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在漆黑的小木房里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麻袋。他像拍打枕头似的把麻袋一个个拍打了一阵,在地上铺好,带着些焦灼不安低声说:“你能在这儿歇一会儿吧?”他用手把安引导到铺好麻袋的角落。安说:“太冷了。”

“你先躺下,我再去找几个袋子来。”他划了一根火柴,小火光在冰冷、幽暗的屋子里游荡着。他又拿来几个麻袋,盖在她身上,然后把火柴扔在地上。

“不能点个亮吗?”安问。

“太危险了,”他说,“再说,黑暗对我是个解脱。你在暗处看不到我的面目。看不见这个。”他偷偷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他在听着外边的声响:他听见有人在横七竖八的铁轨和煤渣上跌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得好好想一想。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也许你还是离开这儿的好。你没有做什么。他们要是过来,免不了要开枪的。”

“你想他们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吗?”

“他们一定一直在跟踪我们。”

“那我也不走,”安说,“我在这里,他们是不会开枪的。他们要等到天亮再动手,等你出去的时候。”

“你很愿意帮我的忙。”莱文说。他感到这件事简直叫他无法相信,不由得又猜疑起来。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友好是不能轻信的。

“我跟你说过,我站在你这一边。”

“我得想个办法,怎样才能逃掉。”莱文说。

“你还是歇一会儿吧。离天亮还早呢,你有整夜的时间去想。”

“在这里待着倒是挺好的,”他说,“离开他们远远的,那一群浑蛋。就待在这黑暗里。”他不想离她太近,在对面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自动手枪放在膝头上。他又带着些怀疑地问:“你在想什么呢?”安扑哧笑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倒像个家似的。”安说。

“我对家可一点儿也没有好感,”莱文说,“过去我是有过家的。”

“给我讲讲。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在报上一定看过。”

“我是说你的教名。”

“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别人打了你左脸,还会有人把右脸递过去?”他坐在煤渣地上气狠狠地敲打了两下枪柄,“没有这样的傻瓜了。”他听见安在对面的呼吸声,他看不见她,也摸不着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折磨着他,仿佛他失掉了一件什么东西。他说:“我不是说你不好。我敢说你是很有基督教精神的。”

“我可不知道。”安说。

“我把你带到那幢房子去,本来是想杀你的……”

“杀我?”

“你以为我带你去那地方做什么?我又不是同你谈情说爱。难道我是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钟情的人?英俊、漂亮?”

“你为什么没杀我?”

“后来有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对你没有意思。我不和女孩子纠缠。我天生没这个缘分。你绝不会发现我对哪个女人自作多情。”莱文力竭声嘶地说下去,“你为什么不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你现在就可以喊,你为什么不喊?”

“喏,”安说,“你手里有一把枪,不是吗?”

“我不会对你开枪的。”

“为什么不?”

“我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他说,“如果别人不暗算我,我也不会伤害别人。你就喊吧。我决不拦着你。”

“喏,”安说,“我想对你表示感谢用不着先请求你批准吧?你今天晚上救了我一条命。”

“那帮人不会害死你的。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杀人也是要勇气的。”

“可是你那位好朋友查姆里就差点儿把我弄死。他猜到了我有心帮你,差点儿把我掐死。”

“帮我?”

“帮你找你要找的那个人。”

“那个阴险毒辣的杂种。”他俯身在枪上,沉思着。但他的思想总是定不下来,总是从仇恨溜到对面黑暗的角落里。他对这种心境很不习惯。“你挺有脑子,”他说,“我喜欢你。”

“谢谢你对我的恭维。”

“这不是恭维。你用不着这么说。我有点儿事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

“你有什么隐私不敢吐露?”

“不是隐私。是他们把我赶走以后,我留在伦敦住处的一只小猫。我希望你会替我照管一下。”

“你真叫我失望,莱文先生。我还以为起码是几桩血淋淋的谋杀案呢。”突然间,她神情严肃地喊起来,“我想起来了。戴维斯工作的地方。”

“戴维斯?”

