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初年的政治 唐睿宗李旦在武则天时代，名为皇嗣，实际形同囚犯。在告密之风盛行的时期，宫中户婢团儿诬告皇嗣正妃刘氏和德妃窦氏（玄宗生母）诅咒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则天同日杀掉她们两人。李旦畏惧武则天，不敢替她们伸冤，好像事情不曾发生的样子。有“前尚方监（即少府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武则天）“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来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资治通鉴》则天长寿二年）。在武则天时期，章怀太子李贤之子“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资治通鉴》则天天授二年）。中宗复位之后，睿宗的遭遇并没有改善多少。中宗太子重俊杀武三思，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等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中宗问大臣萧至忠，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王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资治通鉴》唐景龙元年）。中宗也是患难余生，深有体会，就不追究下去了。
及临淄郡王隆基杀韦后，这时政权中最有势力的是武则天的独生女，睿宗的胞妹太平公主。她曾经参与推翻韦后的事件，既而主张废重茂立睿宗，并亲手把重茂从御座上拉下来。所以睿宗即位之后，常与太平公主图议大政。
隆基既以杀韦后功，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太子深不自安”（《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太平公主又尝“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指太子），众皆失色，宋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资治通鉴》唐景云二年）太平公主恶宰相宋、姚崇、张说，、崇并被摈出为外州刺史，张说也罢为尚书左丞，分司东都。
唐睿宗以隆基英明有为，决意传位，自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劝睿宗虽传位，仍“自总大政”。所以睿宗下诰“三品（宰相）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并自决之”，三品以下的除授及徒罪，才取决于玄宗。当时宰相七人，有四个出太平公主之门（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四相阿附太平公主），他们还勾结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大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等，准备发动政变。玄宗乃发羽林“万骑”，先杀常元楷、李慈，肃清了禁军中的异己分子，然后杀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并令太平公主自尽。玄宗这才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唐玄宗在临淄郡王时代，曾周游京畿，熟悉民间利弊。通过废杀韦后、诛太平公主几次事件中，又涌现了不少以后可以作为统治权力机构中的骨干人才，如姚崇、宋、苏、张说等人物，他们都是久经风雨，干练有为，故玄宗委以重任。姚崇熟练吏治，且有识见。开元初年，连岁蝗灾，当时政府中一部分官吏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有的甚至认为如果捕蝗，“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独有姚崇认为“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资治通鉴》唐开元三年），请政府派遣御史，督州县捕蝗，考其勤惰，呈报政府。由于采用这种积极的措置，及时处理，因此虽然“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唐开元四年）。姚崇对于边防事务，极其关心，他“三为宰相（姚崇在武则天、睿宗两朝已二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资治通鉴》唐开元元年）。宋为相，不但“刑赏无私”，还能“犯颜直谏”。“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苏也是“吏事精敏”（《资治通鉴》唐开元四年）。张说“善用人之长”（《新唐书·张说传》）。这几位宰相，对当时朝政的兴革，都起过一定作用。元稹在《连昌宫词》中说到：“姚崇宋作宰相，劝谏上皇（指唐玄宗）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指姚、宋）。”唐玄宗即位之初，也竭力想模仿他曾祖父唐太宗，“好贤纳谏”，“励精图治”，因此出现了所谓“开元之治”（公元713—741年）。史称开元初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资治通鉴》唐开元四年），或许语有溢美，但比起唐玄宗后期天宝时代（公元742—755年）的政治来，要清明得多，要有朝气得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在武则天时代，官吏之多，已经有“车载”、“斗量”之谣，而且由于“诸色入流，年以千计”（《通典·选举典》引魏玄同垂拱中奏疏），造成官僚机构膨胀的严重情况。尤其到了唐中宗复辟以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纳钱卖官，别降墨敕斜封除官，当时正员之外，复置员外、检校等官，其员额有数千人之多。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选官年达数万人。官吏员额增多，当然政府开支浩大，人民负担加重。睿宗即位，下旨停废斜封官，凡罢斜封官进入仕途者数千人。不久在太平公主等影响下，睿宗又下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资治通鉴》唐景云二年）。到了玄宗任用姚崇、宋，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悉罢员外官、检校官，开始纠正官僚体制中不正常的情况。姚崇上表请玄宗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姚崇、宋执政时期，也大力精简冗员，节省政府开支，纠正官吏冗滥现象。
在武则天时期，曾在北邙山白司马坂造大像，耗钱无算。中宗即位之后，“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进言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年）。淘汰不合格的僧尼，使他们返俗为编户，无形使编户的负担有所减轻，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唐制，王、公等没有实际的封地，也没给实在的封户，只是虚封。只有开国功臣和有汗马功劳的勋臣，才有食实封的。唐高祖、太宗世，食实封的不过二三千家。据《唐会要》卷九十载：
荆王元景二千五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各一千三百户，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各一千二百户，同上敕。
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各一千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各七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封德彝、刘义节各六百户，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高士廉九百户，段志元九百户，贞观元年敕。
李靖五百户，贞观四年八月敕。
魏徵九百户，贞观十七年正月敕。
裴寂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
另外，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八日敕，诸王（指皇弟和皇子）并宜食一千户封。大概也是指实封而言的。长孙无忌等二十九家，共食实封二万八千四百户，罗艺、王君廓诛死，侯君集以太子承乾事被杀，除去这三千五百户，就是说唐太宗贞观末，食实封者二万四千九百户。武德、贞观之际，可以说是“王业开创”时期，“佐命如云，谋士如雨”，食实封的只有这三二十家。到了唐中宗时代，多到一百四十家以上，他们大都是唐王室的戚里近属，缘“恩泽”而封的。食实封的地区，也往往由受封者自由选择，他们大都“专择雄奥”，“莫居硗瘠”（《唐会要》卷九〇引宋务光语），甚至“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新唐书·韦思谦传子嗣立附传》）。封主对被封的民户，又专取高资多丁的富户，例如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以出纨缣驰名全国，当时封主都指定要那里的封户，这样，滑州所属七县，五县的民户全都成为封户。据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的统计，全国“应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计一百二十万匹以上”。“国家租赋”，“大半私门”，自然弄得“私门资用有余，国家支计不足”了。一般州县民户，被指定为封户以后，就须向封主缴纳租庸，并由封主们派“国官”或“奴仆”直接去征收。这些去征收租庸的“国官”“奴仆”，“挟势逞威，凌蔑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渔”，所以当时百姓，一充封户，认为比从军作战还要苦。唐玄宗登位之初，一方面已经在讨韦后、诛太平公主几次事件过程中，消灭了不少不应食实封而实封的贵族，使为数众多的封户租庸，重新收归国有；另一方面还规定向封户征收租庸，归由州县来统一办理，随州县的庸调一起送解朝廷，再由朝廷拨发给各封主，不准封主直接派人去“出封州”征催，更不准封主们利用“国赋”的收入在“出封州”发放高利贷，贸易取利。以后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子孙袭封，减半发给。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公主食实封者，死后三年即停给。这些措施，不仅使唐王朝的赋税收入有所增加，而且使一部分人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唐玄宗即位初年，听取姚崇、宋等的意见，改善和缓和了唐和四邻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唐对吐蕃的关系，在唐中宗时代，就已经把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为妻，到唐玄宗初年，又尽量避免开启边衅。对东突厥的关系，如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在边境上设立互市，加强了唐和突厥两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对奚、契丹的关系，唐玄宗把两个宗室的外甥女封为公主，嫁给奚族酋长李大、契丹族酋长李失活，比起武则天时代来，关系也大大地好转了。开元初年的宰相姚崇，熟谙边务，因此边防充实，边疆少数民族的贵族不敢轻易进犯。另一宰相宋主张安境息民，为防止边将邀功，轻启边衅，搞坏民族关系，给沿边人民带来灾祸，破坏和平生活，因此他痛抑边功，防止穷兵黩武，白居易诗中说：“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宋），不赏边功防黩武。”