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欧洲的文学史，它主要讲述了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经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国史馆工作。九月被聘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馆编纂编辑中，开始撰写《近代文学史》与《希腊文学史》讲义，合而为《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入“北京大学丛书”。全书约十万言，分希腊、罗马、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十七十八世纪三卷。

文艺理论。周作人著。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于辅仁大学作了数次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讲演; 邓恭三做了详细记录,后经讲演者校阅,公开出版。本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第二讲是《中国文学的变迁》,追溯了中国文学两种潮流的起伏、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公安派及其文学主张、竟陵派等等。第三讲和第四讲是《清代文学的反动》,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作法及其所激起的反动; 同时还说明了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等。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内容有“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白话作品的出现——《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用白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他说:“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作者探讨新文学源流所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他脱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西文化撞击而谈新文学的源流,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

《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28年，它不仅介绍了日本社会、文化的现象，更揭开了隐藏在现象下的深层原因，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作者戴季陶在日本生活多年，并作为孙中山秘书亲历了中日关系的最错综复杂的阶段，他对日本的了解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戴季陶认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而中国却鲜少关注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国近现代的交锋中，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下风正是因为对日本缺乏认识。在本书中，他纵论日本从皇权、国礼、信仰、宗教到武士、财阀、政党、国民的方方面面，用理性的态度对中日两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剖析，用扎实的证据披露了近代中日关系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虽已成书近一个世纪，《日本论》仍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经典之作。本书另附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所著《日本与日本人》，以帮助读者从心理、哲学角度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国民特性。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再版。概括起来有5方面的内容。1.佛教史的整理,有《印度佛教概论》、《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文。对印度佛教的产生,及输入中国后发生的变化做了全面的综述。指出印度佛教受古希腊的影响而建立,传入中国开始是作为一种方术宗教由海路经南方传进,后来逐渐发展成带有学术性的宗教。并且由于中国南、北环境的差异,使中国佛教形成了“南方尚理解,北方重信仰”的两种风格;2.佛教经典的疏理,有《说四阿含》、《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等文。对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典作了考证、校勘及分类,指出其在中国流布的变迁,强调研究经典的正确研究方法和必要性。还对历史上一直有争议的经典提出了自己看法,认为《四十二章经》、《理惑论》、《大乘起信论》等都是后出的伪经或伪书;3.佛经翻译史的考察,有《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文。整理了历代译经目录,提供了译经史脉络,概括出译梵为汉的特点,即因为南、北地理的差异,形成译文意译、直译的不同风格,译出时间越晚的经典、则越不容易读懂;4.中印佛教交流的回顾,有《佛教与西域》、《千五百年之中国留学生》等文。把印度、西域来华的僧人,中国去西方求法的佛教徒一一作了归纳,根据他们的情况,划分为西域期、罽宾期、天竺期3阶段,旨在阐明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闭关自守、不假外求的国家;5.佛教义理发凡,有《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佛教心理学浅测》等文。

中国基督教新教学者王治心著。1940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把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分为4段:　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明朝天主教及道光以降的更正教和天主教。本书试图说明,基督教教义同中国固有文化是相容的,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功大于过。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但作者承认,离“备”与“信”尚有距离。

现代学者汤用彤的思想史著作,收集了作者1938年至1947年间的9篇论文。第一篇《读人物志》,对刘劭《人物志》一书的宗旨,汉晋之际名实之学兴起、变迁,魏初儒、名、法、道等思想的活跃与它们之间相互杂糅的问题作了论述。第二篇《言意之辨》,就魏晋之际思想界讨论的“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 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揭示出 “言意之辨” 对形成玄学理论体系的巨大影响。第三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对何晏与王弼、向秀与郭象以及僧肇等玄学家的思想作出分析。第四篇《王弼大衍义略释》、第五篇《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第六篇《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第七篇《向郭之庄周与孔子》、第八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等,概括了王、向、郭、谢诸人的玄学理论及其主旨。第九篇《魏晋思想的发展》作为该书《附录》,通过“魏晋时代思想的成分” 、“魏晋玄学的发生与长成” 、“魏晋思想的演变” 等三方面论述,对以玄学为内容的魏晋思想史作出明晰的结论,即 “关于魏晋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一) 正始时期 (240—249年) ,在理论上多以 《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为代表。(二) 元康时期 (291—299年) ,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 的思想流行。(三) 永嘉时期(307—313年),至少一部分人士承正始时期 ‘温和派’ 的态度,而有 ‘新庄学’ ,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 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 。” 各篇文章均言简意赅,甚有说服力。该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本。

