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二卷。宋俞松撰。俞松,字寿翁,钱塘 (今属浙江省)人。仕履无考,惟高宗临本跋内,有“承议郎臣松”之语。此书后有自跋,跋中称甲辰书于景欧堂,可推断此书成于宋淳祐四年 (1244)。此书是继桑世昌《兰亭考》后而作,故名续考。但此书的体例,与桑书不同。全书二卷,上卷载俞松自藏和他家藏本;下卷所载,均为俞松自藏。书中有南宋史学家李心传题跋。但前卷所载跋语,仍沿用“笔阵图”的说法,说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兰亭序》,有误。然跋语条畅,谙于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谥法等条,均足以备考核。传本有 《四库全书》 本。

十二卷。宋桑世昌撰。桑世昌,南宋时人。陆游的外甥。淮海人,世居天台山。此书系考证晋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书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兰亭考》原名《兰亭博议》,共十五卷。刊行时经高似孙删改,存十二卷。按《兰亭序》为行书法帖。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王羲之作序。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书中叙述王氏真迹流传的各种说法。真迹原为王氏子孙掌握,后至南朝陈天嘉时,为王氏七代孙智永所得。唐时为太宗李世民所得,推为王书代表,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最著。又有一种说法,石晋之乱时,弃石刻于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所得。李死,其子摹以售人,为定武帅宋祁所得,以石刻之。现今石刻首推“定武本”。书中还考证了王羲之作《兰亭序》的年岁。《辨笔阵图》曾说:“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桑氏考证,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到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时,应当是五十一岁,纠正了三十三岁之误。至其入法一门,以及书苑禁经诸条,不若姜夔考证之精密,所以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赞姜考,而不用本书。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 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三卷 清林侗撰。林侗,字同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喜好搜集金石,曾游长安,于淳化山中得汉甘泉宫瓦;又携带拓工,在唐昭陵等陪葬地,拓得唐李靓等人的碑刻十六块。本书所著录,都系其所自见者,计夏商周六碑,秦汉十九碑,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碑。书中考证,大多取之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并根据自考证所得的材料,加以论证。各碑后还载入后人赋咏诗篇,足见其搜罗之广。书中录有唐代诸帝御书碑,唯独武后的不录。传本“四库全书”本。

一篇。书论。隋代释智果撰。智果,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亦善文学。隋炀帝为晋王时,召令写书,智果不从,遂被囚于江都。后炀帝为太子,出巡扬越,为其书《上太子东巡颂》,获释,召居慧日道场。隋炀帝谓其书“得右军骨”。此文论述了汉字造型的多种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书法对不同汉字造型结构的艺术处理方式。本文虽不长,但对字的结构分析很有道理。在每项之下,注出所举例字,供学者参考。第一项是“回展右肩”,举出“宁、宣、台、尚”四字;在“潜虚半腹”下说“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锭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举出“用、见、冈、月”作为例字;在“回互留放”下说“谓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也,不可并入”。主旨在于强调统一中求变化,联系中求对比。如“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强调打破对称以求均衡;“间开间合”、“隔仰隔覆”,观察了连续与间断的效果;“回互留放”、“变换垂缩”,指出了统一中的变化;“繁则减除”、“疏当补续”,注意到了疏与密的辩证关系。同时,又把多样统一的观点贯穿到书法“语言组织”的各个单位,从“以侧映斜”、“以斜附曲”到“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第一次对书法结构组织作了纯形式的探讨,不仅打破了前人论书专重气韵而鲜言结构的格局,而且也为唐人尚法开了先风。有《书法菁华》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一篇。书论。清代阮元撰。此篇选自《揅经室集》,专论北碑南帖的字体流变等特点。北碑,是指“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的古石刻,自秦刻石而后,古人法书未有不托金石以传的。两汉隶碑兴,最有矩法,学者慕之,转相摩习,皆以善隶书为尊。是以北朝书家长于碑榜,今榜虽不可见,但瓦当、砖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衣带所携,均为帖。存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晋室南渡,《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后南朝敕禁刻碑之事,碑帖绝少,惟帖是尚,字体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他在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这种变化之后,用结论性的语言归纳为: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此论看似折衷,实则为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今有《文选楼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历代书法论文选》等版本行世。