（《新丰折臂翁》）这样，一方面，唐三边边防巩固，有备无患；一方面又主动地改善了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当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富庶的开元时代 唐玄宗统治时期（公元712—755年），是唐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由于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相对安定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国的人口数字也有了急遽的增加，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全国有八百九十余万户，五千二百九十余万口。《新唐书·食货志》称：“是时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丝绵）百八十余万屯（六两为一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土物，尚不统计在内。以上只是百姓缴纳给政府绢布粟米两项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五千三百万口的每年绢布粟米消耗总数，为数更多，尚不计算在内。当时中国富庶地区，已数扬州第一，益州第二，所谓“扬一益二”了。江淮地区出产的粮食，开始大量地供应北方，如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秋天，北方“六十三州饥，十七州霜旱，河北饥”，唐政府转运“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旧唐书·玄宗纪》）至北方来赈济饥民。尤其值得注意的，唐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海上运输，把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往河北，杜甫《后出塞》诗：“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又《昔游》诗：“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蓬莱。”可见南粮北（此指河北）运，在唐时已经开始了。
关中人口增加，也必须依靠江淮的粮食来接济。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起，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裴耀卿的建议，采用分段运输的方法，运来江淮粟米供应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通典·食货典·漕运》）。天宝七载（公元748年）以后，平均“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分八个站来节级递送，“每递用车牛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才运完。同时，唐政府还把江淮的税布，运到北方存贮，所谓“国家旧制，江淮税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相传谓之天下北库”（《颜鲁公行状》）。天宝末至至德初，“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西京的左藏，更是布帛山积，“帑藏充，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江南布帛，甚至运往高昌、龟兹、碎叶等地区。半个多世纪前，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的唐代坟墓里，还曾发现唐代江南东道婺州兰溪县（今浙江兰溪）和衢州信安县（今浙江衢州）的税布。
江淮地区不仅以租米、税布供应北方，到了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任江淮南租庸等使时，还进一步把大量江淮土贡运至京师。坚先引水抵长安城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贮江淮运船。史称：
坚预于东京（洛阳）、汴（开封）、宋（商丘）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治武进，今江苏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船，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治宣城，今安徽宣城）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州）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旧唐书·韦坚传》）
江淮以外，益州的财富也以“春彩”的名义，每年运送到京师。如天宝末，益州的春彩一次运来关中的就达十余万匹之多。从以上一些记载，可见唐王朝把各地的财富集中到关中或供应北方，在唐政府的手里，集积了大量财富。
柳芳《唐历》称：当时“天下雄富”，“东由汴、宋，西径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不仅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以及成都平原，繁富如此，就是陇右河西地区，所谓“秦陇以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依然”（《资治通鉴》唐开元三年韦凑上疏语）的，这时也逐渐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明皇杂录》）的繁荣景象来了。
杜甫在《忆昔》诗中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富庶情况。《资治通鉴》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斗米不满二十），绢匹亦如之”。物价的稳定，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比较安定。
唐王朝的危机 开元、天宝时期，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均田制破坏，府兵制崩溃的危机亦日益加深。均田制由于授予的土地不足，已无法进行还授，可是政府却仍旧向授田不足的均田农民，征收以足额均田亩数计算的租调，所以“府库虽丰，闾阎困矣”（《通典·食货典》），迫使均田农民不得不放弃均田土地，而踏上流亡的道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制，比均田制还要敏感得多，均田既授田不足，府兵自然无法以优良的武装和旺盛的士气出现于疆场之上，他们授田既不足，又要缴足额的租调，还要服繁重的兵役，“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府“无兵可交”，政府正式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指敕书、木契、铜鱼，是征发府兵的信物），就是说不再从折冲府调兵了，“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最后折冲府的官吏也不见于史书的记载了。府兵废，募兵兴，中央十六卫也跟着府兵制的破坏，形同虚设。猛将精兵皆聚于东北、西北两边，过去内重外轻的局面，一变而为内轻外重的局面了。
开元、天宝时期，“国用丰衍”，“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开元初年的边防支出，每年也没有超过二百万贯。到了天宝时代，折冲兵已无兵可交，骑、健儿的军备家粮，一切得由官给，就是团结的土镇兵，也获得身粮的津贴，加以唐玄宗晚年，穷兵黩武，其结果必然导致边防军事费用支出的大大增加。《通典·兵典》谓：“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贯〕。”前后增加七倍之多。总计天宝时代，递送诸道节度的军粮（包括贮备于当地州仓的存粮），达到一千万石之多。河东、幽州、剑南三道的军食，即达一百九十万石。其外“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为了和籴粟米，唐政府以绢布折价支付，每年支出绢布即达三百六十余万匹段之多。边防军士的衣着，每年又要拨给绢布五百三十万匹段，又有所谓“别支计”二百一十万匹段。总共每年边防军事费用的支出，仅绢布一项，已达一千一百万匹段之巨。
同时，天宝以后，边镇的将帅又往往以官位来笼络健儿，于是“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通典·兵典》）。时折冲府已无兵可交，但折冲府官吏的员额犹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下〕则同拔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无白身者。关辅及朔方、河〔西〕、陇〔右〕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矣”（《通典·兵典》）。另外，唐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又需要支出数目浩大的行政费用。由此观之，唐王朝的财政，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的变革，而产生严重的经济恐慌。这种数目巨大的军费和政府机构开支，都是由农民来负担的，所以毋怪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括民税客的时候，阳翟尉皇甫憬在上疏中提出：“今之具寮，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吏民，户口逃亡，莫不由此！”“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唐会要》卷八十五）
以上种种都说明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正经历着巨大变革，封建社会内部，旧的正在破坏、新的尚在产生中。如果唐统治者，唐玄宗及执政的宰相们，能够小心翼翼地注意基于这一变革而发生的事件，及时地加以防范，采取适当的措施，固然不能把唐王朝的整个颓势完全挽回过来，但是至少不至于手足失措而使局势急转直下无法控制。
唐玄宗即位前期，励精图治，处处以唐太宗为榜样。唐玄宗最有典型意义的事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任韩休为宰相。《资治通鉴》称：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守正不阿……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皇帝能够虚心纳谏到这种程度，即使由于均田、府兵制的破坏而带来了危机，也是能够加以克服的。
可是唐玄宗做了三十年皇帝以后，“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一载），对国家大事，厌倦起来了。
唐政府财政开支，这样浩大，统治者的对策却是竭泽而渔。玄宗在宫中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州郡贡献，政府理财的“钱谷之司，唯务剥削，回残剩利，名目万端”（《通典·食货典》），拼命向人民进行搜括。而唐玄宗也认为国家富裕了，可以大肆挥霍了，“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唐天宝八载）。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宠爱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瑁，瑁亦宠冠诸子。朝臣李林甫柔佞狡狯，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示，“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遂引为外助，使林甫得以入相。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欲废太子瑛，立寿王瑁为太子。宰相张九龄直言进谏，认为“太子，天下本，不可动摇”。武惠妃密遣官奴牛贵儿对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四年）九龄坚决拒绝。不久张九龄罢相。开元二十五年夏五月，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潜构异谋”罪，同日废为庶人，“寻赐死城东驿”。“瑶、琚皆好学有材识，死不以罪，人皆惜之。”（《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五年）同年十二月，武惠妃病死，寿王瑁亦不得立为太子，玄宗别立第三子为太子，后改名亨，即是肃宗。
