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时期各国斗争形势
周王室的地位 自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虽然依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义，但实际上已经降低到与其他诸侯国同样的地位。而且愈往后愈衰落，大的诸侯国简直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王畿在春秋初还据有以今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西北部地区，到后来，各诸侯国不断侵吞周王室的土地，致使周境东不及虎牢；南仅达伊、汝二水之间；西不到殽、函；北距黄河，全境不过一二百里。而这样一块地方，也维持不住，在王畿以内常常遭到诸侯的抢掠，甚至连周天子有时也被赶出雒邑。因此，春秋以前周王室集权的统一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个诸侯国的割据称霸。而周王室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地保留下来，只是由于在各个大诸侯国争霸的过程中，还可以把周天子作为一面旗帜来利用，随着这面旗帜的作用愈来愈小，周王室也就接近最后灭亡。
秦的立国，虽由周平王封赐开始，但由于周王室地位一天天下降，以致无足轻重，所以进入春秋以后，秦与周几乎毫无关系了。
各诸侯国的位置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个诸侯国一天天强大，在全国形成大大小小数十个割据政权，其中有广袤数千里的大国，也有截长补短不足五十里的小国。还有一些戎、狄、蛮、夷部落散布其间。这些诸侯国的分布位置大致如下：
秦的东方，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是晋国。在黄河中游有郑、卫、宋、陈、蔡等国，其中郑国是比较强盛的。在今山东省境内，有西周始封的两个大国——鲁、齐。鲁国在春秋时发展不大，齐国则吞灭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而强大起来。北方较大的有燕国。南方的楚国占地最广，今湖北、湖南及安徽、四川等七八个省的部分地区，都是楚的势力范围。长江下游，在春秋末年有吴、越两国迅速发展起来。
这些诸侯国中，春秋时期与秦关系最密切的为晋、楚两国。因秦地处西方，同许多诸侯国均未直接发生过战争。
大国称霸的局面 统一的奴隶制周王朝分裂为诸侯割据的局面，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形态大变革的反映。由于新、旧政治经济因素的矛盾斗争，不仅在各个诸侯国内部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在各个诸侯国之间也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战争，这种战争以几个大国为首，互相争夺土地，夺取霸权。于是，在春秋时代出现了几个大国相继称霸的局面。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首先称霸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即位（公元前685年）以后，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又以“尊王攘夷”（即拥戴周王，驱逐戎、狄）相号召，联络许多诸侯国，打败了一些戎、狄小国，并侵蔡伐楚，几次大会诸侯，这样就成了中原霸主。
当齐国在中原称霸的时候，秦国主要力量尚在关中一带与戎、狄争夺土地。因此，齐国在称霸之际，与秦尚无直接接触。
继齐之后，晋、楚、秦相继在中原争夺霸主地位。其中秦国势力虽始终没有越出关中，但是同东方的晋国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实际也参加了中原的争霸。
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在长江下游争霸，同秦国也没有直接的接触。［1］
大国争霸的过程，是封建的经济、政治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间大融合的过程。因此，对大国争霸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对春秋时期社会形态的转变和民族融合过程的认识。
下面仅就奴隶制发展阶段的秦国（公元前770年至前620年），在诸侯割据、大国争霸的形势下同各诸侯国的和、战关系做专门叙述，从而了解秦国在这社会大变革中的发展、变化和作用。
二、秦同楚国的关系
楚国的崛起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2］楚同秦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命运：在殷商时期，楚为商的与国。商亡后，同秦人一样，楚被周人排挤于汉水之南，被斥为“南蛮”，且时常加以翦伐。也正是在西周衰亡之后，楚国才在长江、汉水一带强大起来。春秋初期，楚国征服了周围的许多戎、蛮小部落和小国，继而又打败了北面周人建立起的一些姬姓小国，并把矛头指向中原。不过，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时候，楚国尚不能与齐国抗衡。齐桓公死后，楚国就把锋芒指向北方，这时在中原足以与楚对抗的只有宋国。宋襄公想继齐而称霸，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郑。郑为楚的盟国，为了同宋争夺霸权，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决定出兵伐宋救郑。是年冬十一月初一，楚、宋两国军队在泓水（河南柘城县西）展开大战。当宋军已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国的司马子鱼劝宋襄公趁机下令进攻，宋襄公说“不可”。待楚师渡过河但尚未摆好阵势，子鱼促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仍说“未可”。等到楚师摆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开战。结果由于楚师人多，宋军数寡，被楚打败，宋襄公自己也被打伤，第二年就死去（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泓水之战”。由于楚国在“泓水之战”大败宋襄公，从而控制了黄河流域中许多中、小国，原来是齐国盟国的鲁、宋、郑、陈、蔡、卫、许、曹等小国，都成了楚的盟国。从此楚国代替齐国，以“霸主”自居，在中原称霸。