书法评论,一篇。清代学者、书画家阮元撰。阮元,字伯元、良伯、梁伯,号芸台、揅经老人、怡性老人,雷唐盫主。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卒谥文达。工书,其所书隶书郁勃飞动,醇雅清古,能作擘窠大字。所撰《南北书派论》,自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遏反于古?”因阮元对书法演变源流研究颇深,将中国书法流派分为南北。从地域上说,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北周、隋为北派。从代表人物上说,钟繇、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为南派;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复、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其中钟、卫兼南北两派。至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法,自此王氏一家也兼南北两派。从风格特点上说,南派乃江左风派,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鼓吹。此书收藏在其文集《揅经宝集》中,有在《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本中。

一篇。书论。清代钱泳撰。泳初名鹤,字立君,号梅溪、台仙、梅花溪居士。清代书法家。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后居常熟,官侯选府经历。人评其书说“梅溪工于八分,尤精隶古”,是篇分钟鼎文、小篆、隶书、书法分南北宗、六朝人书、唐人书、宋四家书、赵松雪、总论九部分。对篆隶字体、六朝与唐人书法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赞同阮元“书分南北宗”的见解,对晚清书风影响很大。他认为“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认为钟鼎文是“书法之源流”。以小篆、隶书为本,较详细讲述了“书体的源流”,认为篆书应当以李斯为正宗,并说“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并谓“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充分肯定隶书对文字、书体变革以及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作用。指出六朝人书“破体杂出,错落不检”;“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并说宋代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书“皆学唐人”;推崇赵孟頫,谓赵“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但没有超过二王。在“总论”中指出“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有《履园丛话》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一篇。书论。唐代林蕴撰。林蕴,唐代元和(806—820年)年间人。字复梦,泉州蒲田(今福建泉州)人,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皋辟推官,累迁礼部员外郎,出为邵州刺史。从卢肇授“拨镫法”,从此书日进。是篇首先提出“拨镫四字法”,依次为:推、拖、捻、拽,为四种运指之法。提出“用笔之力,不在于力;用于力,笔死矣”。强调笔力为点画形态体现出来的艺术上的“力”与物理学上的“力”不同的观点。有《书苑菁华》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一卷。书论。宋代黄庭坚撰。散见《山谷文集》和《山谷题跋》。内容包括甚广,整理绎绪,大要有三:(1)认为“墨池笔冢,非传者之妄也”,故异常重视字内功夫,并从用笔、用墨、读帖、临摹等方面予以阐发。用笔主张“悬腕”、“高执笔”,提倡“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读帖强调要“观之入神”、“会之于心”;临摹认为“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能学魏晋人用字多破体;用墨主张不宜过浓,也不宜过淡。此均经验之谈。其中“高执笔”为后人学大草及草书开了新门径,山谷于此成尤存巨功。(2)“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胸中有万卷书”。他认为,要使书艺脱俗,仅凭字内功夫犹难奏效,须求之于字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品道德,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二是渊博学识,所谓“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并认为苏轼书所以能脱俗,就在于“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是唐代张怀瓘“先文而后墨”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与苏轼所说的“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的观点尤相契合,体现出宋人所重的文人趣味。三是触物感悟。他认为:“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亦即以自然为法。并认为自己草书,是“得江山之物”,用笔“少进”乃“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结果。(3)“凡书百病,惟不可俗。”他论书专重“韵”,“韵”乃“俗”之反,于此提出品鉴书法的三个标准,即不俗、韵胜、字中有笔。所谓不俗,是指书法要体现书家的完美人格和渊深学养。所谓韵胜,是指书家精神世界与字的结体得势高度统一。所谓字中有笔,既指全幅体势新巧,抖擞峻拔,亦指笔画别出心裁,欹正相生。这些见解对后世书论颇有影响。