李林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二年胡三省注引《颜真卿疏》）。李林甫为宰相凡十九年（开元二十二年至天宝十一载），他要“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令。自是谏争路绝矣”（《资治通鉴》唐开元二十四年）。在这十九年中，李林甫采用种种手法，把他所不满意的排挤出去，杜绝了他们入相之路。他又怕边帅入相，劝说玄宗重用蕃将来充任边帅，蕃将很少精通汉文，自然没有入相的可能了。李林甫为了保持权位起见，还引用酷吏吉温等屡兴大狱，杀害当时大臣如户部尚书裴敦复、刑部尚书韦坚、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北海太守李邕、户部侍郎杨矜慎等，牵连而被迫自杀的有功臣王琚、前宰相李適之等。李林甫长期把持朝政，打击政敌，自然要削弱唐统治阶级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官吏大都因循苟且，遇事唯唯诺诺，不敢谏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谈不到集中注意力来解决由于均田制、府兵制的破坏而带来的经济上、军事上的危机了。
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杨太真立为贵妃。妃有三姊，适崔氏者封韩国夫人，适裴氏者封虢国夫人，适柳氏者封秦国夫人，从兄杨为殿中少监，杨为驸马都尉，尚太华公主。杨氏五家，并赐第京师，“势倾天下”，“四方赂遗，辐凑其门”（《资治通鉴》唐天宝七载）。杨贵妃的另一从兄杨国忠，不数年自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骤迁御史中丞，到了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竟代李林甫为宰相。杨国忠当了宰相不到两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
杨氏五家嫌赐第不够精致，都大规模地建筑新“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贵，动逾千万”（《资治通鉴》唐天宝七载）。他们每次随唐玄宗、杨贵妃去骊山华清宫避寒，“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他们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他们还“竞以进食相尚”，在进食之际，往往“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资治通鉴》唐天宝九载）。可是当时关中地区连年水旱失时，米价腾贵，长安街头也有饿殍出现。诗人杜甫有诗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咫尺之间，贫富竟那样悬殊，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安史之乱 唐王朝兴盛时期，和中亚各国的交通频繁，中亚昭武九姓的商人，来唐经营商业的也很多。沿边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西面有龟兹（今新疆库车）、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河西走廊则为敦煌、武威，关中则为长安，关东则为洛阳，河东则为太原，东南则为扬州，东北则为柳城（今辽宁朝阳）。他们在这些地区寓居下来以后，往往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安禄山小时从康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迁来，就是这样在柳城安下家来的。
安禄山，小名轧荦山，突厥语“战斗神”的意思。父亲是康国人，早死。母亲是突厥人，后又改嫁安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因冒姓安。因为柳城是胡商聚居之地，所以安禄山年轻时，与史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侨民史思明皆以通晓九蕃语，俱为“蕃市牙郎”。后来幽州节度使张守又以禄山、思明为“捉生将”。禄山因为熟悉奚、契丹地区的山川形势以及井泉所在，所以出必有功，曾以三五骑擒获契丹数十人，因此深为张守所赏识，几次提升，以军功自衙前讨击使，累迁至平卢兵马使。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安禄山已被唐政府任命为幽州节度副使兼平卢军使，押两蕃（指奚和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镇柳城）。当时李林甫建议重用蕃将，安禄山的地位更日渐重要起来。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唐政府又任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镇蓟县，今北京）兼平卢节度使。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安禄山又兼河东节度使。三镇的兵力合在一起，共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同时安禄山还兼任河北、河东采访处置使，到了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又兼领闲厩、陇右群牧等使，兼群牧总监。这样，不仅西自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东暨平（州治卢龙，今河北卢龙）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这一广大地区的军事、民政、财政等大权，全都归安禄山掌握，而且国家的马匹，也都归安禄山来调度了。
天宝初年，东突厥附塞的部落，归叶护阿史那阿布思统率，阿布思官至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叶护和安禄山不睦，安禄山想兼并阿布思部众。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安禄山奏请唐政府派阿布思叶护率同罗等九姓部落数万骑共击契丹，准备趁机合并阿布思部众。阿布思叶护知道安禄山的用意，不肯出击，乃率所部返归漠北。不久阿布思部众在漠北为回纥所败，余众逃返漠南，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阿布思叶护的部落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归并禄山之后，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同时，安禄山兼闲厩、群牧使之后，曾利用职权，密遣亲信在各牧马地区不断挑选骏马送往范阳，所以范阳、平卢两镇畜有战马至数万匹之多。这样，安禄山兵马精强，实力几乎要超过唐西北的陇右、河西、朔方诸镇了。
到了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节制范阳、平卢两镇，已历十余年之久，他对于部下“躬亲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他还在同罗、奚、契丹降众中，挑选骁勇之士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壮士），这些人都勇敢善战，“感恩竭诚，一以当百”（《安禄山事迹》）。最后，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还请求唐政府批准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来统率军队，这样唐政府就更难控制他了。
唐玄宗曾允许安禄山在范阳“管内上谷郡（今河北易县），起五炉铸钱”（《安禄山事迹》）。另外，安禄山又“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资治通鉴》唐天宝十载），“每岁输异方珍货日万数”（《安禄山事迹》）。这样，安禄山管内在财力方面也充实了，起兵的条件就更加成熟了。
安禄山实力日益壮大，夺取政权的野心日益发展。他不把贪暴无能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视之蔑如”（《资治通鉴》唐天宝十二载），两人之间有了矛盾。杨国忠屡奏安禄山要叛变，唐玄宗不相信。杨国忠为了证实自己的预见，以取信于唐玄宗，于是命京兆尹搜查安禄山在长安的邸第，捕杀安禄山家客李超等，这便促使安禄山提早举兵。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发所部兵及同罗（突厥九姓之一）、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马步相兼，鼓行而西，以讨杨国忠清君侧为名。河北道原是安禄山的管辖区，“所过郡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没有敢抵御的。十二月初二日，安禄山的军队便从灵昌（今河南滑县）渡河，接连攻下陈留（郡治浚仪，今河南开封）、荥阳（郡治荥阳，今河南荥阳）。史称安禄山军队“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时“百姓累世不识兵革”，当安禄山围攻荥阳时，唐“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唐天宝十四载）。
唐王朝证实了安禄山起兵之后，赶紧罢免与安禄山有亲属关系的安思顺朔方节度使职务，而任命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时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入朝长安，即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驰往洛阳募兵抵挡安军。常清旬日之间，募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并进军武牢。接着唐政府又在长安募兵，并把飞骑、骑以及在京边兵凑集起来，计五万人，由前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屯军陕郡（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
封常清指挥的军队，都是临时募集而来，没有经过训练，不能作战。而唐自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武库失火，三十七万件兵器全部被烧毁以后，兵器又极端缺乏，因此，武牢一战，唐军大败；洛阳城内巷战，唐军又败。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阳便为安禄山攻陷。
封常清自洛阳退保陕郡，与高仙芝合军，退守潼关。当时安禄山虽已攻下东都洛阳，但是在其后方，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在河北举兵，声讨禄山。河北凡十七郡，皆响应杲卿，合兵至二十余万人。其从弟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也合众至万人，与杲卿“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资治通鉴》唐天宝十四载），一时造成“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安禄山事迹》）的对唐有利形势。