秦同楚国的战争 楚国同秦国很少发生正面冲突。这是因为在秦穆公统治以前，秦国无力向关中以外的地区发展，而秦穆公统治的时期，向东发展首先遇到的则是晋的阻碍，所以秦的劲敌是晋，而不是楚。
春秋前期，秦国同楚的战争只有两次：
第一次在公元前635年（秦穆公二十五年），这一年秋，秦派兵攻打秦楚间的鄀国（鄀，在今河南内乡附近）。鄀为楚国保护下的小国，楚国的申公子仪（斗克）和息公子边（屈御寇）率申、息之师，驻扎于鄀国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因此，秦攻鄀，实际是与楚交战。秦军在商密附近的析地，暗暗将赶车的“舆人”捆绑起来，冒充楚兵俘虏，并扬言析已降秦，在析驻扎之楚军已与秦结盟。消息传至商密楚军中，军心动摇，于是向秦军投降。秦军兵不血刃生俘申公子仪和息公子边，胜利而归。当楚国国内得知此消息后，派令尹子玉率兵追秦师，但早已追之不及了。（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3］这一次秦国取胜，主要是谋略成功，双方军队并未展开激战。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32年，晋、楚间发生“城濮之战”时，秦国站在晋国一方，派人至晋师参加对楚作战。关于此次战争的详情将在下面叙述，这里从略。［4］
春秋前期，秦楚之间只有以上两次冲突。
秦同楚国的联盟关系 春秋时期，绝大部分时间秦国同楚国保持着联盟关系，以共同对晋。因为，自秦穆公以后，秦国积极向东发展，首先碰到的阻碍就是晋。这一点同楚的利益一致，自然就结成同盟关系，秦穆公曾经同楚成王联姻、结盟：“绊以婚姻，袗以斋盟”（《诅楚文》），并发誓：世世代代永远不相互攻击，“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5］。事实上，秦、楚两国确实维持着长期的联盟关系，在春秋时期很少发生战争。
三、秦同晋国的关系
秦同晋的关系相当复杂，下面按时间顺序分阶段叙述。
晋惠公继位前的秦晋间关系 晋原与周同族。周初，成王灭掉唐国，将其幼弟虞封在那里，称为“唐叔虞”，这就是晋国的始祖。唐叔的儿子晋侯燮父迁到晋水之旁，才改国号曰“晋”。（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进入春秋后，晋国曾长期发生内乱，共闹了六七十年，至公元前678年，才由曲沃武公将晋统一起来。当晋国内乱时，秦国的统治阶级也正忙于在关中地区同戎、狄作战，无暇外顾。因此，那时秦与晋没有直接接触。
晋国统一以后国势日强，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虞伐虢，虞君因贪晋国的“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又轻信“晋我同姓，不宜伐我”，而让晋借路。结果，晋灭虢后，回过头来就把虞灭掉。（见《史记•晋世家》、《左传》僖公五年）晋国吞灭虢、虞两个小国，在当时似乎与秦无关，但是，虢、虞所处的方位，正是秦国东向的出口：虞扼茅津，虢据函殽，皆在咽喉之地，也是秦国出关的重要孔道。晋国趁秦国还未能东顾之时，抢先占领这里。这对此后秦晋长期的斗争，有着重要影响。
这时，在秦国，虽然秦穆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已经即位，但关中基业未固。在晋国，晋献公（公元前676年至前651年）也刚刚平定内乱不久，所以两国间基本上保持友好往来，没有发生战争。［6］
公元前65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穆姬为夫人。［7］这位穆姬是晋国当时的太子申生的姐姐，也是后来相继为晋君的惠公夷吾、文公重耳的异母姐。晋献公灭掉虞国后，又特地将从虞国掳来的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穆姬的媵送至秦国。从这些关系来看，在秦穆公和晋献公统治的时代，秦晋两国的统治阶级都极力促进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通过联姻，确也使它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它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两国当时都需要巩固内部统治，加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当国内统治稳固之后，需要向外扩展势力之时，这种密切的关系，也恰好成了互相干涉的最方便的口实。
秦穆公开始向晋国伸手 作为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秦穆公是一个抱有称霸野心的国君，他将兴修的宫殿称为“霸城宫”（《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三秦记》），又将关中的雍水改名霸水，“以章霸名”（《汉书•地理志》）。这样热切地向往称霸的秦穆公，当然不会满足于局限在关中地区“称霸”。所以，当晋献公一死，晋国出现内乱之际，秦穆公就插手晋国事务了。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后，献公的宠姬——骊姬生的儿子奚齐继位。晋国大夫里克、丕郑等联合起来杀死奚齐，准备立献公的另一子——重耳为国君。但另一大夫荀息，则将骊姬生的另一子——卓子立为君。于是，里克等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暂时出现了混乱无君的局面。这时，晋国公子夷吾逃亡在外，秦穆公应夷吾之请，将其护送回国，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夷吾在请求秦穆公援助时，曾许诺：若能立为晋君，就将晋国的河西八城割给秦。（见《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一方面贪图河西八城，重要的还在于：他了解到夷吾同晋国当权的大臣里克不合，这样对秦是很有利的：“忌多则怨”，“是吾利也”（《左传》僖公九年）。秦穆公很希望晋是一个君臣不合、内乱迭起的邻国。因此，积极地护送夷吾回国。
