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

中国音乐近世遭了三劫:宋儒、五四、电视及录音播唱。

先王功成作乐,事定制礼,南宋姜夔尚拟上书皇帝,欲为南渡中兴之功作庙堂之乐曲。而宋儒一派以为秦始皇焚书,乐经已亡,后世的皆非古乐,所以宋儒绝口不言乐。其实三代之乐至汉魏晋尚存,宋儒是不知乐,故亦不知史。

到了元明清,宋儒的地位成了士的代表,连姜夔那样的人亦不可再得了。天子郊祀天地与祭宗庙与朝仪的音乐皆惟委之乐官的承传,一般士人则对于乐没有观念,虽民间音乐的兴起有元曲明曲与京戏,而颂乐雅乐无新作,渐至丧失了汉文明对大自然的自觉与民族的志气的自觉了。元曲明曲京戏等亦随处表现有汉文明与志气,但是没有自觉。礼乐之乐不止是为创作好音乐,而且还对此有着自觉,乐与礼都是明德。而单单演戏看戏,则会以为乐只是优伶娱乐之艺。所以宋儒以来乐是史上一劫。

中国人向来于艺,是知其道者贵,知艺而不知其道者贱。

乐之道通于天人之际,与礼平行以治世,其体裁有颂有雅有风,论语孔子言诗,即是言乐。古代西方,当巴比伦时,与地中海古文明国时,其音乐尚多与我们的有共通,因为是同出于西南亚细亚的新石器文明。但他们那边自从发生宗教而伤害了对大自然神明的颂乐,又则奴隶制度的政府不能是朝廷,当然没有大雅之乐,地主贵族亦不能有小雅之乐,奴隶社会更没有像汉文明的民间,他们虽有民谣,亦怎能有像诗经国风的风。他们的音乐是如此的被污染了,狭小化了,他们于是把来杂拌而为一种艺术的音乐,自交响曲至于小曲Chanson,郑重其事地称为正经的音乐。

中国音乐必伴以行事,奏郊祀之乐,是伴以祭天地的仪式;奏大雅,是件以朝廷朝觐会同的仪式;奏小雅,是件以诸侯大夫宾主应酬的仪式;左传、诸侯交聘,宾有所求,士有所答,皆多是以赋诗示意;乃至民间歌国风,是伴以男女相悦;作谣,是伴以民间对天道废舆消息的预感。皆没有以音乐为观赏之用的。

也有奏乐不伴以行事的,如孔子弹琴,只是自写幽怀,但亦不是为观赏之用的。晋戴逵即是不肯为观赏而弹琴。亦有观乐,如吴季札观乐,是为知各国之世运与人心。又如李世民平定天下后,作秦王破阵乐,演奏而观之,乃是为庆功,不是为娱乐。为观赏而用奏乐,乃是优伶,杂戏之流,以前在中国是被贱视的。

何以为观赏用是不好?有一回去看游艺会表演,有神乐与巫女的舞,看了非常失望,神乐与巫女的舞是只可在神社演奏的,为表演即没有那种在神前的虔敬,给人的感觉全非了。什么事都是如此,为观赏用即少了虔敬,哪里还能美?而于是有为观赏用的特制的美,那就是西洋的美学。

尾崎士郎生前,我曾问他:“日本人家这样好,你太太就完全是日本的,而你的小说里为什么总不写你的家庭?红楼梦就多是写人家的。”尾崎一时不知所答。今天日本的与中国的文学都是为观赏之用,音乐是连台湾的歌仔戏也都被电视化所压消了。

中国的戏剧与杂耍,其先原是为农作收成后庆功,与岁序节气祭赛,而建与农家同乐升平盛世之意,与罗马时代专为贵族公民的剧场演戏不同,所以内容性质亦不同。冈野言:“以前不喜欢宋瓷,以为宋朝的白瓷青瓷冷而薄,近来始知其是温暖热情的,厚实而大气。今日本陶艺颇有学宋瓷者,即真的冷而薄。”又言:“以前亦不知殷周铜器的好,前年游台北看故宫博物院,经胡先生说明了始知其好。”