近代孙德谦撰。民国时期重要的《史记》学研究著作。孙氏此书的研究方法既非史料考证（如赵翼、梁玉绳），亦非文章评论（如吴见思、牛震运），而是致力于探讨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史法”与“体例”，即所谓“义法”。共五十篇，不仅揭示了司马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的著史意图；亦从“义法”着眼，对《史记》的编纂体例、史料剪裁、书法运用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同时，通过揭示《史记》的“义法”，此书对一些《史记》学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疑案也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常乃德著,中华书局1930年4月出版。 该书介绍了原始中国民族的神话思想和宗教与伦理思想,分析了宗法社会思想的发展和程朱理学、清朝考据学等,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作者认为,自周秦以来,百家争鸣,其中未尝无近乎哲学性质的学说,不过中国的民族性是平易务实,所有主张多务求有裨实用,并不好为幽深玄远的思辩,因此发达为纯正哲学的机会极少。只有六朝以后,从印度输入的佛教思想,颇有些哲学的意味,但一到中国,学风也渐渐趋于实际,不是纯印度的本来色彩了。因此,在中国求学术史或哲学史的记载是很不容易的,但五千年孕育深厚的民族,其思想对于世界却有莫大影响。

清人王念孙撰。嘉庆十七年后陆续刊行,道光十一年甫毕。八十二卷。收入史、子、集部十种书的研究成果(经部收入《经义述闻》),即:《逸周书》四卷,《战国策》三卷,《史记》六卷,《汉书》十六卷,《管子》十二卷,《晏子春秋》二卷,《墨子》六卷,《荀子》八卷另补遗一卷,《淮南内篇》二十二卷另补遗一卷,《汉隶拾遗》一卷。王氏殁后,其子王引之检其手订遗稿二百六十馀条,于道光十二年刻成馀编二卷,收入有关《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等八种古籍的杂志。全书校勘比重较大,其次为释解词句、句读。充分运用古音、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使用本证、旁证、推理等方法,校读原文,纠弹旧注,使许多千年疑滞得以解决,识见卓绝,凌越前人。如《战国策杂志》“触讋、揖之”条,考证“讋”系龍言二字误合,当为“龍”,“揖”乃“胥”字隶讹又加偏旁之误,当为“胥”,均被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所证实。于《淮南子》用力最勤,在《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中将错讹归为“传写讹脱”、“冯(憑)意妄改”两类,条分缕析致误原因、表现、后果。有王氏家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家刻本影印,新附条目索引。

李长之编著,正中书局1941年4月出版。本书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全书分三篇,一为希腊哲学,二为中古哲学,三为近代哲学;其中希腊哲学又分宇宙论时期和人事论时期。第二篇中古哲学介绍希腊哲学在中古时期的继续和在教会权威压抑下经院哲学中近代精神的潜流;第三篇近代哲学主要讲述科学的方法论的确立和理性派的主要代表,以及英法德的启蒙运动和近代哲学的两个项峰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最后概要地介绍了当时哲学界的走势,主要是唯心论的继续发展、实证主义思潮和新实在论的出现等。作者指出,西洋的哲学各有其民族的背景,而学习哲学(尤其是哲学史)给我们的最大训练之一是容纳其他立场;中国的现代化,对于西洋哲学的认识有一种特殊的需要,但是,中国将来的哲学,不言而喻,必是中国传统精神的。

沈从文著。收录沈从文谈论文学、写作的相关文章，我们要如何理解文学？该如何写作？如何阅读？本书集合了沈从文全集中的32篇文论，从写作理论、阅读经验、经典品评、文坛八卦等方面，全面展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一本浓缩60余年文学经验的文学课，看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北大中文系教授，学生中有汪曾祺、臧克家、萧乾等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文学之路上有何秘诀？ 想学习写作，但词枯句穷，提笔就怕？都说大师的作品好，却不知好在哪里？想提高文学素养，却不会欣赏文学作品？广大读者的疑难、创作新手的困惑，沈从文一一作答。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独到见解有哪些？ 文学大家评文学经典，当代大师论当代文坛。走进沈从文的文学课，探寻经典作品的创作轨迹，了解真实生动的中国文坛。 写作理论、阅读经验、经典品评、文坛八卦……你想了解的文学秘辛，在这里一书说尽！