但夷吾回国取得君位后，立即背约：不给秦河西八城，仅仅派丕郑去秦致谢。丕郑至秦后，却向秦穆公献策：杀死为夷吾出谋划策的大臣吕甥、卻芮，扶植晋国的另一个公子重耳归国。秦穆公采纳了这个计谋，但不料丕郑回去后事泄，被晋惠公杀掉。丕郑之子丕豹怀着仇恨逃至秦国，鼓动秦穆公攻晋国，他说：“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但穆公认为：晋国的形势还没达到“百姓不亲”的程度。他说：“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史记•秦本纪》）他能看出：晋惠公能杀死丕郑，说明还是有人拥护他，所以他还没有“失众”，“失众，焉能杀？”（《左传》僖公十年）基于这样的判断，秦穆公决定暂时先不出兵，等待时机。
这样，在几年之内，秦晋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公元前649年，当伊雒之戎向周王室进攻时，秦晋还能联合起来救周。（见《左传》僖公十一年）直到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还给晋运去粮食，尽管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晋国民心（见本书第四章第六节），但毕竟没有发生战争。次年（公元前646年）秦国发生灾荒，向晋国“请粟”，虽然晋国的大臣虢射极力主张趁秦国灾荒之际出兵伐秦，但并没有在当年出兵。［8］不过，这一切都表明秦晋之间的战争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秦晋战争的爆发——大战韩原 就在秦国发生灾荒的次年，酝酿已久的秦晋之间大战终于爆发了。
公元前645年，晋准备出兵攻秦，但还没等晋国出兵，秦穆公就主动率兵迎击，深入晋国的韩（在今山西河津、万荣间）。［9］晋惠公也率师来到韩地，双方摆好阵势，就要进行一场决战。这时，秦国军队人数虽较晋少，但同仇敌忾，将士一心，斗志高昂；而晋国的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人数虽多，但士气低落。
九月的一天，秦晋两国军队在韩原展开了一场激战。一开始，由于晋军兵多将广，将秦军团团围住，连秦穆公都被包围。晋大夫梁由靡等截住秦穆公的去路，眼看穆公就要被擒。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从秦军中出现了一股生力军，奋勇向晋军冲杀。结果，不仅救出秦穆公，而且将晋军杀得落花流水，并生俘晋惠公，秦军大获全胜。（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晋世家》、《吕氏春秋•爱士》、《淮南子•氾论训》、《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等）
韩原大战，秦能取胜，可以看出秦国实行的爰田制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记载：使秦军转败为胜，在危急关头出现的生力军，就是曾经受到秦穆公“赐酒”的“岐下野人”。（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秦国实行爰田制，所以“野人”才得以参加同晋国作战。其次，还由于秦穆公在国内统治的措施和策略是成功的，使下层群众能够为秦国作战。《史记•秦本纪》说：那些“野人”“见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吕氏春秋•爱士》记载：“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的“野人”，“毕力为穆公疾斗”。这些记载，都把秦国战士英勇奋战的原因，归结为“报食马之德”（《史记•秦本纪》），这当然不能令人完全相信。不过，总可以证明秦穆公对本国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秦国下层群众同敌国作战的热情。因此，下层群众能在战争中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韩原之战秦国得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秦穆公善于抓住作战的有利时机：当晋国发生灾荒时，以及晋君杀死大臣丕郑时，都曾有人鼓动秦穆公出兵伐晋。但秦穆公却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暂时未动。在这次战前，晋国内部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如晋国大臣庆郑、韩简等就一直反对晋国同秦国作战［10］，晋国的士兵斗志不高。［11］在这种形势下，秦穆公果断地出兵，以少数兵力深入晋地，结果一举取得对晋作战的胜利。
秦晋和解及晋国的改革 晋惠公被俘后，晋国内部一片混乱。狄人又乘晋国失败之际，夺取狐厨、受铎两地，渡过汾水，一直打到昆都。这时，晋国的一些大臣，为了挽救国势日削的危机，决定改革早已腐朽的旧制度。他们首先从田制开始：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同秦国一样实行爰田制。由于爰田制下奴隶的地位有一定提高，扩大了当兵的来源，所以紧接着就“作州兵”，以两千五百家为一州，由州长统率，自备兵甲，一到战时就按这样编制出征。由于晋国实行了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所缓和，奴隶制的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在秦国，晋惠公夷吾的姐姐、秦穆公的夫人穆姬听到俘虏了惠公以后，就穿上丧服，以死来威胁秦穆公，扬言：若晋君早晨到来，我就晚上死；若晋君晚上被押来，我就早上死。要挟秦穆公放回晋惠公。更主要的是：秦国的统治阶级估计，此时秦尚无力完全吞掉晋国，“晋未可灭”，若在此时杀掉晋君，只能进一步激起晋对秦更大的仇恨，“祇以成恶”（《左传》僖公十五年），对秦不利。于是，秦穆公决定释放晋惠公回国，与晋讲和。
当年十一月，晋惠公被放回晋国。至此，秦晋间的战争暂告一段落。就在这一年，晋国又发生灾荒，秦国再次给晋运去粮食。从此两国又重归于“好”。
秦企图控制晋国 秦虽与晋暂时和解，但实际并未放弃控制和操纵晋国的企图。秦放回晋惠公是有条件的：（1）以晋惠公的太子圉为人质，留在秦国；（2）割河西八城给秦。［12］秦国得到了晋国的河西八城，其领地就扩展至黄河西岸，在地势上更易深入晋国内地。太子圉在秦为质，秦穆公为了牢固地控制他，还给他在秦娶妻。这样，在晋惠公归国当政的数年中，秦对晋的威胁更大了。