一篇。书论。东汉蔡邕撰。此篇选自宋代陈思《书苑菁华》一书,主要论述书写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主张书写前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对身法如何更好地表现字体要深加揣摩。其要有二:(1)主张作书之前要舒散,“任情恣性”,又要聚精会神,“如对至尊”,如是才书“无不善矣”。此说是蔡邕“禀乎人性”说的具体展开,既强调了书艺创作的超功利性的特点,又触及到了书法陶情写性的艺术功能,对后世“抒情”理论、“虚静”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2)认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要“纵横有可象”、“方得谓之书矣。”此说是蔡邕“肇乎自然”说的具体阐发,强调了书法艺术的状物、再现功能,开后世书论“观物取象”说之先风。然此说理解有纷歧,或以为是指书脉贯通,清代刘熙载《书概》:“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或以为此说所述的“象”,根本就不是指事物的固定形状,而是一种运动的形式或动态的形式,因此,不可视为简单的摹仿论。今有《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本、《述古从钞》本、《藏修堂丛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艺术丛书》本、《芋园丛书》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等刊本。

又名《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一卷。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书是作者结合临书体会传授法书技法的专著。凡列三十六品目,目下先谈技法要点,次举实例,某些品目还征引他说以助理解,从用笔的方方面面谈结字方法。此书条目清晰,述说简明扼要,有理论也有实例,是法书专著中谈论结字的佳作。诸本不同,大致为:排叠、譬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相让、补空、覆盖、贴零、粘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住、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三十六种。又与《八诀》合称《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和释智果《心成颂》相比,有许多新突破。一方面把对生命力的追求(“斜正如人”)与字体结构相联系,比《心成颂》更深一层。另一方面,对字体结构分析也更趋细致明晰,如“附丽”、“包裹”、“意连”诸条均为《心成颂》所无。又如“勿令偏侧”是正题,而“偏者正之,正者偏之”是反题,正反相合,比《心成颂》所言之“回展右肩”等更概括、更明确。今人宗白华认为从这“三十六法”中可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并指出它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几何形的线。《佩文斋书画谱》在题后注云:“诸本都附欧阳询后,今考篇中有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及学欧阳者等语,必非唐人所撰。”今人则认为,可以是因欧字结体特佳,故后人托其名。传世主要版本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说郛》本、《汉溪书法能解》本等。近人邓散木有《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一书行世。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又名《八法》。一篇。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是篇主要讲写字之法。“八诀”即是八种谐书点画方法的口诀,其诀为:“‘丶’如高峰之坠石;‘㇂’似长空之初月;一若千里之阵云; ‘丨’如万岁之枯藤; ‘㇂’劲松倒折,落挂石崖;‘乛’如万钧之弩法;‘丿’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丶’一波常三过笔。”此为楷碑基本笔画的总结。基本沿袭《笔阵图》,新意不多。但突出了书法的“中和”之美,所谓“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同时也强调了书法追求生命力的表现: “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体现出唐人尚法的特色。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陈垣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内容分为6类,收录中国佛教史籍35种。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经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例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旁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予以纠正。每种书下,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再详论其内容体制、特色或优缺点及其学术价值。本书名为“概论”,实际上是一本研究佛教史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典籍的目录,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胡适著，发表于1919年8月14日，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又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①详尽分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中国清代汉学方法的共通之处。该文作为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却至今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的价值不但在于线性时间概念的超前性，②更在于它体现了胡适整理国故思想中蕴含的通过中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文明的思想。他力图找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结合点，并由此生成新的文化，从而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

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十六卷。清李光暎撰。李光暎,字子中,嘉兴 (今属浙江省)人。嘉兴朱彝尊曾著有《吉金贞石志》,后朱氏所藏金石刻,又归于李光暎。李氏遂辑所得,并集诸家之论,而成此书。书前有雍正七年 (1729)金介复序,称此书编撰有条理。此书收集金石之书四十种,收集文集地志等书六十种。以前著录金石书籍诸家,均自据见闻,并为之评说。此书乃仿宋陈思《宝刻丛编》,杂取诸书,荟萃为之。在每条下,各注明所出之书,中有少数是李光暎自己考释。以前著录金石书籍各家,大都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此书却是以品评书迹为主。故在论书法上,汉隶则推宗郑簠之评,唐碑则取赵崡之论。正由于此,此书所引欧、赵、洪诸家释文,仅十之一。但《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考释,似为疏漏。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