作为唐政府当时的战略部署，首先应该集中诸道兵力，积蓄力量，作好决战准备，然后一面以主力确守潼关，坚壁不战；一面抽调朔方、河西、陇右等镇军队，由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出井陉，取河北，捣叛军巢穴；同时鼓励河北军民，使他们坚持作战，起一种瓦解敌人后方的重要作用。因为敌人阵营内部矛盾迟早要爆发，唐军与安军相持愈长久，唐就愈有可能获得胜利。然而唐政府忽视了战略上最重要的一着，即主力确守潼关，坚壁不战。自高仙芝、封常清二军退保潼关以后，唐政府即以他们二人丧师失地，处以死刑。临阵杀将，临阵易帅，这又犯了兵家大忌。唐政府任命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继任统帅，当时结集在潼关的新旧兵力一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哥舒翰还是坚持遵守“坚壁勿战以屈贼”（《新唐书·哥舒翰传》）的正确策略，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接防镇守潼关，一直到天宝十五载六月，前后坚守了六个月之久。最后，哥舒翰在唐玄宗所派遣的中使（宦官）督战“项背相望”的情况下，不得不“抚膺痛哭”，于六月初四日引兵出潼关。六月初七日，灵宝会战，唐军二十万众一时溃败，哥舒翰只收拾得残兵八千余人退入潼关，安禄山军队乘胜进攻潼关；六月初九日，蕃将火拔归仁等劫持哥舒翰投降安军，潼关终于被安禄山的军队攻陷，唐军的主力也便这样全军覆没了。
六月初九日晚上，长安已经看不到由前线传来报平安的烽火，知道前线局势有了变化。六月初十日，宰相兼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建议出奔成都，取得了玄宗的同意。当时长安士民已惊扰奔逃，市里萧条。十三日黎明，玄宗率贵妃姊妹，皇子、公主、皇孙，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及亲近宦官、宫人，自长安西行。六月十四日，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二十五里），羽林军士不肯前进，恨杨国忠败坏国事，杀杨国忠及韩国、秦国夫人；国忠妻裴柔与国忠幼子偕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逃至陈仓县，亦被当地官吏所杀。羽林军士围马嵬驿不散，要求唐玄宗将杨贵妃“割恩正法”。玄宗乃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将她缢杀了。
六月十五日，玄宗将从马嵬出发，羽林“将士皆曰：‘〔杨〕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不可往。’或请之河〔西〕、陇〔右〕，或请之朔方，或请之太原，或言还京师。”玄宗“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御史中丞充置顿使韦谔建议：“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郡治雍，今陕西凤翔），徐图去就。”大家接受这个意见，于是整队前行。六月十七日，宿扶风郡，士卒往往流言不逊，形势险恶，局势很难控制。适“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玄宗有了这个物质基础，胆就壮了。玄宗命把春彩“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指安禄山）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草行为茇，水行为涉），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这样，玄宗才宣布入蜀的企图，并整顿队伍，以便入蜀。六月十八日，发扶风，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二十日，入大散关（今宝鸡西南），“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上万人的队伍，到达成都时，“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
唐玄宗是六月十三日逃离长安的，整整过了十天，六月二十三日，长安才落入安禄山军队手中。
当唐玄宗从马嵬出发的时候，太子李亨留在队伍后面，当地父老遮道请留太子共击敌人。迫使玄宗同意让太子留在关中，并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与太子。不久，太子退至平凉（今甘肃平凉），得监马数万匹，又募兵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这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前方转战，朔方留后杜鸿渐等以为“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今宁夏灵武，时为朔方节度使驻节之所）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鸿渐又“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安禄山定能打败。太子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七月初九日，太子到达灵武。七月十二日，在西北边镇将领裴冕（河西节度行军司马）、杜鸿渐等推戴之下，在灵武登位做了皇帝，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七月底，郭子仪的军队五万人因长安失守，自河北撤退到灵武，灵武的实力渐渐充实起来，使人有兴复之望了。
唐自潼关失守，长安陷落之后，固然增加了军事上不利的因素，如颜真卿已无法坚守平原，而弃郡渡河南走（至德元载十一月中事）；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弃南阳出走，南奔襄阳，退守汉水防线（至德二载五月中事）；许远、张巡固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连年苦战，终被敌军攻陷（至德二载十月中事）。但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唐的军事形势，首先李光弼一军坚守太原，连败安禄山军队；郭子仪东进，自洛交（今陕西洛川北）渡黄河，攻克河东（郡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威胁了安禄山所控制的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其次，唐任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把江淮租庸变造轻货，溯江汉而上，自汉中源源不断地供应唐前线扶风，使唐军供应无乏。此外，唐在这段时间内，取得了回纥汗国军事上支持。这些情况，都有助于唐王朝的收复两京。
而在安禄山方面，自安禄山取得洛阳后，于至德元载的正月元旦，在洛阳登位，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其后他攻陷长安，势力大振，“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但安禄山的将帅，“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同时自安禄山攻陷两京以后，“珍货悉输范阳”（《资治通鉴》唐至德二载），这也反映出他们胸无大志。安禄山破长安后，得悉唐玄宗撤退时，长安“百姓乘乱，多盗库物”，乃“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因此弄得“民间骚然”，百姓“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唐至德元载）。从以上一些情况来看，安禄山虽然攻下两京，军事上获得一定的进展，但距离胜利还非常遥远，加之不久安禄山阵营内部矛盾很快发展起来，这样，安禄山方面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庆绪继位称帝。安庆绪为了笼络史思明，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范阳是安禄山的大本营，如前所述，安禄山掠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同时为了巩固河北防务，从安禄山时候起，就已有不少精锐部队拨归史思明指挥，这样，史思明就“拥强兵，据富资”（《资治通鉴》唐至德二载），渐渐不服从安庆绪的调度。
唐肃宗自即位灵武后，即着手反攻。至德元载十月，宰相房统率南、中、北三军，向长安进击，结果陈涛斜（今陕西咸阳东）一役，唐军大败，损折了兵卒四万。到了安禄山死后，唐军再度进攻，企图夺回长安。至德二载五月，长安城西清渠一役，唐军又战败，军资器械，丧失殆尽。不得已乃向回纥可汗求援。同年九月，回纥以精骑四千来唐。当时唐集结了大军十五万人，安禄山方面集结了十万军队，两军在长安城西北合战，安军败退，弃长安东遁。唐军攻克长安后，长驱追蹑，收复潼关。到了十月初，又和安军主力决战于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西之新店，安军又大败，安庆绪遂放弃洛阳，走保邺城（今河南安阳）。
安庆绪退至邺城，收集军队，尚有众七万，所部“七郡（汲、邺、赵、魏、平原、清河、博平）六十余城，甲兵资粮丰备”（《资治通鉴》唐乾元元年）。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王朝集中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的兵力，进攻安庆绪。到了十月，连败安军，进围邺城。到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自范阳亲率大兵十三万，南下救邺，在安阳河以北击败了九节度的军队，“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资治通鉴》唐乾元二年）。唐军实力损失了四分之一。
史思明击败唐九节度军队以后，乘安庆绪出邺城来见他的时候，责备他不该杀父夺位，便杀了安庆绪和他的四个弟弟及其亲近党羽。同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到了九月，史思明又率兵南下，攻占洛阳。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唐军反攻洛阳，又为史军所败，损折了数千人，军资器械也损失了不少。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继位称帝。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又向回纥请援。回纥可汗亲率精骑，与唐联军发动反攻，再度收回洛阳。
史朝义逃奔河北，再次收兵向唐军反攻，再次失败。以后他的部下将领陆续降唐。宝应二年正月，朝义逃至范阳，范阳守将已经降唐，拒而不纳，朝义欲北入奚、契丹，为唐军追及，穷蹙自缢而死。
自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举兵，至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前后历七年之久。
经过安史之乱，黄河中下游破坏得很厉害，史称“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资治通鉴》唐宝应元年）。又“东周之地（指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孟县），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西），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函（函谷关）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