公元前638年晋惠公在国内病重。在秦为质的圉听到消息后，就私逃归国，准备继承君位。秦穆公没想到圉竟敢私逃回国，这样的晋君当然不能为秦所容。秦穆公就立即从楚国迎来了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重耳，“益礼厚遇之”（《史记•秦本纪》），给以隆重的接待，并将包括曾给圉作妻的怀嬴在内的秦女五人，送给重耳。秦国这样在重耳身上下工夫，自然有其目的。因为公子重耳也早就觊觎着晋国的君位，他在外流亡了十几年，具有较为丰富的阅历，在周围又集聚了一批谋臣，当时唯有他才有力量同圉争夺君位。所以秦穆公的赌注就下在重耳身上。
公元前637年，晋惠公病死，子圉在国内继位，是为怀公。这时，在秦的重耳向秦穆公保证：取得君位后，要像流水朝东海一样，朝事秦君。（见《国语•晋语》及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于是，秦穆公就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抢夺君位。
重耳回国后，在一些大臣支持下，将怀公赶跑，夺得了君位，是为文公。文公继位后，又派人把逃在高梁地方的怀公杀死。这时，惠公的旧臣吕甥和郤芮却密谋害死文公，幸有寺人披向文公告密，文公估计自己在国内实力尚不够充足，就偷跑出国，在王城与秦穆公相会，以求得庇护。吕甥、郤芮等这时尚未发现文公已逃跑，就放火烧掉王宫，待到得知文公并不在宫内之后，吕甥、郤芮等就追至河上。秦穆公用计把这二人诱来并杀死，才重新派兵三千护送重耳回国。这一次，由于除掉了重耳的政敌，国内较为安定，所以秦穆公就把在秦为重耳娶的夫人也一并送回。从此以后，在晋国就开始了文公的统治（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
从晋国不断的内乱中可以看出：秦国极力干预晋君的废立，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由秦扶植起来的国君而控制晋国，这就充分表现了秦国奴隶主阶级称霸的野心。
晋国的称霸和秦晋联合 秦穆公扶持重耳夺取君位，原是企图使晋受控于秦。然而，事与愿违，在晋文公重耳统治晋国的时期，秦国却不得不追随晋国，充当为晋国助威的角色。
晋国自“作爰田”、“作州兵”之后，奴隶主统治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了一定改善。晋文公即位以后，又任用赵衰、狐偃等，进一步整顿内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很快地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为晋国的霸业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被狄人赶出国，跑到郑国避难，并派人到鲁国、秦国和晋国告难。这正是抢“勤王”旗帜、捞取争霸的政治资本的好机会。秦穆公听到消息后，立即派兵等在黄河岸边，准备将周襄王接来。（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但晋文公听从大臣狐偃的建议，亲自率兵直接帮助周襄王复位，远远地抢在秦的前面。这样，晋文公就把“勤王”的旗帜抢到手。襄王复位后，文公去朝见。周襄王以异常隆重的礼仪接待文公，并赐给晋以阳樊、温、原、茅之田。从此，晋国在中原称霸就取得了政治资本。
随着晋国一天天强大，秦国不仅再不能插手晋国内部事务了，反而时常不得不为晋国争霸而呐喊助威。在晋、楚争霸的一次决战——“城濮之战”中，秦国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城濮之战”是晋、楚两国在中原争霸的一次决战。自公元前638年以后，楚国代替宋在中原称霸。晋国的势力发展起来后，首先就同楚发生冲突。公元前634年，楚国应鲁国之请进攻齐国；同时为了阻止晋国的势力向南发展，就对倒向晋国的宋进攻。晋国借口救宋也向南进军。这样，晋楚之间非打一场大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了。
在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为了争取秦、齐两国站在晋国一边；就接受先轸的献策：叫宋国用财货去运动齐、秦两国，请齐、秦两国向楚请求撤退围宋之兵。同时，晋国却把楚的两个盟国——曹、卫的土地分给宋。这样一来，楚当然不答应撤兵之请，而齐、秦两国又贪图宋的财货，也就站在晋国一面与楚国为敌了。后来，晋文公又采纳先轸的建议：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两国，使这两国又同楚断绝了关系。
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的大战开始了。最初，晋国根据楚军急切求战、傲慢轻敌的特点，先主动从阵地上后退九十里，以避其锋芒。四月初三，晋军进驻城濮（今山东濮县有临濮故城）。这时，秦国派公子小子慭作为盟国代表，也随晋军来到这里。小子慭是秦穆公之子，秦国派他为代表，说明秦晋关系十分密切。同来的还有齐国的大夫归父和崔夭以及宋成公。
四月初四，晋楚在城濮展开决战。由于晋国使用了巧妙的战略战术，将楚国杀得大败，晋国大获全胜。（见《史记•楚世家》、《史记•晋世家》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战后，公元前632年冬，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诸侯，周天子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取代楚国而称霸中原。
在城濮之战中，秦国实际是被利用来替晋文公争霸效力的。尽管当时秦国的统治者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秦穆公很快地就意识到了，而不愿再为晋国效力了。
城濮之战的次年，即公元前631年，晋国的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和蔡国的代表，以及周天子的卿士王子虎分别代表本国和周天子，在翟泉（洛阳城内）会盟，小子慭也代表秦参加了这次会盟。这次盟会，晋国策动与会各国共同伐郑，以扫除称霸中原的障碍。明年，即公元前630年（秦穆公三十年），秦穆公按照盟约，率兵配合晋文公向郑国进攻。借口是当年晋文公出亡过郑时，郑国对他招待不周：“无礼于晋”，而且对晋的敌国楚表示友好，“且贰于楚”（《左传》僖公三十年）。问罪之师浩浩荡荡向郑开来，九月，秦晋大军迫郑境，晋军驻函陵（河南新郑县北），秦军扼汜南（河南中牟县南），郑国的形势十分危急。这时，郑国派谋臣烛之武出城与穆公相见，晓以利害。烛之武对秦穆公说：秦、晋联合来攻郑，把郑灭亡是不费什么力气的。但是，消灭郑国以后，将要得到好处的是晋国，而不是秦国。郑距晋近而离秦远，秦助晋灭郑，是“亡郑以陪邻”。晋国强大起来后，对秦国是很大的威胁，因为晋今天图郑，明天就会攻秦。所以，秦助晋攻郑的结果，就是使秦受到损失而让晋国从中取利，“阙秦以利晋”（《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对于秦晋两国间的矛盾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能从秦国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分析形势，这就有力地打动了秦穆公。秦穆公听了烛之武一番游说之后，决定不再替晋国当马前卒，下令单独撤兵，同时与郑国结盟，并派攻郑的杞子等三大夫率兵帮助郑国守城。攻郑之举就此结束。