“就是你叫他查姆里的那个人。我绝对不会弄错的。英国中部钢铁公司。靠近大都会饭店。像宫殿似的一座大楼。”

“我得离开这儿。”莱文一边说,一边用枪把敲打着冰冷的泥地。

“你不能把事情告诉警察局吗?”

“警察局?”莱文说,“我告诉警察局?”他笑起来,“那很好,是不是?自己伸出手去,叫他们铐起来……”

“让我来想个办法。”安说。当她的语声停住以后,好像连人也不在这个地方了。莱文提高了嗓音问道:“你还在这儿吗?”

“当然在这儿。”她说,“你怎么了?”

“和别人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心头又涌上了一阵令他气恼的怀疑感。他划着了两根火柴,举到自己脸前面,紧挨着他畸形的嘴唇。“看吧,”他说,“好好地看看。”火柴一点点烧下去。“你不想再帮助我了吧,对不对?帮助我?”他说。

“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说。火焰烧到他的皮肤上,但他仍然纹丝不动举着这两根火柴,直到火柴在他的指头上熄灭。他觉得那疼痛是一种幸福。但是他不要幸福;幸福来得太晚了一些。他坐在黑暗里,感到眼泪沉重地要夺眶而出,但是他不能哭。他从来没学会那小小的技巧:该在什么时候打开泪水的闸门。他从自己的角落朝她爬了两步,用自动手枪在地面上探着路。“你冷吗?”他问。

“我待过比这儿暖和的地方。”安说。

只剩下他自己的几个麻袋了。他把麻袋推到她身边。“裹在你身上。”他说。

“你还有吗?”

“当然有。我不会叫自己冻着的。”他厉声说,好像非常恨她似的。他的手冻得可能连枪都瞄不准了。“我得离开这儿。”

“咱们得想个办法。最好先打个盹儿。”

“我睡不着,”他说,“最近我老做噩梦。”

“那咱们就讲故事,好不好?大概到了儿童节目的时间了。”

“我不会说故事。”

“那我给你说一个吧。你爱听什么故事?滑稽的?”

“什么故事我也不觉得可笑。”

“也许现在讲三只熊的故事倒挺合适。”

“我不要听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我不想听到钱。”

他现在离她近一些了,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轮廓,一个弯着腰的黑影,无法理解她说的任何话。她要同他开个小玩笑,知道他绝听不出来她是在打趣他。她说:“我给你说个狐狸和猫的故事。是这样的,猫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只狐狸,她听说狐狸总是吹牛,说自己最聪明,于是她客客气气向狐狸打招呼,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狐狸一脸傲气地说:‘你怎么敢问我过得怎么样,你这个只会逮耗子的小饿猫。你在这个世界上懂得什么?’‘我多少还知道一件事。’猫说。‘知道什么事?’狐狸问。‘怎么样不让狗抓住,’猫说,‘狗一追我,我就爬到树上去。’狐狸神气活现地说:‘你就会爬树一个招儿,我可会一百个呢。我有一口袋招数呢。跟我来,我叫你开开眼。’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猎人带着四只猎犬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猫噌的一下爬上了树,开口说:‘快打开你的口袋吧,狐狸先生,赶快使出你的招数来。’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几只猎狗早已把狐狸咬住了。猫在树上笑着说:‘万能的先生,要是你口袋只有这一个招数,现在也跟我一样平安地爬到树上来了。’”安说到这里结束了她的故事。她低声对身旁的黑影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我没有睡。”

“现在该你给我讲了。”

“我什么故事也不会讲。”莱文懊丧、阴沉地说。

“不会讲这样的故事吗?你肯定没有好好上学吧?”

“我受过教育,”莱文为自己辩护道,“但是我心里有事。我在想很多事。”

“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有一个人比你心事还多呢。”

“谁?”

“挑起这场乱子的人,谋杀了那个老人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戴维斯的朋友。”

“你说什么?”莱文气冲冲地说,“戴维斯的朋友?”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当然了,”安盖着一摞麻袋,高高兴兴地同莱文聊起天来,“我也是的,要是叫我杀个人,我也不在乎。”

他抬起头来,想在暗中看到她的面孔,想寻找到一线希望。“你不在乎什么?”

