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指出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宗教尚说祸福,祸福之含义在利害。西洋中古以前之人生,皆笼罩于宗教之中,不出祸福之念。近代思想开发,崇尚功利,又不出利害之念。在祸福利害以外之是非心,不甚明着。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

譬如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西洋人也许感觉奇怪,不求饱求甚么?不求安求甚么?须知中国人所求者,就是那个“正”字。“正”即正当合理。苟非正当合理,则虽安饱,他也不要。安饱问题是次于合理问题的。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一段话充分见出其所关心者,在此而不在彼。

这种精神,并不只于读书人见之。不拘甚么人都喜欢讲理评理。俗语说:“不欠钱粮不怕官,不亏良心不怕天。”此可见其心中自信有理,而理为最高至上,虽天也不怕!与宗教徒是何等不同!此人生向上之精神非常伟大,为西洋人没有的。

总起来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