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的文坛上,只有种作为个人鳞爪式的观察,而无有所谓“文学批评”,这也许是由科学而来的新精神,“文学批评”,乃随了近几年来新文坛上的创作与介绍的波浪,在后面助着“翻澜”。我常想古语上说的“人生不同各如其面”,况且比着仅有五官位置,颜色黄白更为精细神秘,与难以了解言喻的思想,以及由思想的反映,倒流,酝酿,发泄出的文学作品,若令我们去如抽丝般的一丝不乱,如对着镜子,使之有毫发可数的程度,而去批评非我的作品,其结果只有“不可能”。其实有时作者将一篇稍为称意的作品,趁一时的感发兴会,写了出来,及至手倦心移的时候,或者他日重行阅读的时候,假若令他自己将作品来加以精密的解析与说明,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常常有这种经验,不知朋友们中也有否?

从更深邃的一方面说来,文学作品的产出,的确是富有神秘性的。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所谓“妙手偶得”,所谓“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这等创作欲在“愤而启,悱而发”时候,一切的功利论,目的论,在作者的心头眼底,一扫而空,自然这也不论是写实的作家,或者是浪漫的作家,当然一律有此同等的经验。

若照这等说法,那末要Litrerary Critiaism何用?

韩德曾告诉我们:“在我们中间之人类的批判的高等次序最是急需的,小而言之,至于极微在文学的生产与文学的试验二者之中的距离,而且,更小而言之,因为文学本身的原故,精纯去作出这些高明结果在文字的领域以内,此即为批判的才能与习惯是假定可以担保的。”(见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只管作者过了创作期,未必能再去分解他的作品的内容,然旁观者却未尝不可从风格、趣味、意境、思想中去找到作品中间的骨子。虽说当作者在一瞬间,将种种印象、种种难以言喻的感想在笔锋下画出,但既然惹人歌哭,动人恼怜,甚至于被人诅咒与愤怒,这总是作品中是有无许的生机,是可以值得文学上的评价的,而不是只同日历、账簿,左不过是物质集合成的刻板的记号。所以旁观者便可以其自己真实的观察,作一个interprerter。固然是未必能将作者原始由心中发出的箭痕捉到,但多少总可使他的旁观者,阅之有点利益。

所以批评者的费力与劳苦,并不下于创作者,而且也须具有创作者的才能,虽然他自己可以不必去创作。

创作并不是以求人赏鉴为目的,批评也不是只以指导创作的本身为目的。本来一个大的社会,全体都是用无数的锁链穿成的,都是息息相关的,文学是人生的活动之一,虽然与教育,宗教,政治等,不是根于同一出发点,但与社会上的关连,与人类的情感的贯注,总是不甚相远。某甲在夜半起而狂号,这未必不是我们全体的号声,某乙在爱人的身畔微笑,这未必不是我们全体的微笑,——自然有人以为这是些神秘话,但仔细想来,人类中“彼”与“我”的界限,何尝画得如鸿沟一般的不可逾越。那末,一个人的作品,就或一方面说,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然终是自人类中产出的,即是这样,批评者的功用,便在此中显出。

“文学的批评,无论有哪种最后的价值,必在其方法与精神之中,加入哲学的成分——在文字的启示中,作心灵的研究。”中国以前的文章,偶而有几片沙砾中的珠矶,说到批评,也多是些微末无足轻重的话,如同“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文心雕龙·明诗篇》)这一类的话,只是批评者自己去堆砌词藻,于批评二字实难说到。我以为文学的作品有其背影,有其潜在的支配力,有其无穷的感触,与思想的集合。总言之:即有作者的整个的人生观在内,哪怕短得如泰戈儿的两三行的诗,长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无论其为言简意赅也罢,蔓延无端也罢,其中总是包含有一部分的人生的真实的哲学思想在内。由此可知批评者重在从这些地方着眼,能以一面去发掘出作者“内性的真”;一方面又可宣露出一己的见解,所谓“在文字的启示中,作心灵的研究”,只不过是如此。但阅者且不要以为我是主张凡批评者除开思想的一条路子可走之外,如风格,如词句,如布局(Plot),如全体的结构(Whole Construction),便可以置之不问了。不过就真实的批评的本义说来,这些只是小节而已。