“但是杀人与杀人也有不同,”安说,“如果叫我遇见那个杀死的——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我们也发不好那个音。”

“你往下说吧。如果那个人在这里……”

“我会让你打死他,决不会伸手拦你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啊!’”她越说越来劲儿,“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他们没有发明出为婴儿戴的面具?他心头撂不开的该是这类事。戴着防毒面具的母亲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吸进毒气,把五脏六腑都咳了出来。”

他执拗地说:“穷人倒不如死了的好。至于富人怎么样,我才不管它呢。这样一个世界我是不会叫自己的孩子出生的。”安模模糊糊地看到他蜷缩在地上的紧绷的身影。“这完全是他们的自私,”他继续说道,“他们只顾自己寻快乐,生下一个丑孩子又干他们什么事?他们在床上,或者靠在墙上取乐三分钟,生下的孩子却要受一辈子罪。母爱,哼!”他开始笑起来,脑子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一幅图景:厨房的桌子、扔在亚麻油毡上的菜刀、母亲衣服上的鲜血。他解释道:“我受过教育,你知道。在英王陛下拥有的一个家里面。他们管那种地方叫‘家’。你以为家意味着什么?”他不容她回答就抢先解释说,“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漂亮的煤气灶、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脸肿。这就是‘家’!”

“那个人不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况吗?他同我们一样也是穷人。”

“你说谁?”

“那个老人,咱们记不起名字的。你没有读过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吗?为了改建贫民窟,他把军费都削减了。报上还登着他为新居民大楼剪彩、和孩子谈话的照片。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我敢打赌,现在有人正利用他死的事发大财。讣闻说,他自己要干这些事是很容易做到的。他父亲做过贼,母亲自——”

“自杀了?”莱文低声说,“你知道她是怎样……”

“她是投河死的。”

“你在报上读到的这些事,”莱文说,“可真值得好好想一想。”

“哼,我看那个谋害了这个老人的人是得好好想一想的。”

“也有可能,”莱文说,“他不知道报纸登的那些事。付钱给他的那些人,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咱们把什么都弄清楚以后,知道这个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以后,就能了解他安的是什么心了。”

“那可不容易,一时是谈不清的。我想咱们还是打个盹吧。”

“我得想一想。”莱文说。

“睡一会儿以后再想事,你的脑子就清楚了。”

但是屋子太冷,莱文根本睡不着觉。他没有麻袋可以盖,身上的黑大衣早已磨得像布片一样薄了。从门底下吹来一阵刺骨的寒风,没准是沿着铁轨从苏格兰刮过来的,一股带着海中的浓雾和寒冰的东北风。莱文想:我不想伤害那老人,我和他既无冤,又无仇……“我会叫你把他打死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有那么一刻,他非常冲动,几乎想把什么都豁出去,拿着枪走到外面去,叫他们对自己开枪。“万能的先生,”她那时就要说,“要是你口袋里就只有这一个招数,猎狗就不会……”但是他这时又觉得,了解了那个老人的事又增加了一笔要跟查姆里算的账。这些事查姆里早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只会叫他肚子里多吃一颗子弹,叫他主子也多吃一颗子弹。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查姆里的主子呢?唯一能指引他的只是瞥了一眼的那张照片,老部长叫他看的一张照片。那人同他带去的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一张脸上有疤痕的年轻的面孔,现在没准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安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你怎么了?”

“我觉得听见了脚步声。”

莱文仔细听了听。那是风吹动室外一块活动木板的声音。他说:“你尽管睡吧。不用害怕。在天亮以前他们看不清东西,是不会进来的。”他想:那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呢?肯定不是在他经历过的那种“家”里面:冰冷的石头楼梯、喑哑的钟声、狭窄的禁闭室……他一下子睡着了,老部长在他睡梦中走过来,说:“打我吧。照两只眼睛这儿打。”莱文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手里拿的是弹弓。他哭起来,不肯打。老部长说:“打吧,亲爱的孩子。咱们一起回家去。打吧。”

他一下子惊醒过来。梦中,他的手紧紧握着枪。枪口正对着安睡觉的角落。他万分恐惧地盯着那块黑暗的地方,他听见一声喃喃的低语,正像门外边那个女秘书的痛苦呻吟一样。他问:“你睡着了吗?你在说什么?”

