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是在柏林,时间是在四月的第二周,天气已经渐露春意,新闻媒体全都异口同声地认定,复活节期间天气晴朗,可以到户外踏青。那时,柏林有个名叫亚列克斯·弗兰克尔的俄国大学生枪杀了他的未婚妻——二十二岁的工艺美术学院的女学生维娜·卡明斯卡娅,悲剧发生在女方的寓所里。原计划和他们一起自杀的同龄女教师塔吉亚娜·山夫特雷本,因为恐惧而在最后的时刻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她跑了出来,而她的女友却已经无声无息地躺在了地上。她碰到一队巡逻的警察,她向他们讲述最近几个月的可怕经历,领着这些官员来到现场,维娜和亚列克斯躺在那里,双双受伤而亡。刑侦警察接到报警,凶杀委员会派遣官员赶到出事地点。亚列克斯和维娜打算结婚,可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却使得这桩婚事化为泡影。

此外,赫尔大街有轨电车重大事故的责任问题尚未调查清楚。对有关人员及司机雷德里希的供词还要进行核实。技术专家的鉴定还未作出。只有等到他们的鉴定出来之后,才有可能确定,事故的责任是由于司机刹车过迟还是不幸的巧合所致。

交易所以平静的自由交易为主;自由交易的行情更加固定,因为据说刚刚公布的帝国银行证明展示了一幅十分有力的图景:减少纸币流通4亿,汇票库存3.5亿。4月8日11时,人们可以听到:法本集团260.5至267,西门子和哈尔斯科297.5至299,德绍煤气202至203,策尔斯多夫·瓦尔特霍夫295。德国的石油在134.5价位左右有利可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发生在赫尔大街的有轨电车事故,此次车祸中受重伤的所有人员均在逐渐康复。

早在4月11日,就有人使用武力救出关押在莫阿比特监狱的布劳恩编辑。那种场面有点像美国的西部电影,追查开始,刑侦法庭的副庭长立刻向上级司法部门作出相关报告。目前还在继续对目击证人和有关官员进行审讯。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最重要的一家汽车制造厂希望资本雄厚的德国公司出面为它在北德地区独家代理没有竞争能力的6-8缸汽车,柏林的公众对此表现冷淡。

为了最终让人有个了解,我尤其要对施泰因电话局一带的居民说:伴随着一阵阵周年纪念式的赞誉,坐落在哈尔登贝格大街的文艺复兴剧院上演第一百场《红桃杰克》,这是一部极富魅力的喜剧,融典雅的幽默和较为深刻的思想于一体。各种海报纷纷要求柏林人推波助澜,使这部戏达到更高的周年纪念式的辉煌。人们在此当然必须仔细斟酌一番了:柏林人虽然普遍可以受到邀请,但他们却可能因为受到各种情况的阻碍而无法听从这一召唤。首先,他们有可能出远门了,从而对这一戏剧的存在不得而知。他们也许在柏林,但却没有机会看到广告柱上的演出海报,因为他们可能生病了,卧床不起。这在一个四百万人的城市里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不管怎样,他们是有可能从每晚6点钟的电台广告中收听到这一消息的:《红桃杰克》,这部极富魅力的喜剧,融典雅的幽默和较为深刻的思想于一体,不久将在文艺复兴剧院第一次上演。不过,这个消息也只能让他们为不能乘车前往哈尔登贝格大街而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若真的是卧床不起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乘车而去的。根据可靠消息,即使这些病床被救护车送到这里暂时停放,文艺复兴剧院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接纳他们的。

此外,下面的提示不容忽视:柏林可能有人,而且事实上也毫无疑问地肯定有人,看到了文艺复兴剧院的这张广告,但却对它的真实性感到怀疑,不是怀疑这张广告的存在的真实性,而是怀疑其通过铅字所反映的内容的真实性及重要性。对于把《红桃杰克》说成是一部迷人的喜剧的断言,他们站在那里,很可能是怀着不快,怀着恶劣的情绪和反感,没准儿还是怀着气愤来阅读的,它让谁着迷了,它让什么着迷了,它凭什么叫人着迷,想让我着迷,亏他想得出来,我不需要由人家来让我着迷。他们可能会使劲撇嘴,这种喜剧居然能融典雅的幽默和较为深刻的思想于一体。他们不要典雅的幽默,他们的生活态度严肃,他们的思想忧郁,但却不乏庄重,他们刚刚为他们的亲友办完丧事。较为深刻的思想和令人惋惜的典雅幽默相结合,这种宣传休想迷惑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典雅幽默的无害和中性化是根本不存在的。较为深刻的思想必然总是自成一体的,典雅的幽默必须铲除,就像罗马人铲除卡尔塔哥(8)或用他们意想不到的其他方式铲除其他的城市那样。有些人根本就不相信,能在《红桃杰克》这部戏里找出什么比较深刻的思想,广告柱把它吹得太神了。一种比较深刻的思想:为什么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而非深刻的?难道比较深刻就要比深刻更深刻一些吗?这些人为此争论不休。

很清楚:在柏林这样一个大都市里,挑刺的人不会少,可供挑刺的事也不会少,剧院经理花高价做的每一句广告词自然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他们根本不要知道什么剧院。就算他们不挑剧院的刺,甚至热爱剧院,尤其是坐落在哈尔登贝格大街的这家文艺复兴剧院,就算他们承认,这部剧作集典雅的幽默和比较深刻的思想于一体,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前往观看,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已经另有打算。所以,涌向哈尔登贝格大街的,也就是可能迫使剧院在侧厅加演《红桃杰克》的人数,恐怕会大大减少。

我们在此插入了1928年6月发生在柏林公众和私人生活领域之中的富于教益的事件,现在,我们重新返回到弗兰茨·毕勃科普夫、赖因霍尔德及其对女人的虐待上来。可以推测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报道不感兴趣。我们不想讨论原因何在。但是,在我看来,这不应该阻止我去平静地追寻我的小人物在柏林、在市中心和东部的足迹,人人都做他认为有必要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