五年,始得朝廷定议行下,但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朱熹乃为钩校删剔,勒成定式。此书首列有关指挥数通,示人以所有修改系断自朝廷,非逞私意。次列释奠仪,仪注虽以《政和五礼新仪》所载者为准,但其抵牾处均加以修改。最后是释奠所用礼器图,图凡19,附释文,具言其体制,一以政和中议礼局所造礼器为法式。后世释奠文宣王,虽仪注少有损益,而所据率本此书。此书原本之从祀当有王安石,而今本无之;当无程颢、朱熹等人,而今本有之。这表明后人随时损益,今书已非原本。

一名《琴义》。琴论专著。北宋刘籍撰。1卷。籍自称“野人”,当为隐居未仕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皆著录。宋何薳《春渚纪闻·杂书琴事》亦言及此书。收录于南宋嘉定间田芝翁所编《太古遗音》中。书中论述音乐有“声、韵、音”三个层次:“夫和而鸣者,谓之声”;“参叙相应,谓之韵”;“韵而成文,谓之音”。又论述“志、言、文、音”的关系:“夫人志于所守,蕴积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谓之文;文又不尽,谓之音。”故音乐能超越语言文字而述志抒情,其感人尤深。此外还分析了音乐的“德、境、道”。所谓“德”是指风格技巧:“夫声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参韵曲折,立声孤秀,此琴之德也。”“境”指乐曲的形象意境:“如遇物发声,想象成曲,江山隐映,衔落月于弦中;松风飕飕,贯清风于指下,此则境之深矣。”“道”则是乐曲所展现的情志品格:“又若贤人烈士,失意伤时,结恨沉忧,写于声韵,始激切以畅鬼神,终练德而合雅颂,使千载之后,同声见知,此乃琴道深矣。”三个境界渐次递进,而道则是音乐的最高境界。此书对研究宋代音乐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代李浮丘撰。该经为一篇文章,运用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之术谈鹤,其中指出:“鹤之上相,瘦头朱顶,露眼,黑睛,高鼻,短啄,䯓颊,耳,长颈,竦身,鸾膺,凤翼,雀舌,龟背,鳖腹,轩前,垂后,高颈,麄节,洪髀,纤指;此相之备者也。鸣则闻于天,飞则一举千里。鹤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羽翮具;复七年飞薄云汉;复七年舞应节;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中律;复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或纯黑,泥水不能污;复百六十年,雌雄相视而孕; 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化产,鸾凤同为群;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文末有王安石熙宁十年正月一日附记:“此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晋。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代。”

十卷，明李之藻撰。之藻字振之，仁和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首列頖宫祀典，次列仪注，次列名物器数，共成八卷。第九卷为启圣祠及名宦、乡贤祠，附以乡饮酒礼。第十卷附以乡射礼。其中如释奠仪之散斋、演乐、涤牲诸礼，及时祭仪注，皆《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所未载。又迎神乐章，谓明制本宋旧，一成三成，相沿不易。其乐章诸谱，配以六律者，唯填工尺一字，颇能得其源流。盖乐律自宋仁宗时始省去坐、立二部，及堂上、堂下之分。南宋诸儒，又以旧乐加平减之制，无高上、高尺之律，於是所用者惟中和韶乐。明代实沿其制。之藻所谱，又注明时俗之一凡、清凡诸调，与旧调相合者，分毫不爽。又於琴瑟操缦之法，别成一谱。其琴谱不越松风阁之旧规，以数音谱出一字，少用钩剔。盖欲近於和缓，以和韶乐。瑟谱则以六律为主，行迟其声以应节，又与元熊朋来《瑟谱》之一声一字者迥殊。盖历律皆根於数。之藻娴於算法，世所行《天学初函》，即其所刻。故因数制律，足自为一家之学。其末卷载乡饮酒礼兼及乡射礼者，明初之制，犹行射礼於頖宫。迨其中叶，此礼遂废。故《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载之不详。之藻稽古证今，考辨颇为赅悉。惟《褒崇》一门，仅采史传，不及马端临《学校考》之备。又《仪器图》内犠尊诸制，既不本於《三礼图》，又不以《考古》、《博古》诸图证其异同，仅以时俗陈设者为准，未免稍略。然礼以时王所制为定，是亦自有其义焉，未可尽非也。

十卷，一百篇(条)，三万馀字。亦称《百战奇法》、《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决胜纲目》等。原作者不详。北宋专论战法的兵书。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始著录。茅元仪曰北宋人所撰，“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武备志·战略考》)。估计此书又于南宋末整理过一次，明《韬略世法》收入此书，题“宋谢枋得编辑”。清人翻刻时伪托曰明刘基撰。该书以兵学理论与历代战例相互印证的形式编撰。其首列作战之名称为目，如“计战、谋战、间战……忘战”，共一百目。每目之下则先作理论阐释，并从《武经七书》中引一句作结。之后便选一战例详加解说，以与理论部分相发明。全书所论较为广泛，涉及到古代兵学中提出的主要用兵原则和作战方法，加之在体例上理事结合，条贯清楚，简明易懂，颇具特色，故明以来多为世人所欢迎。现存有明李贽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二卷单行本、明《韬略世法》刊本、清《帷幄全书十四种》抄本、清《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刊本等。