殷周铜器是当时皆为实用,用以祭祀与天子尚食,诸侯大夫家飨礼,无一是为艺术而作,礼乐的人世里凡器皆是礼器,所以有那样的好的。又则是小山在台北看了平剧,深感兴于中国戏的世俗的活泼明亮喜乐,轩豁大气,非西洋的戏剧所能有,亦高过日本的,日本的戏剧不及平剧的会玩耍和现实的热情。

元曲昆曲与地方戏又且都含有教化之意,演的是历史上的故事与忠孝节义。此是井田制时代如周礼王制所载“史官广采民间风谣,以协于王化”。诗经里有文王的教化被于汉上游女之诗的流传。井田的王制行过二三千年,虽至周末而井田废,王制多有所改,而民间已习惯于协天子之教化,故虽优伶之辈亦知演戏要归于正风俗人心。此一段经过的事实即非西洋的戏剧所能有。元曲、昆曲、平剧、与地方戏的多演历史戏与对人情世事的深广知识与忠厚态度,亦见中国一般民间的文明程度之高,决非西洋所能有。

旧时戏剧是虽在城市亦惟灯节演唱。水浒传里雷横看白秀英献艺,那只是走江湖卖解之流,偶有过路,在茶肆演出。至于明清仕宦名流世家有养戏班的,如红楼梦里荣国府的戏班亦惟在有喜庆事的日子才演唱,与喜庆的行事仪式在一起,没有无事时亦来演演的。

乐必与喜庆的仪式在一起,此即尚是礼乐的古意,书经戒恒歌屡舞,与“琴者禁也”,乐者通于天地神明之事,此清严的观念一直不忘。清慈禧太后嗜戏与在北京的戏院出现,那是晚近之事。

如果当时之士明于礼乐,道成于上,艺成于下,颂乐雅乐昌明,则戏曲本亦是国风,可以之协成礼乐之治的。可惜士迂腐于宋儒,颂乐雅乐衰微,戏曲惟委于伶人,正经读书人所不观,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即对看戏毫无心得。士不能道成于上,而伶人又惟艺成于下,读书人已是一向安于宋儒说的秦火以来无乐,而忽然到了民国,五四时代的青年惊于西洋之乐云云,遂一概抹杀中国音乐,自恨落后,连鲁迅亦以为中国的戏不配称乐,要打毁中国自己的,好清出园地,把西洋的来移植。此是史上继宋儒之后的第二次遭劫。

自彼时以来,文化人以西乐为正经的音乐,但是西洋式的正经音乐行不起来,话剧亦然。惟有都市里新起的流行歌还多少是中国情调的,而这种流行歌亦完全被老派的与新派的文化人所经视。如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来了秧歌舞,真像“渔阳鼙鼓动地来”,而这亦随即销声匿迹了。

而于是普遍起电视。譬如歌仔戏,就不再是生在民间的,而成为属于电视的,不再是搭台看的戏,而是看的听的机械的映像与播唱。电视普遍,音乐就几于完全脱离了人世的行事仪式,而成了只是为观赏的。以前无线电录音播听已有此趋势,而到了电视,乃成了决定的。下去到了年轻人听本音与录音有什么不同亦辨不出,这才真是音乐全亡了。今中国的音乐已除平剧外几于无存,只见认真的输入的西洋交响曲。流行歌是情绪变得非常小,小到与外国的共通了,战后的流行歌是连那一点点中国人的特征也消失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年,学校有唱歌,大家以为新鲜,可见自宋儒以来读书人是人已把音乐忘了。民初的京戏大盛,即是人心为要填补此欠缺。后来对日抗战期间,民气旺,青年都唱歌,又有从内地与西北边区学来了土风舞,但是当局对之无兴趣,乐坛与文坛同,遂横落于左派文化人之手。