安说:“我没有睡。”接着她解释说,“我刚才在祷告来着。”

“你相信上帝吗?”

“我不知道,”安说,“也许有的时候信。祷告是一种习惯,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像一个人走过梯子底下习惯把手指头交叉起来一样。我们都不希望遇见倒霉的事。”

莱文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整天祷告。一天两次,吃饭前也得祈祷。”

“这一点儿也改变不了你的生活。”

“对,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只不过现在叫我想到我那白白糟蹋掉的生活,真是气得要发疯。有的时候我也想从头开始,但是只要一听到别人在祈祷,或者哪怕闻到一种什么气味,在报上看到什么新闻,过去那段日子就都回来了。过去的那些地方、那些人……”他又向前移动了几步,好像在这个冰冷的木棚里想要寻得别人支持似的。想到外面正有人等着要捉你,等天一亮就动手,令你一点儿逃走的希望都没有,也绝不可能让你先开枪,就更使你觉得无比孤独。他非常想天亮以后就先把她打发走,自己留在棚子里同他们干个你死我活,但这就无异于放掉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莱文说:“我有一次看书——我喜欢看书——我受过教育。我有一次看心——心理——”

“别管什么了,”安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根据书上说,做梦似乎也能预示些什么。我不是说做梦像看茶叶棍儿呀、翻纸牌呀这些迷信玩意儿。”

“过去我认识一个女人,”安说,“玩牌玩得精极了,看着简直叫你身上起鸡皮疙瘩。她玩的纸牌上面画着非常奇怪的画儿,倒吊人什么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莱文说,“我说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全看懂。我的印象是,要是你能把梦境说给人听……就像你身上永远背着个重东西,那东西有一部分生来就压在你身上,因为你有那么一个父亲、那么一个母亲,而他们又都有自己那样的父母……好像那重东西可以一直回溯到过去,就像《圣经》里说的,犯了原罪。等你长成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担子也就更大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都做不了,而他们却叫你做那么多你不喜欢做的事。不管怎样,你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他把自己的一张悲哀的、杀手的脸托在手掌里。“就像向牧师忏悔似的。只不过忏悔完了,你还是去做那些事。我的意思是,你把什么都告诉了这些医生,把做过的梦一个不落地告诉他们,以后你就不用再做这种梦了。但首先你得把什么都对他们讲了。”

“连你梦见小猪飞起来的事也得说?”安说。

“什么都不能漏掉。等什么都说出来以后,事情就过去了。”

“你说得太不真实了。”安说。

“我想我没有表达清楚。但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我想,也许值得试一试。”

“生活充满了奇怪的事。比如说,我和你坐在这儿就非常奇怪。你在想曾经打算杀死我。我在想,咱们俩也许能阻止一场战争。你讲的那种心理学也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

“你知道,这是一种消除那些重担的办法。”莱文说,“并不是医生把它消除掉。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刚才我同你讲了我待过的那个‘家’、面包、白水和祷告,讲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这些事也不那么压得慌了。”他低声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又接着说,“我总是说,我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变得软绵绵的。我总是想我的嘴唇在这件事上救了我。心肠一软就危险了。动作就变得迟缓了。我见过不少人这样栽了跟头。结果是落到监狱里,或者是叫人在肚子上戳了一刀。现在我也变软了,像那些人一样,变得软绵绵的了。”

“我喜欢你。”安说,“我是你的朋友……”

“我对你什么也不要求,”莱文说,“我很丑,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像那些女孩子似的,不要去警察局,大多数女人都是动不动就去叫警察。我经历过这种事。但也许你不是那种女人。你是个女孩子。”

“我是别人的女孩子。”

“这我不在乎,”他带着痛苦的骄傲喊道,声音在寒冷、黑暗的屋子回响着,“我不要求你什么事,只有一件,你别出卖我。”

“我不会去警察局的,”安说,“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去。我喜欢你,你同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分别——除了我的男朋友以外。”