晋文公见秦穆公单独撤兵，也无可奈何，他估量晋军暂时无法灭亡郑国，也不得不随之撤兵而去。
综观在晋文公一代（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由于晋国逐渐强大，以至称霸，使秦无力控制晋国，反而不得不追随晋国。这就形成了数年之内秦晋联盟的“和好”局面。
秦晋大战的再次爆发：殽之役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刚去世，秦晋就爆发了大战。
公元前628年，郑国掌北门的人［13］至秦，鼓动秦穆公派兵去偷袭郑国，他说：我掌城门，若秦兵偷袭，可唾手而得。（《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为利所动，派大将西乞术、白乙丙和孟明视于公元前627年率兵袭郑。秦军至滑（河南偃师南），碰到郑国商人弦高。弦高见秦军压境，而郑国毫无所闻，就将准备贩至周的牛送到秦营，诡称奉郑君命前来犒军，同时又急派人向郑国君报告秦军进犯的消息。当时的郑国国君穆公兰（公元前627年至前606年）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对秦国派来的杞子等人下逐客令。［14］孟明视等秦将见此情形，认为郑国早有准备，偷袭无望，只得班师回国。但秦军又不甘心空手返回，就顺便把姬姓小国——滑灭掉。当时滑国已属晋，成为“晋之边邑”（《史记•秦本纪》），而晋国正要寻机打击秦国，以剥夺其优势，除数世之患。其时正值晋文公新丧，晋国主战派将领原轸、先轸等人就借口：“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于是，晋就联合姜戎［15］之兵，大兴问罪之师，于当年四月，与秦兵大战于殽（即殽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这场大战结果是晋军大胜，秦军全军覆没，西乞术、白乙丙、孟明视三员大将被俘。秦国失败的原因十分明显：首先，秦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十分被动，正如晋国原轸所说：“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出师无名。因此，开始希冀偷袭郑国成功，把希望建筑在敌国无准备的前提下，当认为郑国有准备时，立刻丧失信心。最后无理取滑，更是心虚理亏，士气自然不振。其次，秦军此次出师，抱有侥幸心理，傲慢轻敌，军纪松弛［16］，也种下失败的种子，所以在晋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在晋军方面，则选择了一个很有利的时机，又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晋襄公穿着凶服从戎，“墨染其衰而加绖”（即墨染的麻衣），以激起对秦军的仇恨。这就使晋军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因此，殽之战秦败晋胜，绝非偶然。
秦国的三员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后押在晋国。晋襄公的嫡母——也就是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文嬴，她向襄公求情，诡称秦穆公对孟明视等三人恨之入骨，劝晋国将他们放回，让秦穆公“烹之”。晋襄公听从文嬴的话，释放三将。先轸听到此消息后，气得在襄公面前大发脾气，说这样做就是“堕军实而长寇仇”（《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纵敌为患，离灭亡不远了。襄公一听也立即醒悟过来，马上派阳处父将此三人追回。追至河边，阳处父见三人已上船，便将为自己驾车的一匹马解下，声称奉晋襄公之命，向孟明视赠马，以引诱他们上岸。但孟明视等并未中计，仅在舟中拜谢道：蒙贵国君主不杀，我们归秦后，若被处死，死后也不忘晋国恩德；若被赦免，三年后将向贵国君拜赐。孟明视等回国后，秦穆公在郊外素服迎接，向着秦军痛哭，承认自己不听蹇叔劝阻，招致失败，将责任都归结到自己身上，并仍命孟明视等三人复“官秩如故”（《史记•秦本纪》）。秦穆公勇于公开承认自己不听劝谏，不将失败的罪责推在臣下身上，这就显示出他同那些昏庸的君主的区别。这一篇在秦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罪己诏”，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秦誓》。［17］《秦誓》的作用，不仅在于穆公自己总结失败的教训，而且在于笼络人心，把秦国统治阶级中发生的裂痕重新弥合起来。因为，早在秦穆公开始决定派兵袭郑时，秦国的谋臣蹇叔就反对这样轻举妄动。他曾劝穆公说：郑距秦很远，劳师远征，郑国人不可能不发觉。郑国有所防备，秦军偷袭无功，军心就会动摇。但是，秦穆公不听劝阻，贸然派蹇叔、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帅师出征。当秦军整装待发之际，蹇叔对孟明视哭道：我能见到秦军出征，但再也见不到他们回来了。穆公见此状十分生气说：“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何也？”（《史记•秦本纪》）他甚至粗暴地骂道：“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意思是说：你这个老朽知道什么，等着进你的棺材吧！秦穆公如此骄横武断，当然使秦国君臣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所以，在殽战败后，穆公极力想缓和这种关系，他主动承担失败的罪责：“邦之杌陧（杌陧，不安定的意思），曰由一人”，表示今后要虚心纳谏，并责备自己以前不能信用良臣：“询兹黄发，则无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尚书•秦誓》）穆公说这一番话，一方面固然是发自内心的懊悔，另一方面也是向蹇叔等人表示的姿态，让他们放弃前嫌，仍旧同过去一样忠实地为自己效力。