中共占据大陆,第一年天安门的热闹过后,就人无唱歌之心了。红卫兵造反,般般皆有,惟独没有歌声。惟在台湾尚有流行歌多少是国风的。流行歌如流行的时装,有些小小的亲切,都不能算数,因为时装的是被服装店所设计的,流行歌是被文化人所作曲的,与从民间自然生出来的国风不同,如台湾的民谣就反为被流行歌曲所消灭了。

自辛亥革命以来,原可以是中国音乐的复兴期,但是这要有士能知礼乐之乐,颂雅与国风的大义微旨,以为教化,不幸就是缺少这个。

对于大自然与神的颂乐,朝廷的雅乐,与民间的国风三者不可有一荒废,若颂与雅荒废了,即国风亦不得久存的。

明清虽颂雅的创造性已失,但典型尚存,及至民国,废了郊祀天地与祭太庙,政府官吏使用洋仪式,当然亦无雅乐,只有国风尚存,即是平剧与地方戏,以及民歌小调。而因颂与雅亡,平剧与地方戏成了孤立,民歌小调更是质变劣了。原来中国的民歌是虽小调,像一把扇子亦有着一统江山,不必在词义,单那歌喉就已是人世的好音,虽然比起平剧的嗓子来是寻常。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寻常说话声音之美即不是西洋人的所可及。可是文化人知学校唱歌的喉咙不可以之唱平剧,但误以为可以之唱中国的民歌小调,于是文化人作曲的流行歌代替了民歌小调,民国的音乐如同用洋式裁剪做中国妇人的时装,不成一个民族的风格。

辛亥以来原可是中国音乐的复兴期,反而成了中国音乐的空白期。还不及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太庙与朝廷具存,颂乐雅乐未亡,能乐浪曲尚有典型,因之民谣盆踊特别健康充足,虽其流行歌是洋化的,亦比中国今时的流行歌尚多有自国的情味。辛亥以来更经五四、抗战等,而音乐上的成就惟有一首 孙文先生作的国歌,那是雅乐。而平剧等则是民国前已有的。而今天又急剧地突入电视化的时代,连尚存的一点点也被彻底的破坏尽。

这一切,与其归咎于时代,不如归咎于元明清之士与今时文化人之无知。

现在的流行歌是与时装一般惟是消费青春,没有培养建设青春。清明节去上智光尼的坟,在电车站头看见一群高中女学生,黑制服白袜。同行者要我看,他说:“这是现在的流行,那袜子短得刚到小腿肚稍下,是顶容易滑落的地方;而不滑落,是用浆糊黏住的,那种浆糊对于肌肤顶坏。”白色短袜贴肌笔挺,果然也是青春的志气,但其所以要这样做的缘故,是今时产国主义的社会什么都不费心思,特意要弄点烦难,又且明知于肌肤有害,好像做点小犯法。

还有现在女人的皮包不用手提,而是直直的挂在右肩上。这不是很容易溜脱吗?却正是要其容易溜脱才好,时时要当心它不致溜脱。这也因现代人是心情荒废了,对什么都不关切,所以特要弄点小东西来关切关切,以证实人自身的存在。与此相似,以前有一个时期,时髦的女人短大衣不穿进去而披着,像披氅,而又悬荡着两只空袖管,纽扣都不扣,要用一只手一牵一牵的扯住。现代人过的日子,譬如照相机外行人,用以拍照亦不会失败,但是鱼儿也要逆流而游,人所以要这样的自找麻烦,但只是太小了。

人又不能无制约,旧约讲法律,中国讲王纲,现在是王纲解纽,人心的制约荡然无存,于是香港曾有一时流行过的女人旗袍下摆窄到寸步难行,为要有个制约。又则是厌腻了无力的优美,今在流行的妇人半长统靴,颜色、质料与式样都像三等兵的黄牛皮靴。日本女人今还流行“凝视”,只拿眼睛瞪人,脸上毫无表情,亦无思想。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的漂亮女子就是这样动物式的凝视。向来日本人的脸上的表情今失了人世的背景,所以被舍弃,以为无表情一种是新风格。凡此时装与风格,皆惟是靠着青春,才有短暂的新鲜可喜,至其本身是一文也不值的,成不得一代的服式,也没有民族性。