“我刚才在想,也许我能够对你说点儿什么——我做过的梦,正像我要同医生讲似的。你知道,我认识几个医生。你不能信任他们。到这里来以前我去看过一个医生。我求他把我的嘴唇整一整形。他想用麻药把我麻醉过去。他要去叫警察。医生是无法信任的。但是我能相信你。”

“你是可以信任我的,”安说,“我不会去警察局的。但你最好还是先睡一会儿,以后再给我说梦,如果你愿意的话。夜长得很呢。”

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冷得牙齿打起战来。安听见了,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衣服。“你冷了,”她说,“你把麻袋都给我了。”

“我不需要。我有大衣。”

“咱们是朋友,不是吗?”安说,“咱们在共同做一件事。你拿两条麻袋去吧。”

莱文说:“屋子里还会有的,我去找找。”他划了一根火柴,沿着四壁走了一圈儿。“又找到两条。”他说。他在离她比较远的地方坐下,叫她摸不着:他并没有找到麻袋。他说:“我睡不着,只是打了个盹。我还做了个梦。梦到了那个老人。”

“哪个老人?”

“被谋害的那个。我梦见我是个小孩儿,手里拿着弹弓,他对我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我哭了,他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亲爱的孩子。’”

“我可说不出来这梦有什么意思。”安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老人什么样子?”

“跟他活着的时候样子一样。”他又匆忙地补充说,“就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他陷入沉思里,很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在这以前,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他说:“我给你讲一讲,你愿意听吗?”他听到她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奇怪的幸福感。他说:“今天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幸福的一个夜晚了。”但是他还是不能把心里的事全部告诉她。在她了解全部事情以前,在他对她表示出自己的全部信任之前,他的幸福总好像还有些欠缺。他不想叫她害怕,不想叫她痛苦,他需要慢慢地把压在心上的事泄露给她。他说:“在梦到自己是个小孩的时候,还梦见过一些别的事。我梦见我打开一扇门,一扇厨房的门,我看见我母亲——脖子割断了——可怕极了——脑袋就连着一点儿皮——她把脖子切开——用一把菜刀——”

安说:“这不是梦。”

“不是梦,”他说,“你说对了,我说的不是梦。”他等着,暂时不往下说。他感觉到她的同情在黑暗中向他游动过来。他又接着说:“太可怕了,是不是?你简直想不到世界上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是不是?她心里一点儿都没有想到我,甚至连门都没有关上,好不让我看到。在那以后,就是那个‘家’的事了。你已经都知道了。你会说,那也很可怕,可是那怎能比得上刚才那件事呀。在‘家’里他们让我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让我连纸上的事也全能看得懂。例如心理学这类事。他们还教我写一手好看的字、说标准的英语。我刚进去的时候常常挨打,被关单人禁闭室,吃面包就白水,什么事我都尝过了。但是在他们教育了我以后,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变聪明了,他们再也抓不住我什么了。当然了,他们仍然怀疑我,但是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有一次牧师还布置了个活局子想整治我。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才能说是生活的开始。他们算说对了。我们是一群老实孩子,吉姆、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第一次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却给我加上了一个罪名。”

“你会逃掉的,”安说,“咱俩一起想个办法。”

“你用‘一起’这个词让我听着很舒服,但是这回我算栽在他们手里了。要是我能首先找到查姆里和他的主子,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我是不在乎的。”接着他带着某种既紧张,又骄傲的语气说,“要是我告诉你我杀过人,你会不会大吃一惊?”这好像是第一道篱笆,如果能够跳过去,以后再讲什么他就有信心了……

“你杀了什么人?”

“你听说过铁拳头凯特吗?”