殽之役失败后，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三十五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视率兵攻晋。这一次，晋襄公亲自领军迎战，双方激战于彭衙（陕西白水县境内）。秦军虽系主动进攻，但晋国军队士气高昂，将士协同一致，在战斗紧张之际，晋将狼瞫率所属部队带头向秦军猛冲，在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鼓舞下，大队晋军也随后跟着杀过去，秦军犹如被潮水所席卷，溃不成军，又一次遭到失败。［18］
彭衙之战实际是殽之役的尾声。虽然在殽之役以后，秦穆公下决心改善国内政治，但由于具体的作战准备不够充分，所以同样遭到失败。殽之役后，孟明视等曾说要向晋君“拜赐”，故晋嘲讽这次秦军进攻为“拜赐之师”。
第三次大战：王官之役 在殽和彭衙两次失败后，秦国内部政治统治有很大改善，秦穆公仍然不动摇地信任孟明视，让他放手对政治统治进行改革，“增修国政，重施于民”（《左传》文公二年）。秦国内政经过一番整顿，颇见成效，晋国的赵衰说：秦国的军队“惧而增德，不可当也”，秦国的将领“念德不怠，其可敌乎”（《左传》文公二年），可见秦军的战斗力倍增。这样，在公元前624年（秦穆公三十六年）夏，穆公亲率秦军大举伐晋。这一次，秦军准备同晋军决一死战，渡过黄河后就将船烧掉，表示义无反顾。晋人见秦军来势凶猛，不敢出击，采取守而不战的战略。秦军占领王官（今山西闻喜县西）及临晋、平阳间的小邑郊（又作鄗）。然后从茅津渡河，到三年前战败的殽地，“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史记•秦本纪》），才班师回国。［19］
王官之战以后，时隔一年，晋国又出兵攻取了秦国边境的刓（即元里）之新城［20］，但并没有改变晋国的劣势。
综观秦国自穆公统治以来（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晋与秦的关系，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在晋文公（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统治以前，秦穆公力图控制晋国。晋文公统治晋国时期，晋国势日强并称霸中原，秦不能操纵晋，反而为晋所利用。在晋文公去世后，晋国势日衰，秦又逐渐有压倒晋国之势。秦国在穆公统治后期，极欲向东方扩展势力。但是，由于早在秦晋正式发生武装冲突之前，晋国就占领了被称为“桃园之塞”的秦国门户，这也是晋国最初灭掉虞、虢两个小国的战略意义。在春秋数百年中，尽管秦国势力有时很强大，并曾经数次战胜晋军，但其基本势力范围，始终没有越出函殽以西。
秦穆公死后，秦国奴隶制迅速衰落，于是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
注释
［1］过去一般史书中有“春秋五霸”之称，但这“五霸”究竟指哪五个，说法颇为不一。如有的书记载五霸为：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见《左传》成公二年杜氏注、《孟子•告子下》赵岐注、《史记•诸侯年表》、《索隐》、《风俗通》）；有的还把齐桓、晋文、秦穆、楚庄以及吴王阖闾称为“五伯”（见《孟子正义》引《白虎通》）；又有把五霸列为：齐桓、晋文、宋襄、秦穆及吴王夫差的（见《淮南子》高诱注、《汉书•诸侯年表》颜师古注）；还有将越王勾践列为五霸之一的（见《荀子•王霸》及《史记•货殖列传》）。
上述记载之不同，可以证明自古以来对春秋时究竟哪些国可称霸主并无定论。之所以没有定论，皆因后世对“霸”的标准理解不一致。如有的以成败而论，邵雍说：“宋襄图霸而力微，卒为楚所败，此不足论。”（《观物外篇》卷下）有的则以尊王攘夷为标准，如有的人说：“率诸侯而朝天子，天下化之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白虎通》第一卷“号”）其实，所谓“霸”无非是较强的诸侯国而已。而在春秋时期，这种斗争不仅受着各国之间的力量相互消长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受着本国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所以，在整个春秋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始终维持霸主的地位。不过齐桓、晋文等称霸时间较长，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已。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一定确认某几个诸侯国在何时称霸，也没有必要追究到底是“五霸”还是“四霸”之类的问题。
［2］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最早大约来源于和秦同一个东方的氏族部落。从现有文献资料，可看到如下线索：
（1）秦和楚都奉颛顼为祖先：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离骚》）。
（2）秦楚姓名有相同之处：
秦为嬴姓。
楚人祖先以“熊”命名的很多，古代“嬴”、“熊”通用。
（3）远古“熊”、“盈”族均在东方：
《令》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炎”即为嬴姓的“郯”国，可见“郯”同楚相邻。《左传》闵公二年：“封卫于楚丘”，这就是楚人故地，它与秦人祖先居住的并不远。《逸周书•作雒解》：“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这里“熊”即楚人祖先，“盈”即“嬴”，乃秦人祖先，可见，在周初时他们相邻不远。楚人、秦人的祖先在殷、周时期的遭遇非常相似。从以上种种线索断定：秦、楚最早源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这是有可能的。