简称《说文》。文字学著作。汉许慎撰。15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部次分明、推本求源的文字学巨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文14篇,叙目1篇,后人以其篇帙繁重,每篇厘为上下,成30卷,今通行大徐本即如此。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解说133441字。字头和重文用古籀篆,解说用隶书。设540部首,始一终亥,据字形的相近排次;每部所收字,据字义的关联引申排次。每部终了,合计文数、重文数;每篇完了,总计全篇部首、文、重文、解说数,加以标明。解说,先释义,次释形,后释音;于形音义不明瞭者,则标以“阙”字待考。此书首创部首统字法,至今编纂字典还在承用;保留了1万多古字,可资研究汉字历史以及考求甲骨金文;首次为六书发凡起例,开形音义互求先河;保留大量古音、古训,古制材料,于训诂学、音韵学、考古学必不可少。不足之处:说解形义均有失误,有时带有封建色彩,编排体制和部首设立不够严密。《说文》书成后,即为著名学者郑玄、应劭等称引,历代研习不断,至清达到全盛,专家数十人,专书数百种,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近人丁福保辑录研究著作二百余种,成《说文解字诂林》,有此一编,诸家之说皆得披览。近世研究《说文》,多以甲骨金文互证,取得新的进展。许书原本久佚,今日得见最早之本为唐写残本,通行完本为二徐本。小徐本以道光间祁㝦藻刻本为精,大徐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为好。孙刻保留宋本旧式,但眉目不清,讹误仍旧。清同治间陈昌治据孙刻改为一篆一行本,又加校录,才使全书眉目清晰,开卷了然。1963年中华书局据此缩印,并于篆首填加楷体,卷末附新编检字,方便读者,流布颇广。

二卷。清王坦(生卒年不详)撰。王坦字吉途,南通(今属江苏)人。王坦作此书,本照《律吕正义》的宗旨,而加以推究阐明。其五声数论琴之说,认为丝乐弦音,应当以五声之数定其丝纶多寡之数为体,徽分疏密之数为用,不可以用黄钟九寸、太蔟八寸之说为准。其解黄钟均以仲吕为角之疑说、三弦独下一徽说、五弦独上半徽说,泛音四准说、调宫转调说都言之成理,颇有见地。王坦在清代论琴诸家中可谓有创见者。是书有《四库全书》本。

二卷，元刘瑾撰。瑾有《诗集传通释》，已著录。是书以候气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圆周径，以考求其积分。盖瑾之学笃信宋儒，故其注《诗》守朱子之说，不逾尺寸。其论乐守蔡氏、彭氏之说，亦不逾尺寸也。瑾合二家之书，反覆推衍以成是编，较诸古人之神解，诚未必窥其精微。然宋儒论乐，所见不过如此。有元一代，着述尤稀，《律吕成书》犹不甚支离者。长短兼存，以资考订，固亦不妨姑备一说云尔。

蒋维乔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上海书店1989年版《民国丛书》第一辑中。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系依据日人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史一如于1923年译为《中华佛教史》,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编写,予以改正、补充,补续了十二、十七、十八三章。分四卷,共十八章,系统论述自汉至民国中国佛教流传的轨迹,蒋氏自撰近世佛教之二章,尤有草创之功。

中国音韵学著作。兰茂撰。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吴允中刻本、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高举刻《古今韵撮》本、清康熙二年(1663)李棠馥刻本等。兰茂(1397—1496),字廷秀,云南嵩明人。中国明代医学家、语言学家。本书分韵类为20、声类20、其划分的根据是:“凡字有宫、商、角、徵、羽五音,有平、上、去、入四声,四五相乘而为二十。牙、齿、舌、喉、唇又凡五用,每一字母子翻切,必四言而成字,四五相乘亦为二十。故此编横有二十母,纵有二十韵,其阴、阳出入亦均分而两之,皆自然而非强也。” (凡例)其20韵类为:东红、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缄咸、廉纤、支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其中前10韵平、上、去、入四声俱全,后10韵无入声。声母20类是用《早梅诗》的形式概括的:“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每一个字代表声母相同的一类字,因此这20字的诗便代表了20类声母。本书为便于儿童识字而编,在字形、字义方面都讲求便捷,在字音方面完全以当时云南方言的实际语音为准。作为韵书,对于研究云南方音的演变以及当时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状况有很大价值,对研究《中原音韵》也有参考意义。特别是首次采用诗歌形式标举声类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独创意义。

现代文学论文。胡适作。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进而认识到不能只否定旧文学,还必须建没新文学,为此而写了本文。文章把原先的“八不主义”归纳为肯定式的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文学,因为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便是文学。而用死文言的人,硬要把自己的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把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该文以为要创立标准的国语,先要有国语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将是标准的国语。提倡新文学的人可先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的国语,而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可尽量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有不合用的便不用,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充,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就用文言来补助。又提出创造新文学的3个步骤:工具、方法和创造。文学的工具便是白话。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文学的方法首先是收集材料,要拓宽题材,要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有周密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其次是结构。要讲究剪裁、布局和描写。而获取高明的文学方法的道路,是赶紧多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只有工具运用纯熟自然,又熟练掌握方法,才能创造新文学。本文对新文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画评论著作。旧称《魏晋胜流画赞》。东晋顾恺之撰。全文共二十条,第一为论画之难易,其余各条是对两晋时期卫协、戴逵等画家二十一幅画作的评论著录。即:《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穰苴》、《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七贤》、《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嵇兴》、《临深履薄》。表现内容有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还有列女、壮士和名流高逸之士;有宗教题材,还有文学作品、山水走兽等题材。其主题在图圣贤“明鉴戒”的同时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各件作品的评论持论严谨公允,见解高妙新颖。顾恺之在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迁想妙得”、“置陈布势”、“巧密于情思”以及“骨法”、“神气”、“情势”、“天趣”等一系列绘画审美主张和创作技法,这些观点成为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精髓的一部分,对后来谢赫的“六法”论和中国绘画品评之风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