“没有。”

莱文好像想到一件叫他非常高兴的神秘事,笑了起来。“我现在把我的性命交到你手里了。如果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你要我把性命交付给你……当然了,我没有给你任何证据。当时我正在干赛马的事。凯特手下的一帮人同我们作对。两帮人斗得非常厉害。凯特想在赛马场上把我们的头儿干掉。我们一半人开着一辆汽车飞快地回到城里。他还以为我们是跟他坐一趟火车回来呢。我们赶到他前头,在站台上等着他。火车进了站,他刚一下车就被我们围住。我割断了他的喉咙,大伙儿架着他走出检票口。后来我们把他扔到一个书亭旁边,一溜烟地逃走了。”最后莱文说,“你知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赛马场上他们就都把刀子亮出来了。这是战争。”

过了一会儿安说:“是的,我知道。他也有机会这么干的。”

“听起来很可怕,”莱文说,“奇怪的是,并不可怕。实际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你后来一直干这个吗?”

“没有。没有多大意思。你无法相信别人。有的人胆怯了,有的人变得太鲁莽了,谁都不动脑子。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凯特的事。我干那件事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不相信宗教。因为你刚才说咱们是朋友,所以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误解。我同查姆里打交道就是因为跟凯特打架开始的。我现在懂了,他到赛马场去是为了物色人。我当时认为他是个笨蛋。”

“我们谈的都不是梦了。”

“我这就要给你讲梦了,”莱文说,“我想,我把凯特那样干掉后让自己的神经变得紧张了。”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因为他同时带着希望和害怕。希望的是:既然她听了他杀人的事不太在乎,或许不至于把刚才说的话(“干得好”“我才不拦你呢”)收回去;害怕的是:他认为这样完全相信别人很少有不上当受骗的。但是他想,不管怎么说,能够这样把什么事都说出来,能够知道别人听了也一点儿不在乎,还是叫你非常舒服的,就像能够好好睡一大觉似的。他说:“我刚才睡了一小觉,这是两夜——三夜——我不知道多少夜以来第一次睡着。看起来我这人还不够坚强。”

“我觉得你够坚强的了。”安说,“咱们别再谈凯特的事了。”

“谁也不会谈论凯特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想要告诉安的事越来越远了,“最近我老是梦见我打死的是一个老妇人,不是凯特。我听见她在门外边呼叫。我想把门打开,但是她把门把手攥住了。我不得不隔着门对她开了枪。后来我梦见她还活着,我又对着她的脑门开了枪。但就是这件事,也不那么可怕。”

“你就是在梦里手也不软。”安说。

“我在那个梦里还打死一个老人。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拿的是一把无声手枪。他在桌子后面倒下了。我不想叫他痛苦。我和他无冤无仇。我一下子把他打死了。后来我在他手里放了个纸片。我不用从他那里拿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不用拿东西?”

莱文说:“他们没有给我钱叫我拿东西。查姆里和他的主子。”

“你说的不是梦。”

“对,不是梦。”室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莱文害怕起来。他连忙用话语把沉寂填补起来。“我不知道那个老头是咱们的人。要是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我就不会碰他了。人人都谈论打仗的事。这可不关我的事。就是打起仗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光谈孩子,大人你就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我跟那个人势不两立。当时给了我五十镑,讲好回来以后再付二百镑。钱不算少。我想也不过是重演一遍凯特的事。跟搞掉凯特一样,一点儿也不费事。”他又说,“你现在要离开我了吧?”在寂静中,安听到他粗重的、焦灼不安的喘气声。过了半天她才说:“不。我不会离开你。”

莱文说:“太好了。啊,太好了。”他伸出一只手,摸到她放在麻袋上的手,冷得像冰块。他握住她的手,在自己几天没刮的面颊上放了一会儿,不叫它挨到自己畸形的嘴唇。他说:“能把心里的事都说给一个人听,多舒服啊。”

安沉默了好半天才又说话。她极力使自己的语调沉着自然,不想流露出内心的厌恶。她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骗得过他,但是她唯一想到的话还是那句“我不会离开你”。在黑暗中,她回忆起报上关于这一谋杀案的所有报道:老妇人躺在过道上,两眼中间被子弹打穿,那个老社会主义者脑浆迸裂一地。报纸上称,这是自为了保证战争期间的英雄能够继承王位、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叫人从王宫的窗户里扔了出去以来,最丧失人性的政治谋杀案。

莱文又说:“能够这样信任一个人,我觉得很舒服。”安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的嘴唇多么丑陋,这时却突然想起来,厌恶得几乎要呕吐。她想,不管怎样,我要把这出戏演完。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一定得让他先找到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我再……在黑暗中,她把身体往回挪了挪。

莱文说:“他们现在在外面守着呢。他们把伦敦的警察也叫来了。”

“伦敦的警察?”