因为安禄山、史思明是以唐边将的地位来反唐的，所以安史之乱一开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是昭武九姓胡人，是蕃将，他们的汉化程度都很浅，安史军队中的骨干将领，很多是胡人，他们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对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事实上，如果安、史的大燕政权代替了李唐政权，中国社会只会陷于停滞或落后的局面。因此，尽管这一战争，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但敉平安史之乱，却具有保卫中原先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容。
史朝义虽然失败自杀，但安、史的残余势力，还是盘踞着河北方镇。由于当时唐王朝军事力量还不十分雄厚，如果要根除安、史残余势力，就须进一步求助于回纥，而取得这种援助的代价太大了。回纥虽然为唐出兵，但回纥“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这样，如果回纥军队深入内地，所过州郡，必遭严重破坏，这对唐王朝来说，不如保持暂时的苟安局面为有利；同时，掌握当时唐王朝军事指挥大权的前敌将帅如蕃将仆固怀恩（铁勒族）等人，也恐大敌既平，自己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地位就此削弱，因此赞成让安、史降将“分帅河北，自为党援”（《资治通鉴》唐广德元年）。唐王朝不得已遂把河北分为成德、幽州卢龙、魏博三镇，均由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
成德节度使张忠志（后赐姓名李宝臣），统恒、定、易、赵、深五州，驻恒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
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统幽、莫、、檀、平、蓟六州，驻幽州（治蓟，今北京）。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魏、博、德、沧、瀛五州，驻魏州（治贵乡，今河北大名）。
除“河朔三镇”（从范阳节度使分为三镇）外，还有昭义镇：
昭义节度使薛嵩，统相、贝、邢、四州，驻相州（治邺，今河南安阳）。
这四镇“各拥劲卒四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之间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且以土地传之子孙。尤其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后，吐蕃严重地威胁了唐的西边，唐政府为了集中兵力抗御吐蕃，更无余力对付河北藩镇，这样自然“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资治通鉴》唐永泰元年）。河北的方镇，也更骄纵跋扈，日甚一日，各地方镇（如淄青、泽潞等镇），亦相率效尤。史称：“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建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唐代宗、德宗世，几经丧乱，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藩镇也最为跋扈。到了宪宗元和之世，诛刘，取西蜀；擒李，取浙西；灭吴元济，取淮西，屡锄大藩，王威稍振。武宗、宣宗之世，除了河朔三镇及昭义、淄青外，其余藩镇，尚能翕然听命。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藩镇势力更为强大，“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朱温的势力，盘踞汴、洛腹心，尤为咄咄逼人，这时“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唐王朝就也结束它的统治了，“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新唐书·兵志》）。所以可以说河朔三镇，偃蹇不服从唐王朝政令，只是个开端罢了。
安史乱后政治局势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唐和回纥联军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两京收复了之后，肃宗、玄宗先后回到长安。为了便于处理政务，肃宗入居大明宫。玄宗则退居兴庆宫，这是他做临淄郡王时的潜邸，园林幽美。
马嵬事件中，唐玄宗不得已让杨贵妃缢死，这对玄宗精神上打击很大。贵妃死时，年三十八，这时玄宗已经七十二岁了。入蜀途中，感情凄怆，他对近侍说：“此去剑门，鸣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及居兴庆宫，“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玄宗“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四顾凄怆，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歌凉州之词”，“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自是玄宗心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吟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太真外传》）。
玄宗从成都返长安，从兵六百人，将至长安，命悉以甲兵输之凤翔郡库。居兴庆宫，尚有马三百匹，宦官李辅国以肃宗名义调用，只留下十匹，供兴庆宫使用。玄宗在兴庆宫，常登长庆楼徘徊远眺，长安父老过楼下，往往瞻拜呼万岁，玄宗往往赐以酒食。又尝召大将郭英等上楼赐宴。
宦官李辅国当时掌握禁兵，干预政事，气势熏天。他“欲立奇功以固其宠”，在肃宗面前言“上皇（玄宗）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太极宫）”。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秋七月，李辅国矫用唐肃宗名义，率禁兵五百骑，“迎上皇迁居西内”。接着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被勒令致仕，内侍监高力士流巫州（治龙标，今湖南黔阳西南），内侍王承恩流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旧宫人如仙媛于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安置，玉真公主（肃宗妹）出居玉真观，唐玄宗左右的旧人，全被撤换了。表面上“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悦，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资治通鉴》唐肃宗上元元年）。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他就病死了（年七十八）。
唐“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武则天“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五品以上绯，三品以上紫）者尚寡”。及唐玄宗即帝位，“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资治通鉴》唐开元元年）。可以说，唐代宦官之祸，和唐玄宗的重用宦官，不无关系。
关于高力士，现在有不少人对他太肯定了。高力士虽参与了唐玄宗即位前的平韦后之乱和平太平公主之乱，立了一些功劳。但从玄宗时代起，宦官“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高力士“资产殷厚”，权力尤大，“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进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尝“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穷极奢丽。高力士又“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初，宝华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十万），有规（迎合）其意者，击至二十杵（二百万），少尚十杵（百万）。”可见高力士在玄宗时期，是最红的宦官，炙手可热，当时将相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矜慎、王、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都通过他这个渠道，经他推荐而被重用。唐肃宗为太子时，称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而且为人狡狯，“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旧唐书·宦官高力士传》）。比起其他宦官来，凶狠虽不及，狡猾则过之。高力士的最高官衔是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齐国公，食实封五百户。
李辅国以宦官事肃宗于东宫，及肃宗即位灵武，李辅国大被信用。肃宗长子广平王（后改名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到长安收复以后，“专掌禁兵”，权力更大，“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在大明宫内）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二年），权力之大，可以想见。李辅国平常长斋吃素，不近荤腥，经常手持念珠，装成和尚模样，别人见了也都认为他是“善行人”，其实他比谁都要凶狠。
肃宗北奔灵武，艰难之际，广平王和皇三子建宁王，都立下大功。肃宗妃张良娣（后来立为皇后）勾结李辅国，诬谮建宁王要谋杀广平王，以致建宁王被杀。其后广平王收复两京，被立为皇太子，与张后之间，矛盾非常尖锐。这时李辅国站在太子一边，和张后亦有嫌隙。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玄宗病逝，同月，肃宗病危。张后召太子杀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太子不从。张后别令越王（肃宗次子）伏甲于长生殿后，欲诛李辅国等。程元振知其事，密告辅国。他们乘夜勒兵收捕越王，幽张皇后。第三天，肃宗病死（年五十二），辅国等杀张后及越王，太子即帝位，是为代宗。
代宗即位之后，“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代宗）曰：‘大家（称天子为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代宗）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资治通鉴》唐肃宗宝应元年），号为尚父而不名，除司空，兼中书令。不久，代宗利用程元振和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免除了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的官职，削夺了他指挥禁军的权力，令其出居外第。不久，又罢免了他兼中书令的职位，由国公进爵博陆王。同年十月十八日夜，有盗入辅国宅内，杀辅国，携其首及右臂而去。据说是代宗指使刺客将他刺杀的。