论语:“上无道,民散久矣,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今时是汉文明的服式亦失去久矣,今之流行歌就如同今日之流行服装。如日本的流行歌今是两种,一种是半人半兽的猴子舞,哦哦舞,与英国来的披头音乐,又一种是怀念于日本情调的破片。今台湾的青年们弹吉他唱歌,跳土风舞,我是喜欢他们的青春,而对于那歌与舞则有意见,他们没有听过民国初年的民歌,他们也没有听过三弦弹燕子楼。

昆曲长生殿形容王昭君,“她比落伽山少杨柳,见一面得长寿”,好的东西必是使人得永生。日本画家当代第一人小仓游龟年近八十,看她时一见是老,面对五分钟之后就觉其年轻,一旁看她与小山说画事,竟像是两个高中女生在说话儿。她的画长长远远有青春的滋润清华。得文化勋赏的日本画家坚山南风,今年九十,说话时善欢喜惭愧,像男童的会脸红。金春流的能乐师野村保我识他时已七十余岁,他笑时亦仍是童心的思无邪,怕不好意思,然而真的是可比一朵花满开的欢喜。此皆因日本画与能乐是真的文明的东西,可以修到无老病死苦之境。野村师的弟子柴山康子,今亦已年过五十,人依然像一株芙蓉花,清盛而自然爱娇。一年新春她与和世来我家,小外孙尚只一岁多,两人皆穿和服,小外孙亦知好看,不等大人教,他就抢上前向客鞠躬,转过来看看,特别对柴山又多鞠两躬,还不大会讲话,喃喃的不知是说的什么辞令,好看是真,小孩不会假,柴山大为高兴,笑道:“光荣,光荣。”三岛裱画家的太太教茶道,也是年过五十,家里寻常对客,她递茶上点心,皆自然是青春的姿势。

这就是好的绘画、音乐与礼节行事,决不是单靠青春,消耗青春的,像春风春水长养好花。(若不知此而言永生,那是宗教。)

冈洁说:“数学是生命的燃烧把来结晶。”

青春的烧燃便是要煮得饭熟,铸得铁成,青春的最大燃烧是革命,要把来结晶为光复大陆,再建汉文明的人世。所以青春是要生产的,建设的,以此青春可以是永生的。与此相反,如现在的青年打麻雀牌、考试竞争、打电动玩具、爬山、打棒球、跳猴子舞、唱流行歌,都只是消费生命力,没有一点建设性。产国主义的社会是连狂奔于经济生产,竞争呼号选举与国民总劳动,拼命的浮扬市场景气,亦无一不是徒然的发泄民族的热能,而没有结晶成一件好东西。今日本的好东西如神社佛寺、宫室邸宅庭园、人家礼仪、神乐能乐歌舞伎、净琉璃与盆踊民谣、陶器、日本画、茶道、剑道、弓道、空手道与柔道、相扑,和服不必说,连几席格纸,凡是好的文明的东西皆先人之遗,而现代产业社会的东西则没有一样可以留传子孙的,都只是这一代人的热能的烧尽罢了。然则时下年轻人在唱的流行歌与舞,是否也是消耗青春的热能的呢?

若只是有趣,则体操亦有趣,而体育的选手部是不经老的。再说土风舞是要当地的人有事时来舞的,连那歌喉都有当地人的个性,把土风舞变成都市人的洗炼的没有个性的娱乐歌舞,那是一种堕落。譬如日本的地方民谣,由歌星表演来唱来舞踊就失了真味。

流行歌与土风舞之外是学的西乐式的正经音乐一派,但这亦要想想,今时中国要的正经音乐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乃想起了两个问题,一是平常的唱歌与专门的平剧等二者的关系的问题。二是今时代我们要创造的新声(一时代的代表音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