吕思勉著，本书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说明书。吕思勉先生以浅显、流畅的文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衣食、住行、婚姻、族制、阶级、政体、选举、官制、兵制、文字、语言、学术、宗教等，旨在说明文化的变迁，“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作为吕思勉先生的经典之作，经典性无需赘言，每读一遍，都能带给你新的收获，助你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辨正文字的字书。宋代张有撰。凡二卷。张有,字谦中,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汉字自篆而隶,形体大变,讹异叠出,张氏欲以《说文》小篆形体矫正通行文字之误,故名其书为《复古编》。共收三千馀字,按四声编排。说解援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分正、俗、通三体之例,正体用篆书,列为字头,别体、俗体均附载于注文之中。卷末附辨证六篇,为联绵、形声相类、形相类、声相类、笔迹小异、上正下讹,俱分组厘析各字细微差别。对研究汉字形体演变,了解汉字的形义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顾汉字发展大势而一意复古,是其局限。况其所谓“古”,仅止小篆而已,小篆较商周文字已多讹变,以小篆证今字,有时未免以讹证讹。元人曹本又撰《续复古编》四卷,收六千四十九字。张书版本较多,今存最早者为明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曹书有光绪十二年(1886)归安姚氏咫进斋叚皕宋景元钞本。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红妆”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在书中，陈寅恪不但表达了对才华横溢的女子如孟丽君、陈端生等人的欣赏，也对一些品格低劣的男性文人提出了批评。其实，“红妆”研究是陈寅恪完整的学术世界的一部分；陈寅恪的表扬或者是贬抑的态度，都是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中心。这一准则，贯穿于陈寅恪一生，乃是他为人治学的态度，也是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阐释。

陈寅恪先生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共两篇，第一篇是冯著上册的审查报告，作于1930年，第二篇为冯著下册而作，时间是1933年。两篇文章拢共三千字，但内容极精要，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视做寅恪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思想纲要和心得总结。就中包含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不仅“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且能“示来者以轨则”! 。

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学生之请所拟。所列图书共约190种。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大类。开列此书目的目的,主要是为帮助普通的年青人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国学知识,并使他们掌握“治国学的门径”。为了使此书目不仅适用于个人,还能适用于当时的中小学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以还在每部书下,注出其最易得的版本。此目一经问世,便在国学界引起反响。梁启超曾撰文提出激烈批评,认为此目在开列时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因而阙漏较多,如史部中的《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经典要籍此目均未收列,其批评颇中肯綮。

论文。胡适著。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作者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出发,提出改革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应从“入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着重于提倡文学体裁的大解放,冲破旧形式的束缚,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从我国白话应用的历史中得出“白话几成为文学的语言”的结论。作者认为根据上述主张创作出来的新文学,从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作者也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出文学应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还提倡描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写实主义。该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第一篇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号召书,对于开辟新文学运动的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代文学史著。唐弢主编。先后参加编写的有唐弢、王瑶、刘绶松、严家炎等数十人。本书是原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第1、2册初稿写于60年代初,1978年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3册是1978年冬至1980年春重新编写的,由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册书前有《绪论》,论述了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的性质、文艺论争与创作风貌的演变及其与中外文学遗产的关系等。全书共20章:第1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第2章,《鲁迅(上)》;第3章,《郭沫若》;第4、5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第6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7章,《鲁迅(下)》;第8章,《茅盾;第9章,《巴金、老舍、曹禺》;第10、11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第12章,《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第13、14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一、二);第15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第16章至18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一、二、三);第19章,《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第20章,《国统区的文学创作》。最后是《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召开(代结束语)》。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较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它涉及作家近3百人,重视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章节,史料丰富,科学性较强,文字表达比较精炼和准确。曾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印学论著,四十二卷,明徐上达著。其自序曰:‘今人好人习,异轨分途,无人乎引法以缩之,终未于正,无人授法以进之,终于未精。上达不才,朽废多暇,曾窥一斑,偶有一得,敢为爝聚丝累,条次成帙,为之开道于后。言传不语,印证了然,缪谓备诸好善为法矣,参酌有年,终付剞氏,自榜曰《印法参同》。’此书有凡例二十一则。第一至四卷介绍官私玺印制度、形式;五至十五卷叙述古来篆体及印学知识;十六卷介绍印章钮式;十七卷以后载古来印章,间杂徐上达、徐凤来父子摹印。该书分类撮要,阐述明白。尤其对技法的论述,授之以法,晓之以理,甚为精当,它是印学史上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印学巨著,有着重要的价值。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有十六册本及二十册本。本篇选录该书前后自序；第五卷《喻言类》；第七卷《参互类》；第八卷《摹古类》；第九卷《撮要类》；第十卷《章法类》；第十一卷《字法类》；第十二卷《笔法类》；第十三卷《刀法类》和第十四卷《总论类》。