“报上登着呢,”莱文骄傲地说,“伦敦警察局的探长麦瑟尔。”

她的心头一沉,不由惊叫了一声:“到这儿来了。”

“可能就在外面呢。”

“为什么他不进来?”

“黑夜里,他们是抓不到我的,而且现在他们也知道你同我在一起了。他们不能开枪了。”

“你——你要开枪吗?”

“打死谁我也不在乎。”莱文说。

“天亮了以后,你打算怎样逃走?”

“我等不到天亮。只要有点儿亮能看到路,能看到射击的目标我就走。他们是不会先开枪的,他们不会开枪打死我。所以我还是有可能逃掉的。我只需要甩掉他们几个小时。只要一逃开,他们就不会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英国中部钢铁公司。”

安怀着一肚子厌恶和愤慨说:“你还要连眼睛也不眨地干掉几个人?”

“你说过你站在我这一边,不是吗?”

“是的。”安极其小心地回答道。她一边说这两个字,一边思索。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和吉米,自己付的代价太大了。如果认真衡量一下,世界在她心里还是要排在吉米后边的。她想知道吉米在想些什么。她了解他那呆板、严肃的性格,就是帮助他把莱文缉捕归案,他也不会理解她在莱文和查姆里这件案子里为什么要这样做。想阻止一次战争的说法就连她自己听着也站不住脚,纯粹是异想天开。

“咱们睡一会儿吧,”她说,“明天可有不少事要干呢。”

“我仿佛可以睡一觉了。”莱文说,“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舒服……”现在睡不着觉的该轮到安了,她要思索的事太多了。她忽然想,在莱文睡着的时候,她是不是可以把他的枪偷过来,出去叫警察。这样吉米就没有危险了。但这又有什么用?他们绝不会相信她的故事的,他们无法证明那个老部长是莱文谋杀的。但即使没有枪,他还是有可能逃掉。她需要时间思索,但她没有时间。她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南边传来的一阵嗡嗡声,那边有一个空军机场,一队飞机正在起飞。飞机飞得很高,在进行特殊巡逻,保卫着诺维治的煤矿和英国中部钢铁公司这一重要工业区,像萤火虫的几点儿亮光排成队形高高飞过铁路,飞过停车场,飞过安和莱文潜伏的小木板房。桑德斯正在一辆火车皮后边避风的地方挥动胳膊取暖,阿基梦中看到自己又站在圣路克教堂的布道坛上,马尔库斯爵士守在他的自动收报机旁边。飞机高高飞过这些人的头顶。

近一个星期以来,莱文第一次睡得非常酣沉,手里仍然握着摆在膝头上的自动手枪。他梦见自己在焰火节上点着了一堆篝火。他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扔进火堆里:一把刀刃已经钝了的切菜刀、一大堆赛马赌票、一只桌腿……火光熊熊,美丽又温暖。四周无数焰火腾空而起,五彩缤纷。这时老部长又出现在篝火的另一边。“火太好了。”他说了一声就径直往火堆里走去。莱文赶忙跑过去往外拉他,但是老人却说:“别管我,这里很暖和。”接着他就像盖伊·福克斯[16]的画像一样,在火堆里化成一股青烟了。

远处响起了钟声。安像每次钟响一样数了一下敲的次数。天一定快要亮了,而她却仍然束手无策。她咳嗽起来,觉得嗓子眼里有一股什么味刺激了她。突然,她非常高兴地发现外面起雾了。不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黑雾,而是从河面飘来的、阴冷、潮湿的黄雾。只要再浓一些,要想逃走就不是什么难事。她硬着头皮触了莱文一下,现在她非常厌恶他。莱文一下子惊醒了。她说:“起雾了。”