肃宗时尚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叫鱼朝恩。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命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步骑数十万，包围安庆绪于邺城的时候，不置元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九节度的兵力都归他协调指挥。结果唐军大败，诸节度各溃归本镇。鱼朝恩在肃宗面前毁谤郭子仪，肃宗罢郭子仪兵柄，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以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副使。不久史思明复取洛阳，肃宗又根据鱼朝恩的错误判断，敕命李光弼、仆固怀恩出兵袭取洛阳，中使相继，督使出兵。光弼不得已与怀恩等会攻洛阳，大败于邙山，死者数万人，光弼、怀恩渡黄河走保河东。光弼旋又移镇临淮（泗州临淮郡治盱眙，今江苏盱眙北），失去北方军事的指挥权。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起，郭子仪罢兵柄历时三年之久。及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太原、绛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兵变迭起，唐肃宗才不得不起用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以镇抚诸军。郭子仪刚把唐王朝在河东的统治稳定下来，可是宦官程元振乘代宗初即位之际，又在代宗面前毁谤郭子仪，郭子仪又再度被解职，留居京师。唐代宗出兵取河朔，进讨史思明、史朝义，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竭力阻止，结果把这重任交给朔方军大将铁勒部蕃将仆固怀恩。怀恩的官衔是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朔方行营的精兵劲旅，都归怀恩指挥。唐再度借兵回纥，回纥登里可汗娶仆固怀恩女为可敦。怀恩与回纥联军败史朝义，取河北，分树河北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四帅为节度使。怀恩以为河北平定，自己的重要性就削弱了，因此想保留安史的残余势力，作为自己讨价还价的资本。唐王朝也“厌苦兵革，苟冀无事”（《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就接受了怀恩的建议。从此迄唐之亡，河北就分成几个独立小王国，强梁不可复制。
程元振以宦官专掌禁兵，官至骠骑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内侍监，封国公。他比李辅国、鱼朝恩更坏。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来因拒绝过程元振的请托，值来内调长安，元振诬奏来“言涉不顺”，致来坐罪流于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中途赐死。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亦因得罪元振，为元振所谮，恐惧自杀。左仆射裴冕兼肃宗山陵使（主管肃宗陵墓修造事务），因议事和元振不合，元振借小事诬陷裴冕，贬为施州（治恩施，今湖南恩施）刺史。这几件事，使得朝野切齿，藩镇解体。
安史之乱，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节下的边兵精锐，皆应征入援，称为“行营”。诸镇所留兵力，非常单弱，吐蕃贵族乘机蚕食唐西北边境，数年之间，连陷数十州，尽取唐河西、陇右之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贵族集结了劲旅二十万，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东、陇山东坡），边将告急，文书迭至，宦官程元振隐匿军情，不向代宗如实汇报。十月，吐蕃攻陷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水北），泾州刺史高晖开门迎降，并为之向导。吐蕃军过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唐代宗才获悉吐蕃这个军事行动。十月初七日，吐蕃前锋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距首都长安不到一百多里地，长安震骇。十月十一日，吐蕃兵渡便桥（即西渭桥，亦称咸阳桥，在今咸阳南），代宗来不及集兵，次日逃出长安，依神策军于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西南）。十月十四日，吐蕃兵进入长安，拥立章怀太子孙广武王承宏为皇帝，承宏姊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所以吐蕃拥立他。吐蕃兵进入长安以后，剽掠府库市里，焚烧庐舍，长安城中萧然一空。士民避乱，皆入山谷。代宗狼狈出走时曾发诏征召诸道入卫京师，大将李光弼等畏程元振谗言，都不愿出兵。
当吐蕃兵逼近长安之际，代宗任命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郭子仪已经罢免兵权，闲废日久，部曲离散，只招募得二十骑，赶往咸阳，见吐蕃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向长安推进。郭子仪见长安危急，匆遽赶回，代宗已出奔陕州。郭子仪了解到六军逃散的士卒都逃往商州（治上洛，今陕西商州），同时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还驻有戍防的士卒可以调用，于是退至商州，集兵得四千人，军势稍振。十一月初四日，郭子仪自蓝田至水（在长安东），坊节度使（镇坊州中部，今陕西黄陵）白孝德、宁节度使（镇州新平，今陕西彬县）张蕴琦也将兵屯驻长安附近。吐蕃将领怕受唐军夹击，整军退走，长安就很快被郭子仪收复了。郭子仪又召白孝德、张蕴琦两节度使率兵入驻长安，“京畿遂安”。十二月二十六日，唐代宗也从陕州回到长安来了。
吐蕃进攻长安时，分兵攻陷松（州治嘉诚，今四川松潘）、维（州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保（州治定廉，今四川理县西北）三州，严重威胁成都的安全。唐任命严武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大破吐蕃七万之众于保州一带，成都的威胁，随着也就解除了。
这次长安的一度陷落，是和宦官程元振居中用事，忌疾诸将，壅蔽军情，以致方镇离心分不开的。代宗在陕州行在时，有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得已削除程元振官爵，放归田里。吐蕃退兵之后，程元振从故里三原（今陕西三原）衣妇人服，乔装私入长安，复图任用，被京兆府逮捕，代宗下令长流溱州（治荣懿，今四川綦江东南）。未几，代宗又因程元振有拥立自己为皇帝的功劳，改为江陵安置。
吐蕃攻陷长安的事刚了结，仆固怀恩和回纥联军攻唐的事接着发生。仆固怀恩有平河朔的大功，以河北副元帅兼朔方节度使，屯军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朔方行营的军队，都归他指挥。他的女儿嫁给回纥登里可汗，他曾奉诏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后又送可汗出塞，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怕怀恩和回纥可汗合谋袭据太原，所以紧闭晋阳城自守，既不犒赏军队，也不相闻问，怀恩因而愤怨在心。及代宗避吐蕃之难，逃至陕州，怀恩有众数万，不遣一兵一卒“勤王”。他一方面放谣言，说朔方军老帅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一方面积极谋取太原。吐蕃既退，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镇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不久又兼朔方节度大使。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仆固怀恩命其子仆固玚进攻榆次（今山西榆次），还想夺取太原。可是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旧部，听说郭子仪奉命镇抚河东，都说：“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乃杀仆固玚，归附郭子仪。仆固怀恩只带麾下三百骑，西渡黄河，北趣灵武（朔方军根据地）。以后仆固怀恩还联合回纥、吐蕃，骚扰唐的西北边境。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联军进犯，郭子仪和回纥大帅结盟，分化了回纥和吐蕃的关系，他们很快就退兵了。
吐蕃攻陷长安时，代宗奔陕州依神策军，时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统率神策军。及吐蕃退走，神策军护送唐代宗回长安，雄盛在北门六军之上。代宗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封郑国公。“权宠无比”。鱼朝恩粗通经义，自谓“才兼文武”，代宗遂命令他判国子监。尝在国子监执《易》升座，言《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糁也），说有些人担任宰相职务，“智小而谋大，力薄而任重”，一定会遭到凶灾，以讽刺当时宰相元载、王缙。元载听了，谈笑自若，王缙气得脸色发紫，鱼朝恩便对人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鱼朝恩擅权，朝廷有大事裁决，朝恩倘不预闻，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新唐书·宦者鱼朝恩传》）。宰相元载劝代宗诛朝恩，郭子仪也认为鱼朝恩久典禁兵，如不早图，且生大变。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三月寒食节，代宗宴近臣于禁中，宴罢，留朝恩议事，因命左右缢杀之。
元载建议杀鱼朝恩后，权任特重。元载初以依附李辅国得为宰相。辅国死后，他又结交宦官董秀，藉以刺探代宗意向，故言必称旨，由是深得代宗宠信。元载居相位有十五年之久，“权倾四海”，“恣为不法”，“货贿公行”，“侈僭无度”。“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旧唐书·元载传》）。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勒令元载夫妇自尽。家产被查抄，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之多，可见其搜括无度。
大历十四年，代宗病死，年五十二，皇太子适继位，是为德宗。
德宗的统治 德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听从宰相杨炎建议，废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两税法的实行，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租税剥削制度变革很大，国家收支情况大为改善，使唐得以继续统治了一百二三十年之久。关于两税法内容，在另章有专节介绍，这里就不多讲了。
杨炎为相，独任大政。他最大的缺点，是以报复个人恩怨为事。他最大的失着，是打击陷害当时出色的理财家刘晏。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支绌，刘晏受命转运江淮租米，源源供应长安、洛阳。他还实施榷盐法以充军国之用，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缗），季年（刘晏主持后期）乃至六百余万缗。全国的财赋收入，开始每岁不过四百余万缗，季年收入至一千余万缗，使唐王朝顺利地渡过这个政治危机。尤其值得称道的，他有一种理财理论，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知院官始见不稔（旱涝歉收）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若干）蠲免，某月须如干（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资治通鉴》唐建中元年）对这样一位出色的理财家，杨炎却诬陷他在代宗时，附阉官刘清潭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废太子（即德宗）别立独孤妃子韩王迥为太子。德宗轻信谗言，黜刘晏为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刺史，后又遣派中使（宦官）去忠州缢杀刘晏。这件事使朝野侧目，山东跋扈的藩镇，也为刘晏鸣不平，上表要求公布刘晏罪状，并“讥斥朝廷”，杨炎恐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德宗获悉后，非常憎恶杨炎，“由是有诛炎之志”（《资治通鉴》唐建中二年）。不久，德宗任卢杞为相，贬炎为崖州（治金城，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遣中使押送，途中将炎缢杀。杨炎之死，固然咎由自取，但作为唐德宗来说，在即位头二年，就轻易地杀了两个干练大臣，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德宗即位之初，要想矫正肃宗、代宗以来的对藩镇姑息政策，如山东、河北藩镇偃蹇不臣，即用兵征讨。山东、河北的藩镇不但不屈从唐王朝，反而勾结起来共同对抗朝廷。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德宗发泾原兵去关东作战。十月初二日，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姚令言率泾原士卒五千过长安。是日，军士冒雨至京，“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初三日，又前发至水，诏京兆尹犒师，惟糙米蔬菜，士兵愤怒，把饭菜蹴覆于地，扬言道：“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距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士兵回入长安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这次兵变，几乎使唐王朝濒于灭亡。