［3］有些史书认为这次战役是秦晋两国联合去进攻鄀，如已故教授童书业《春秋史》说：“晋文公勤王之后，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先联合秦国去打近楚的鄀国。”（《晋楚争霸》，开明书店，178页）这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可能是作者主要根据《左传》的如下记载：“……秋秦晋伐鄀”，这里的“晋”字实为衍文。因为当时晋文公刚继位一年，无暇西顾。鄀地距晋遥远，且《左传》下文叙记作战经过全不涉晋国。过去已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如洪亮吉云：“按鄀在秦、楚界上，与晋地悬隔，且晋文方启南阳、围樊、围原，何暇会秦远伐小国？传中无一语及晋，可见晋字为衍文。”可证此役纯系秦与楚之间的战争，与晋无涉。
［4］见本章第三节中的“晋的称霸和秦晋联合”。
［5］秦、楚两国长期联合以对付晋，这是历史事实。至于秦穆公同楚成王结盟、联姻的史实未见其他文献记载，只见于《诅楚文》。现将文中有关的这一段摘录如下：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两邦若一。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亲卬大沈厥湫而质焉。（根据郭沫若：《诅楚文考释》）
其中提到“绊以婚姻，袗以斋盟”，当是可信的。唯在穆公及成王之何年，文中无线索可寻。考秦穆公在位39年，即由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楚成王在位46年，即由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他们俩同时在位的时间，是从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6年，也就是说有33年的时间，楚成王和秦穆公同时在位。究竟在哪一年结盟，确切时间无可考。但“城濮之战”时，秦国尚参与晋国一方与楚为敌。可见，若有盟誓必在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以后。由此，可以大致断定：《诅楚文》中所说秦、楚间立盟誓的时间，必在公元前632年至公元前626年这八年的时间内。
［6］《史记•秦本纪》有：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与晋战河阳，胜之”。此事在《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及《史记年表》等文献均无记载。考此时晋国刚刚统一数年，其势力还仅局限于今山西的西南一隅，至十余年后的公元前655年灭虞、虢以后，才将领地伸至今陕西、河南交界处，而秦国此时的力量也还没有达到这里。所以，秦与晋在河阳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
［7］因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所以对妇人、女子称姓而不称氏：《礼记•丧服小记》：“复与书铭……男子称名，女子称姓与伯仲。”《亭林文集》卷一《原姓》：“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矣，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芉、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赵姬、蒲姜之类也……”这里，秦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因晋姓姬，故称为穆姬。
［8］公元前646年秦发生饥荒时，晋仅仅没有给秦输粟，并未发兵攻秦。但有的历史书却说是年晋即攻秦，如章嵚：《中华通史》第一册307页写道：“秦饥，乞籴于晋，晋转不与，且伐秦。”这是不符合史实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根源于《史记•秦本纪》如下一段记载：“（穆公）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从最后一句“晋君从之”判断，似乎晋国在秦向其籴粮之时就立即伐秦，这是不对的。“秦饥”在秦穆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秦晋间开战在秦穆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时隔一年之久。文献上记得很清楚，《史记•秦本纪》：“十五年，兴兵将攻秦”。《国语》、《左传》都将此事系于这一年。可见，虢射鼓动晋惠公趁秦饥荒之际伐之，当时并未成现实，庆郑等人的反对当是起了作用的。
［9］韩原在何处？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古韩国境内，即今陕西韩城县之西南；一种意见认为在河东。后一种意见以清代学者江永为代表，他指出：“韩城地在河西，然秦、晋战韩原获晋侯非此地也。韩原当在河东，故《传》云：涉河，侯车败，谓秦军涉河而晋侯车败。又，晋侯曰：寇深矣。其不在河西可知。《姓氏书》韩为晋灭，至韩万复采韩原。盖在山西河津、万泉之间也。”这种意见是符合实际的。按万泉现属山西万荣县，笔者曾于1968年到过该地，其形势确与书中记载相似。
［10］庆郑当秦国向晋乞粮时，就反对晋惠公“背信弃邻”的作法，反映出同晋君的矛盾。在韩原之战的过程中，晋国的庆郑始终对晋国这一方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如秦进军韩地，惠公问庆郑：“寇深矣，若之何？”庆郑却回答说：“君实深之，可若何！”在战争的过程中，“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
韩简则在战前就断定秦国必胜，晋国必败。他说：“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因而他早就打算要当秦军的俘虏了：“吾幸而得囚。”（以上《左传》僖公十五年）由此可见晋国一部分大臣的态度。
［11］“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左传》僖公十五年）可见晋国的士兵斗志也不高。
［12］《史记•秦本纪》只记：“献其河西地”，而未说明几城。《史记•秦本纪》《正义》注云：“晋河西八城入秦。”但《左传》僖公十五年则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考夷吾请秦援助其归晋时曾说：“诚得位，请割晋之八城与秦。”（《史记•秦本纪》）据此，当以八城为是。