宋赵明诚编著。明诚字德父,密州诸城(今山东诸诚)人。明诚雅好金石,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搜求,金石碑刻家藏甚丰。后来,他受到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编写了这部《金石录》。全书凡30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前10卷为目录,共收金石碑铭凡2,000种,其中也有少量宋代资料;后20卷为辨证,对2,000种资料中的502种作了题跋。题跋着重记叙材料的出处和收藏过程,兼及材料本身的形制特点,一般不考证其所负载的铭文,例如卷13“玉玺”文条:“右玉玺文,元符中咸阳所获传国玺也。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见遗焉。”本书材料宏富,考订精审,为研究古代金石文字的重要参考书。本书版本较多,初刻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后版本迭出,有焦竑从秘府钞出本、文嘉从宋刻影钞本、顺治四年(1647)谢世箕刻本、雅雨堂丛书本、三长物斋的重校刊本等。

二卷。明赵均编撰。赵均,字灵均,吴县 (今属江苏省)人。其父赵宦光曾编《说文长笺》,并对篆隶书法颇有研究。赵均继承家学,也喜欢搜集金石,并进行考证。本书是取《东观余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箓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等各家书目所载,以及明代陆续发现的金石,按照陈思《宝刻丛编》的体例,依明代区划,并分别时代,加以编撰。其中有些考证,订正了他书之伪。较陈思所编,可靠性和参考价值更大一些。然其仍有不少疏漏和考证不确的。如在南直隶下所载唐碑,缺漏岑君德政碑等五种;考证福建 “玉枕兰亭”,赵均认为是褚遂良所书,亦不确。传本有 “四库全书” 本

一卷。清褚峻摹图,牛运震(1706—1758)补说。褚峻 (约1658—1728),字千峰,合阳(今属陕西省)人。峻工于刻字,以贩卖碑刻为业。经常自带干粮,走入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中,搜求金石文字。凡前人书中所未著录,或虽载录而非作者所目击,未能详尽言之者,他都根据自己所亲见,一一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缺损之处,亲自钩勒,作成缩本,然后刻在木板上,非常逼真。本书收录自太学石鼓以下,迄于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共四十七种。牛运震就各碑刻,一一加以详说,注明碑的长宽高矮及所在的地方;凡碑中假借通用字,并加以训释。本书所收录,虽数量较少,范围较窄。但比其有些作者著书只见拓本、或仅据传闻,并非亲见者,自然精核得多。此书于乾隆元年 (1736)出版,书前有褚峻自序。后褚峻又搜集到许多唐碑,另撰下卷。《四库全书》所收为纪昀家藏本。

《文心雕龙》研究专著。陆侃如、牟世金合著,分上、下两册,由齐鲁书社出版。1962年陆侃如、牟世金合著了《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译注了《文心雕龙》25篇,后来牟世金以此为基础,补译全了其余25篇,对原来的译注也进行了修改,并重新撰写了引论和题解,遂成该著。本专著的注释综采国内外各家《文心雕龙》的译注本之长,准确、翔实。引文以有助于理解原著为主,也引证了部分与旧注不同或为其它注家所未曾引用过的资料。译文用直译方式,准确而流畅。每篇译注的前面都有一段“解题”,说明全篇的主旨。在全书之首的长篇引论,除按原书体系探讨了《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外,还结合介绍在它的研究中存在的重大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思想基础之上的,“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正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以“论文叙笔”、“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这是其理论体系的概貌和基本特点。他们还认为《神思》篇提出的情与物、言与情、言与物三种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这个总纲既显示了创作论的理论体系,也符合以“衔华佩实”为主线的全书总的理论体系,而刘勰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则是批评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此外,著者在对全书的认真考察基础上,对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专著是一部既有着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着广泛的普及性的《文心雕龙》译注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的《文心雕龙》读者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