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话只是明白还不成,还要说得有劲。

旧俄诗人涅克拉索夫(Nekeraspov),彼尝自说:“我有整三年,每天没有吃饱过,一年寒冬为房东所逐,宿于贫民窟(loss-house),以撰稿为生。”N氏晚年聋而多病,死后,朵思退夫斯基(Dostoyevsky)讲演,以之与普希金(Pushkin)与莱蒙托夫(Lermontov)并列。有人说N氏更胜于彼二人,这不敢说。N氏名诗《冻红了鼻子》,《世界文库》有译本而不佳。

诗只有本国语言写出来是诗,一翻译就不是了。N氏有些地方颇似老杜,生硬杈丫,完全失去文字之美,不成为诗而成散文。盖散文之美者有时比诗更美,其美为诗所无,如《水经注》,如《洛阳伽蓝记》,皆写得好,虽不叶韵,而音节甚美,字形亦美,圆。N氏及老杜虽有时杈丫,不害其伟大;李白有时不免花花公子气。人要有天才,但绝不可以“显摆”,一“显摆”就讨厌。老杜便无此恶习,N氏亦如此。

余曾译:(一)N氏生平;(二)N氏之诗;(三)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氏对N氏之论,K氏所论与余有暗合处。

K氏提出作诗当“with a purpose”,有意。

诗的最高境界乃无意,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王维《秋夜独坐》),岂止无是非善恶,甚至无美丑,而纯是诗。如此方为真美,诗的美。“孤莺啼永昼,细雨湿高城”(陈与义《春雨》),亦然。

但现在不允许我们写这样超世俗、超善恶美丑的诗了。因为我们没有暇裕。现在岂止不能写,就是欣赏也须有有心的暇裕方能欣赏。因此,古人作诗可以无意,而我们现在作诗要有意。这不但是抗战八年给我们的教训,而且是抗战之后给我们的教训,不允许我们再写那样无意的作品了。而说到有意,便使作品成为宣传;宣传对人固有很大功效,而在文学上,宣传最无价值。文学的确是宣传,而绝非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文学宣传,因为他们太低能了。

克鲁泡特金说雪莱(Shelley)及勃朗宁(Browning)之诗大部分有意。故诗不在有意、无意,只在他有没有找到一个美丽的形式去表现此意。找到了,有意、无意都好;找不到,有意、无意都不好。

K氏又说,我们读一个人诗的时候,不能但欣赏其文字之美,同时也要注意其内容,不可只看其辞章。

今举一例。如丁尼生(Tennyson),乃英之桂冠诗人,人人皆知其辞章、形式、音节之美,但绝不能说T氏之作较雪莱为高,即因S氏之作品其内容确实高于T氏。故T氏死后不久,人多不读其诗,便因其浮浅,不禁咀嚼,没有内容。

我们不但要以此种态度去创作现在的诗,且可以此态度分析、解剖、欣赏古人的诗。较之李白,我们何以更喜欢老杜不喜欢李白,即此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