［13］这个掌北门的人是什么人？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630年秦国派到郑去的杞子，《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杜注：“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郑”；另一种说法是“郑人”自己（见《史记•秦本纪》）。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因为据《史记•郑世家》云：“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史记•晋世家》也记有：“郑人或卖其国于秦。”可见，说秦国的杞子为郑掌北门并卖郑，资料并不充分。
［14］《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穆公……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这里，郑一方面向杞子等人表示：早已洞悉秦国的预谋，透露郑国有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向他们下逐客令，结果“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
［15］姜戎即姜戎氏，本姜姓之戎，在晋南鄙，为戎子支驹之先。
［16］《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这里，王孙满虽然从“礼”的标准去衡量秦军，但也可反映出秦军傲慢、轻敌和军纪松弛的实际情况。
［17］关于《尚书•秦誓》作于何时，《书》序谓：“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史记•秦本纪》则云作于王官之役后：“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看法更接近事实？笔者以为《书》序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从《秦誓》内容上看：“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反映了作誓者心情十分沉重，并多所自责之辞，与殽失败之后的心境是一致的。若说在王官之役秦大获全胜后，才发表这样痛悔的言论，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秦誓》作于败于殽之后。笔者也同意这一看法。
［18］此次攻进的时间，《史记•秦本纪》谓在穆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626年，《左传》记在“文公二年”，即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三十五年。又《史记•晋世家》在殽之役“后三年”，记有“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等语。考《史记•晋世家》记的“后三年”，即公元前625年，与《左传》记载的“文公二年”相符。唯《左传》无晋取汪之事。（《史记•晋世家》《索隐》谓：“……其年冬，晋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还。则汪是秦邑……或者晋先取之秦，今伐晋而收汪，是汪从晋来，故云取晋汪而归也。”此说颇可信。）再证之以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孟明视等被俘释放后，对晋阳处父说：“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而彭衙之战，“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此战役若在穆公三十五年则恰好三年，若在穆公三十四年则距殽之役不足三年，“晋人谓秦拜赐之师”等语即不确。故彭衙之战的时间，当以《左传》记载较为可靠，在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
［19］关于“封殽中尸”的记载，自古以来有一种错误理解。杜预在注《左传》时，曾释“封”为“埋藏也”。因此不少人认为“封殽中尸”，就是将战死在殽地的秦军尸首埋藏起来。直到现代还有人持此说，如童书业《春秋史》中说：“……从茅津渡河，封埋了死在殽地的秦国战士尸首……”这种解释是值得商榷的。殽之战是在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四月，秦军封殽尸是在秦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五月，中经三年之久。岂有战死三年尸首尚在之理？其实所谓“封殽中尸”者，无非是在殽地树立标志而已。“封”乃封识之意，例如《乐记》“封比干之墓”注云：“积土为封识”，故《史记•秦本纪》《集解》引贾逵曰：“封识之。”又最近出土之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盗徙封，赎耐。”这里说的“封”就是田间的标志。可见，正确理解“封殽中尸”，就是在殽地积土为封识，以纪念在这里战死的秦军。
［20］《史记•秦本纪》无晋取刓新城之记载，《左传》文公四年秋，仅有“晋侯伐秦，围刓新城，以报王官之役”的一句记载。对“围刓新城”一句话，近人有许多误解，以为“刓”与“新城”为两个地名，如黄灼耀《秦史概论》中说：“晋伐秦，围刓、新城。”童书业《春秋史》中说：“……但是，晋国并不屈服，隔了一年，又起兵伐秦，围困刓和新城两邑……”他们都把“刓”和“新城”当做“两邑”，这是不对的。“围刓新城”乃是围困在刓地新筑之城的意思。《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时只说：“五年，晋伐秦，取新城”，而不提“刓”，《集解》引服虔云：“秦邑，新所作城也。”据此可知刓与新城实为一地，其地就是同州东北之元里，秦人于此边境地区新筑城邑，故称“新城”。从《左传》对此役仅略提一句，而《史记•秦本纪》则根本未提这一情况看，围刓新城之役并不是什么重要战役，它与王官之役、殽之役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使把“刓”和“新城”说是“两邑”，也不过是“围”而已。所以事实上并不像某些书上所说的：“隔了一年，（晋）又起兵伐秦，围困刓和新城两邑，报复了王官之役的仇恨。可见在春秋时，晋秦的国际交涉，总是晋占上风的。”（童书业：《春秋史》，187页）仅据“围刓新城”四个字，就得出“总是晋占上风的”结论，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