“真是运气,”莱文说,“真是运气。”他低声笑起来,“还是得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你说对不对?”在黎明的最初的光线里,他俩只能依稀辨认彼此的影子。莱文一醒过来,便冷得瑟瑟发抖。他说:“我梦见了一堆篝火。”安发现他身上没有盖着麻袋,但她并不可怜他。他只不过是个没有人性的野兽,需要谨慎对待,利用完了就要把它毁掉。“让他挨冻去吧。”她心里想。莱文正在检査自己的手枪,她看见他把保险栓拉起来。他说:“你怎么办?你对我很好,我不愿让你遇到麻烦。我不愿让他们想——”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叫他们知道咱们俩合谋这件事。”他的语气带着像是询问对方的谦卑。

“我会想个借口的。”安说。

“我该把你打晕过去,他们就不会知道了。可是我下不了手,就是有人给我钱我也下不了手。”

安不由自主问了一句:“给你二百五十镑也下不了手吗?”

莱文说:“那人我不认识。情况不一样。我本以为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你是——”他又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说,一言不发地盯视手里的枪,“一个朋友。”

“你不用担心,”安说,“我会编造一套话的。”

莱文佩服地说:“你真聪明。”他看着雾气从房门的空隙里流进来,带着一股冷气,袅袅地填满了这间小木房。“雾很浓了,现在可以冒险试试了。”他用左手握着枪,活动了一下右手手指。他笑了两声,给自己鼓起一点儿勇气。“他们在雾里是不会抓到我的。”

“你要开枪吗?”

“当然要开。”

“我有一个主意,”安说,“咱们不必冒险。把你的大衣和帽子给我。我穿戴好先溜出去,叫他们在后面追我。雾非常大,在他们捉到我以前不会认出我是谁的。你听见警笛声以后,慢慢数五下,然后再走。我往右,你往左。”

“你真有胆量。”莱文说,但他又摇摇头,“不成,他们会开枪的。”

“你自己说过他们不会先开枪的。”

“对了。但是你会因为这件事蹲几年监牢的。”

“啊,”安说,“我会编造个故事的。我就说我是叫你逼着干的。”她又带着些愤激说,“说不定经过这件事我的身价还会高了。我会跳出合唱队,弄个有台词的角色。”

莱文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装作是我的女友,他们就不会给你安什么罪名了。你就这么跟他们说吧。你要是掩护自己的男朋友,就不会被判罪了。”

“你有刀子吗?”

“有。”他在衣服口袋里摸了摸,刀子没有在衣袋里,他一定把刀子落在阿基家最好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了。

安说:“我要把裙子割开,跑起来就不绊腿了。”

“我给你撕开吧。”莱文说。他跪在她前面,握紧她的裙子,使劲扯了一下,但是没有扯动。安看到他的手腕非常纤细,十分吃惊。莱文的手同一个瘦弱的小孩儿的一样,皮包着骨,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他的力量全在摆在他脚下的那支手枪上。安的脑子里映现出麦瑟尔魁伟的身影,她对跪在她脚下的这个瘦小、丑陋的身体厌恶和鄙视起来。

“没关系,”她说,“我尽量跑快点儿。把大衣给我。”

莱文把衣服脱下来,浑身瑟瑟发抖。大衣脱下以后,露出的是一件破旧的花格子呢西服,两个胳膊肘上都已经磨破了。没有那件紧紧的、黑筒子似的外衣包着,莱文好像失去了依靠,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激愤、自信了。他穿着格子呢衣服看起来很不自然,他的身体痩小、孱弱,谁看了也不会觉得他是个危险的杀人犯。为了掩盖袖子上的破洞,他的两只胳膊紧紧贴着身子。“还有你的帽子。”安说。莱文从麻袋上捡起帽子,递了过去。他觉得自己非常丢人,过去,每逢自己丢人的时候,他总是禁不住火冒三丈。“现在你记住,”安说,“等警笛一响你就数数。”

“我真不愿意这样。”莱文说。他想把同她分别时自己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来,但是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觉得这好像是世界的末日了。他说:“我还会见到你的——有一天。”当她用毫无感情的语调表示同意的时候,他痛苦、绝望地笑了笑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在我杀了那个——”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要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