唐德宗见发生兵变，召禁兵作战，竟没有一人报到。德宗只得携妃嫔、太子、诸王、公主，宦官左右仅百人，右龙武禁军四百人，仓皇逃出大明宫，北奔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初四日，又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日，左金吾大将军浑赶到奉天，他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将领，他一到奉天，奉天人心就比较稳定下来了。
泾原士兵进入长安后，在姚令言策动下，拥立太尉朱为主。十月初三夜，朱在泾原士兵拥护下，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大明宫含元殿，自称权知六军。初四日，徙居白华殿（亦在大明宫东苑之东）。初八日，又徙居宣政殿（亦在大明宫），当时唐失意的将相，纷纷劝称帝，自称大秦皇帝。后改大秦为大汉，改元应天，并署置官吏，“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完全采用皇帝的排场。在朱即位的前二天，朱派泾原兵马使韩率锐兵三千，名义上是迎接德宗回长安，实际是想袭取奉天。前泾原节度使、司农卿段秀实虽然留在长安，但尽忠唐室，他知道奉天守备单弱，如果韩骤然前去偷袭，奉天有失守的危险，于是倒用大司农印，招募善走的小吏去追回韩。当天，朱召集段秀实等商议军事，段秀实夺旁人象笏击朱，“才中其额，溅血洒地”（《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脱走，众争前杀秀实。这消息传到奉天，德宗懊悔没有重用秀实，流涕不止。
朱称帝之后，杀唐宗室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并亲自统兵围攻奉天。时浑为京畿、渭北节度使，与宁节度留后韩游环在城内昼夜力战却敌。朱建帐于乾陵（高宗陵）之上，围攻奉天凡一月。城中资粮俱尽，皇帝供御粝米，才余两斛。
这时郭子仪已死（郭子仪死于建中二年），李怀光任朔方节度使。唐德宗对河南、北方镇用兵，李怀光奉命率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前往河北前线，协同作战。听见奉天危急，怀光昼夜倍道，自蒲津渡河，西趋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十一月二十日，怀光部众大败朱于醴泉（今陕西礼泉北），朱引兵遁归长安。奉天城中闻朔方军至，“欢声如雷”，当时议论“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在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闻长安兵变，奉天危急，也昼夜兼行，出飞狐道，经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由蒲津渡河，驻军于东渭桥。晟有士卒四千，由于他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不久这支军队发展到一万多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驻军襄阳，有兵三千，闻长安不守，也自武关入援，收复蓝田。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引兵击走袭据华州的朱部众，遂进驻华州，招募士卒，得万余人，切断了朱与东方的联络。德宗任命骆元光为镇国节度使，镇守华州。
河东节度使马燧坐镇太原，牵制河北三镇的军队，使他们无法西向和朱联兵。并派遣其子马汇和部将王权入援奉天，屯兵中渭桥。
在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入援以前，唐德宗被围困在奉天，唐军处于劣势地位；等到李怀光、李晟军队入援，唐军不但解除奉天之围，而且进围朱于长安，这样就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了。
李怀光从河北驰援关中，常言天下之乱，是宰相卢杞等两三人所酿成，如果他见到唐德宗，一定当面揭露卢杞等人罪恶。不久奉天围解，卢杞怕李怀光见到德宗，便向德宗建议，命怀光“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德宗轻信卢杞，下诏命李怀光、李晟等克期共取长安。李怀光千里赴难，血战解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从此李怀光和唐德宗之间的嫌隙就构成了。
李怀光逗留咸阳，顿兵不进，屡次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舆论喧腾，也责怪卢杞。如太子太师颜真卿在安史作乱时就起兵声讨禄山，是当时的元老重臣。李希烈在淮西称王，卢杞想借李希烈之手杀害真卿，就上奏德宗，说“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希烈，“可不劳师旅”。颜真卿时已七十六岁，德宗果然命其宣慰希烈，结果为希烈所害。唐德宗逃到奉天之初，前剑南节度使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兼程赶往奉天，卢杞却命京兆尹王诬证与崔宁同时逃出长安时，“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资治通鉴》唐建中四年）。德宗又轻信谗言，将崔宁缢杀了，“中外皆称其冤”。这时德宗迫不得已，将卢杞贬为新州（治新兴，今广东新兴）司马。
李怀光逼走卢杞等人，心不自安。朱乘机“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怀光反唐的态度也更益坚决。李晟的军队本来和怀光的军队驻地相近，见怀光与朱通谋，恐己军为怀光所并，于是移军东渭桥。奉天地近咸阳，德宗不敢久留，避往梁州（治南郑，今陕西汉中），还想前往成都。李晟表称如“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唐德宗接受了李晟的意见，就在汉中住了下来。
唐德宗驻跸梁州，淮南盐铁判官王绍将江淮缯帛运到南郑。浙西节度使（镇丹徒，今江苏镇江）韩也派遣专使至梁州，献绫罗四十担。韩还运米百船，每船置五弩手以为防援，运至渭桥，接济李晟等军队。“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米至，减五之四（从五百减到一百）”（《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这对包围朱的唐军战斗意志，也是起了鼓舞作用的。
李怀光驻军咸阳，迁延不进。到了他决计反唐时，朱态度骤变，过去和他称兄道弟，这时却对怀光使用诏书，以怀光为臣子，而且要征发怀光的军队。怀光惭怒异常，“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怀光曾企图攻打东渭桥李晟的军队，尝“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我辈）击朱，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李怀光的朔方军旧部，也纷纷奔归李晟。怀光知道他在关中难以立足，遂烧营东走河中（镇蒲州河东县，今山西永济蒲州），“将士在道散亡相继”，怀光左右大将孟涉、段威勇率士兵数千人投奔李晟，李晟军威益振，怀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李晟攻克长安，浑同日攻克咸阳。朱和姚令言率余众万人西走，“将士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才百余骑”（《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泾原士卒杀姚令言于泾州城下；朱率宗族宾客北走，途中为其部将所杀。
兴元元年七月，唐德宗回到长安。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长安泾原卒兵变，到兴元元年五月李晟收复长安，这半年多时间，唐王朝的命运，真是险恶万状，现在总算转危为安了。
唐德宗一方面任命李晟以司徒、中书令兼凤翔、陇右（时陇右已失，陇右暂镇秦州）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晋爵西平郡王，命他负责长安以西藩镇事务，并力田积粟以攘吐蕃贵族的东进；另一方面，任命浑为侍中兼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和太原节度使马燧等合军进讨李怀光。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五月，韩游瓌率宁军攻怀光，怀光命将出击，怀光士卒，都是朔方军旧部，宁军也是从朔方军分离出来的。怀光士卒不肯作战，指宁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邪”（《资治通鉴》唐贞元元年）。怀光无法指挥。同年八月，浑、马燧等军队逼近河中，李怀光在众叛亲离情况下自杀了。朔方军从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宁节度使韩游瓌率领，驻州；一支由河中节度使浑统领，屯蒲州。
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元旦，改元，大赦。翰林学士陆贽起草大赦诏书，诏书宣称小子（德宗自称）“长于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犹昧省己，遂致兴戎”。“力役不息，田莱多荒。”“邑里丘虚，人烟断绝。”“痛心（惭愧）貌，罪实在予！”自己揽下了罪责。“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惟朱“盗窃名器”，不予赦免。“自顷军旅所给，赋役繁兴，吏因为奸，人不堪命。”“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唐大诏令集·奉天改兴元元年赦》）辞旨恳切。据说赦书颁下，人心大悦。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入朝长安，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指朱）不足平也。”（《资治通鉴》唐兴元元年）