至于其他如以客观的纯粹批评,视为文学批评最适当的工具,在我个人也不敢认为妥当。本来“客观”这个抽象的名词,是很笼统的,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的。譬如我们在夏日的夕阳欲坠的时候,去看那明光闪动的彩霞,忽而由金黄色,变成赤红色,或者忽而遮却日光,又迅速地将日光闪出,我们只有去赏鉴他的美丽的变幻,与由他的美丽的幻变中,给予我们的种种感动的印象,如在这时,我们却想去用丝毫主见没有的经纯炼过的静的心观察他,不惟不能,而且太不成话了。那只有科学家是如此。向来科学之智慧的锻炼与利益,比快乐为多。马太亚诺德曾在他的名著《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内,特别去用力说明文学何以有别与超出科学的所在。我想上面所举的例子,就是最相宜的一个。虽说批评者,负有新鲜的指导与解释作品的使命,但如果批评的文字,一变而成了处处须用科学的解释——纯客观的解释,我以为除开其他的关系不论,即由此可将作者的内性探索得到,也是不容易的。如批评文学的最简括两句话“科学与物象相伴,文学与思想相伴”,可知思想是多么不易捉摸得到,把握得住的东西,如利用科学的方法如以此求其他的真理,适用与否,非我所愿论及,而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求文学上的思想,真所谓“缘木求鱼”,不过文学究竟是时代的产品,文学批评的进行,也应相随而有转移,采取科学的精神,去整治文学的作品,则未尝不是一种督促文学进步的要素。

中国人有时可以说是最思想自由的民族;有时也是最容易受锁镣束缚的民族,在一切事上是如此,在文学上也何尝不一样。主义的争论,与力求孤异的见解,总不是相宜的。世间的万有,原没有准则——不可变易的准则,只是各人所见不一,这倒无妨,但是文学批评是如何重大的事,是如何有明丽的导光,能以在黑暗中启指出坦途来的事,现在中国的创作,诚然还是在风雨中开始旅行,而批评者也似未曾将其明丽的烛光找到。这不是学识的关系,大部分还恐怕是为旧日的文学见解的“习尚”束缚住的关系。

本来我不是对于文学批评作一种系统的理论,或者如这等零星的臆想,还可以说话自由些。末后,我还有一点意思,愿意去申叙的,就是人类的情感,原是最奇妙不过的。一切由反映,由深邃与广阔的印象认识中得来的情感,人各有一种模型,不过总是活泼(dividness)与有威权(power)而难以用界限与有秩序的理性所可束缚的。尤其是以文学中的情感为流动而易于变幻。批评者非用极锐利的思力,透入作品的内部,难以把握到作品之生命的泉源,难以使大多数,无明了批评的观念的人,得到利益。至于过于倾信用科学的方法,来规度文学的,以为如能用完全的科学的方法,则文学中的想象,情感,事实,没有不可度量的,我以为不必如此费事。如真能了解文学的人,原不用什么工具,即可直接与作品相融合,直接便判出爱与憎的界地来。否则以近代科学的发展看来,恐怕尚没有完全可以探讨出文学内的情感的秘处。那末,如专信这等方法,是最愚钝不过的。

文学只是“感动”的媒介而已,此外一切都不免是题外的余支,批评者只是在“感动”的范围内,用明敏的眼光,去探求出作者潜在的意识,或抒写他自己真实的见地,这便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过这已是不容易担负的任务了。

我相信将来中国的文学批评者,现在已经在预备的时期了。我这篇短文,虽是如拉杂的记感的杂文一样,但我热切地希望将来的文学批评者,能将明丽的烛光,照在我们新文学的收获的田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