一卷。清高士奇撰。是书是高氏告老还乡后的著作。书前有康熙庚午(1690)年间自序一篇,主要内容为记载其别墅——“北墅”园中栽种的花卉树木的情况。“北墅”园中种植的花卉树木很多,高氏记其果树、竹子、蔬菜、药蔓之类共二百二十二种,分别记述各种花卉、树木的形色品状,内容十分丰富、详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列为存目。现有《学海类编》本、《昭代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十一卷,清唐晏著。其书根据儒经分隶儒学家,《周易》共二卷,《尚书》共二卷,《诗》共二卷,《礼》、《乐》一卷,《春秋》共二卷,《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一卷,“明经文学列传”一卷,另有《凡例》。唐晏在《序》中说:他著作此书,“旁搜远绍,提要钩玄,匪云眩奇,正以明道”,是为了明“孔孟再传”的汉儒经学。《凡例》讲本书的取舍标准:“故事虽取之于史,而其义则必求合于经;必不背圣门之旨者,乃始取之,以继孔、孟之绪。”排列次第是由这样的观念决定的,“道之大原则出于天,故首《易经》,以天道通人事;而善承天者莫如圣,故次之《尚书》,以阐圣;而所以如此者,为治民也,故次之以《诗》,以考十五国之风有治有乱;欲救其乱,端在于礼,故次之以《礼》;而礼之所失则世乱,故终之以《春秋》,以纪其变。”各经所附儒家人物,有派系的列于各派之下,最后列不知何派的人物。并在前面有叙论,叙该经儒学传授流变,断以己意;后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相关的记叙。如卷三、卷四为《尚书》,在最前面的叙论说:“至文帝始获伏生,虽遣晁错往受,习者终鲜;逮欧阳生出,《书》教始溥;至两夏侯出,《书》用益宏;至东汉桓氏,世为帝师,而人争骛之矣。若《古文尚书》出自安国,乃鲁学也,习之者鲜。及乎马、郑既生,古文为尚,欧、夏旧说,遂等弁髦。”其后各派即依叙中先后排列。该书详尽收罗了两汉三国的儒学家资料,对研究两汉三国儒学、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亦称“诽谐文”。文体名。隐喻、讥嘲、调谑或噱笑一类作品的通称。“俳”又作“诽”。《隋书·经籍志》录有袁淑《俳谐文》十卷,现仅存《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等5篇。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与今天的“幽默讽刺”之文类似。此文体主要以讽刺手法讥刺社会生活现象。

书论是书法的理论表述。《历代书论》中不仅了解中国书法的理论史，亦可感受到中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本书选择了历代经典书论文献，对其进行详细的校注并释义，介绍作者，同时对版本知识略加简介，致力于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书法理论，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刑统赋》注解书，《刑统赋》宋律学博士傅霖撰,共2卷。傅霖以 《宋刑统》律文不便于记诵,于是以韵文体裁改写成一部律学读本,并加注释,名为 《刑统赋》。原本已不可考,清末沈家本《枕碧楼丛书》所收集有宋元祐中东原郄氏《刑统赋解》2卷,金代孟奎《粗解刑统赋》1卷,元代沈仲纬《刑统赋疏》1卷,都是后人就《刑统赋》所作的注解。

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缪桂龙参校。《齐民要术校释》是缪启愉整理研究农业古籍深厚功底的见证。缪启愉付出的艰辛劳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齐民要术校释》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反响。一致认为，校释者学力深湛，考校精审，注释严谨；《校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总其大成，脱其窠臼，推陈出新，纠正了千百年来的因袭谬误，新的见解、论断贯穿全书，并一致推崇为“迄今最完善的一部《齐民要术》校释本”。使得它包蕴的丰富的传统农业优良技术起到古为今用，乃至中为洋用的作用，是一部优秀的对农学史、技术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国外专家学者也对《齐民要术校释》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