镇冀节度使王武俊原来自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见到兴元赦书，皆去王号，上表谢罪。只有朱的弟弟朱滔，时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曾联合回纥、契丹南攻，结果为王武俊所败，只得退回范阳，贞元元年病死。他的幽州地盘，由其姑子（表弟）刘怦接管。怦居位三月病死，子刘济继位。此外，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于兴元元年称帝，国号大楚，署置百官，杀害唐王朝派来的宣慰使颜真卿。李希烈当时已进占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威胁了运河的通航，所以唐王朝非对李希烈用兵不可。德宗贞元二年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希烈，并杀希烈兄弟妻子，举众降唐。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为淮西留后，朝廷因此授少诚为节度使。淮西对汴河漕运的威胁，暂时缓和了下来。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全国旱蝗，关中尤甚，米斗千钱，饿殍遍地。浙西节度使韩发浙东西米百万斛，接济关中。贞元二年三月，关中仓廪空竭，禁军在长安大街中呼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德宗怕又发生兵变，忧虑异常。适韩运米三万斛至陕州（治陕，即今陕县西南），德宗听到这个喜讯，“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数月人肤色乃复故。”（《资治通鉴》唐贞元二年）
唐王朝重视江淮财赋，所以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死后，任命刑部侍郎杜亚为淮南节度使，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二月以后，又任命杜佑为淮南节度使，直到贞元十九年佑入朝任宰相为止，江淮财赋牢牢地掌握在政府能直接指挥的官吏手中。浙西节度使自韩死后，就不设节度使，改设浙西团练观察使，王纬、李若初、李先后担任此职。
扬州之外，还应提一提益州。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到贞元元年，张延赏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德宗自奉天奔梁州，延赏供应无乏，因此贞元元年入相，韦皋代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延赏的女婿，但不为延赏所器重，落拓京华，任华州参军，凤翔陇右节度使张镒奏皋为营田判官，权知陇右行营留后事。朱称帝，初授皋御史中丞，后授凤翔节度使，皋斩其使。德宗任皋为陇州（治汧源，今陕西陇县）刺史，并置奉义军节度，以皋为节度使。长安收复，迁左金吾卫大将军。贞元元年，拜剑南西川节度使，出镇成都。皋镇蜀凡二十一年，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病卒。皋遣使与南诏结好，出兵抗击吐蕃，保障西南，功绩卓著。
汴州当漕运要冲，如运河不通，漕米不至，唐王朝的危机就立刻爆发。宣武军自刘玄佐死后，作乱五次。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韩弘为宣武节度使，视事数月，杀郎将刘锷并其党羽。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弘入朝，在镇凡二十一年，士卒帖然。运河畅通，漕米得以源源运至关中。
永贞元年，德宗病死，年六十四。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
唐德宗在即位初年，不满于肃宗、代宗的姑息之政，颇想振作一番，结果兵连祸结，导致泾原兵变，奉天被围，唐王朝险些灭亡。经过这次事变，他对藩镇就一味姑息了。
唐德宗在罪己诏中讲到自己不知稼穑之艰难，经过离乱之后，他见仓廪耗竭会引起兵变，于是“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新唐书·食货志》），剑南西川有“日进”，江西有“月进”，淮南、浙西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这归根结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德宗的任相，也是忠佞倒置。刘晏“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旧唐书·刘晏传论》），却轻易诛死。陆贽正直敢言，多所匡济，最后亦遭贬逐。卢杞奸佞，虽不得已加以贬责，还再三想起用他。裴延龄是聚敛能手，竟获得最大信任，言听计从。至如缢杀崔宁，更是天下称冤。听信卢杞谗言，命一代宗臣颜真卿出使淮西，使其耄龄遇害。作为皇帝来讲，德宗不仅聚敛无度，而且“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旧唐书·颜真卿传论》）。
所谓“永贞革新” 在最近以前一个时期，历史学者大谈“永贞革新”，要替二王、八司马翻案。二王，是两个蹩脚的政客，其人实无足论。八司马中，如柳宗元、刘禹锡等却是一代才人，所以对这个事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二王，指王、王叔文。王，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殿中丞、皇太子侍书，素为德宗太子诵所亲狎。顺宗继位后，迁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未几为翰林学士。能出入宫禁，至柿林院，见阉官李忠言和美人牛昭容。时顺宗患重病，不能见百官，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然后王以叔文意告李忠言，忠言转告牛昭容，昭容代达顺宗，用顺宗诏书颁行天下。门庭“车马填凑，珍玩赂遗，岁时不绝”（《旧唐书·王传》）。王叔文，山阴人，以棋待诏，粗知书，顺宗即位，召叔文为翰林学士。叔文知道要掌握政权，必须掌握财政，于是调淮南节度使杜佑任首相，兼度支、盐铁使，自己担任度支、盐铁副使，数月后，又兼户部侍郎。而推荐韦执谊为宰相。这时神策军的指挥权，掌握在宦官手里，宦官和二王意见不合，王、王叔文等用顺宗名义任命老将范希朝为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想夺取神策军的指挥权。边上诸将各以书致中尉（由宦官担任），宦官方知神策军指挥权且为王叔文等夺走，他们就密令神策军诸将：“无以兵属人。”宦官俱文珍等又设法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职名，二王开始震惧，知道大祸要临头了。
顺宗以永贞元年正月即位，至七月，王叔文以母丧去职，王中风，告假归第。二王在政府，前后只七个月，所谓“永贞革新”就以失败告终了。
二王没有社会基础，他二人既非大族门阀，亦非科第出身，又值顺宗身患重病，于是藩镇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带头，翰林学士以郑带头，请求早立太子。永贞元年三月，立广陵王淳为皇太子，更名纯；七月，皇太子纯勾当军国政事。八月，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宪宗即位，即贬王为开州（治盛山，今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宪宗同时贬王叔文为渝州（治巴县，今重庆）司户，明年令其自杀。十一月，又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治舍城，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司马，司封郎中韩晔为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司马，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永州（治零陵，今湖南零陵）司马，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治临海，今浙江临海）司马，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刺史準为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州）司马，岳州（治巴陵，今湖北岳阳）刺史程异为郴州（治郴县，今湖南郴州）司马。其中如柳宗元、刘禹锡、程异等，皆一时人物，都因为二王的事受株连而贬逐，打击面确实大了一些。
二王当政并没有做出什么革新的措置。以罢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来讲，德宗贞元中，“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指贞元十三年前后）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长安东市、西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小费）及脚价钱（负荷进奉物入内，有雇脚费）。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估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左右金吾街使之属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谏，不听。”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长安，具奏宫市之弊，德宗“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德宗）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资治通鉴》唐贞元十三年）。
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给役五坊者。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德宗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值，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
唐顺宗为太子时，久知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无赖作风，曾与东宫侍读论及宫市等事，王叔文劝太子不要向德宗进言，以为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资治通鉴》唐贞元十九年）。太子听了他的话，果然不敢谈了。到了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宫市、五坊小儿、进奉等等诸弊端，都是顺宗久欲废除的，所以即位以后，下诏大赦天下，赦文中就首先提到：“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不久，又“罢监铁使月进钱”（《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以上弊端的革除，皆贯彻顺宗素来的主张，与二王无关，不能说是二王的革新。至如二王要削夺宦官指挥神策军的权柄，这一点是可取的，但二王内外无援、范希朝老病，不能控制当时政治军事局面，所以二王就一败涂地了。
当时宰相五人，杜佑、贾耽、高郢、郑瑜、韦执谊，只有韦执谊是由二王推荐的。贾耽看到二王当权，称疾不出。“诸宰相会食中书（政事堂），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王〕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中书省吏职）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曰：‘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郑〕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二相（贾耽、郑瑜）皆天下重望”（《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都离职而去，说明二王在政事堂只能和韦执谊共事，其余四相把二王看作不是正途出身、不识国家大体的政客。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皇太子笺，也以为顺宗“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二王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没有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