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召集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等就盐铁官营等现行重大国策进行讨论。宣帝时桓宽推衍当时双方论难之语,编成是书。此书记载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关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论战的双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助手御史(发言19次)、丞相史(发言15次)为一方;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60余人为一方。双方论战涉及三方面内容:要不要实行盐铁官营等现行的重大经济政策;要不要备塞实边、抗击匈奴入侵;要不要实行法治。此书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桑弘羊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汉书·艺文志》和隋、唐《经籍志》均有著录。

又称 《四书集注》。训诂书。 19卷。 南宋朱熹著。 本书是 “四书” 的合编, 计 《大学章句》 1卷, 《中庸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孟子集注》7卷。《大学》、《中庸》原是 《礼记》中的篇目, 后各单行, 平列于 《论语》、 《孟子》, 称为 “四书”,始于朱熹。《大学》《中庸》的注解称 “章句”,多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论语》、《孟子》的注解称 “集注”,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的义理之说,偶尔还引用汉唐旧注。此书注重章句训诂,强调得于辞而能通其意,坚持先本之注疏, 以通其训诂,参之 《经典释文》, 以正其音读,然后再发挥义理。文字洗炼,简明精要,是朱熹的代表著作, 元明清三代列于学官, 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标准注本。今有中华书局1983年版《新编诸子集成》 本。

一卷。宋家颐 (生卒年不详)撰。颐字养正,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其生平事迹不详。卫湜《礼记集说》曾引其语,可见颐为研经之士。是书为赵希弁 《读书附志》所著录,又载 《永乐大典》中。书中内容为语录之类,虽颇明白,而大率皆习见之语。后人疑此书非家颐自撰,如为自撰,不应自称 “子家子”,也可能为其门人所题。该书有 《诸子汇函》本。

梁启超的伦理论文。指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利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的相互关系。原为在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的讲稿,经整理后载《清议报》第82、84册,1901年6月16日、7月6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5卷。他认为独立就是要有人格、人权,不要做奴隶,但要关心群体;自由就是要充分享受人权,但要服从法律,“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他人之自由为界”(《梁启超选集》)。自信是对自己人格、人权、能力的自我肯定,但不能自傲,“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同上书)。自私利己并非恶德,“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同上书)。但利己时必须爱他,方能真正利己。“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进焉。”(同上书)崇信西方资产阶级一贯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最后提出要在破坏旧道德过程中建立新道德。他详论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目的在于要使人们明白,“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同上书)。

训诂著作。7卷。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以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为底本,参校别本,旁以群籍所引颜书,是正文字,勘谬补缺。书后附录各本序跋、颜之推传、颜之推集辑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

《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胡适撰。全文七个部分:先后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期)、《新教育》(第1卷第3期)和《新中国》(第1卷第2号)。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亦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哲学主张。“实验主义”是胡适对实用主义的译名。介绍了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皮尔斯、W.詹姆斯和杜威,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真理论和实在论。认为实用主义的“宗旨不过要寻一个方法来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这个方法就是求出观念“能发生何种实际的效果”。主张“有用即真理”。把实在比作任人打扮的姑娘,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在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特别推崇杜威,称其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因为他用“经验”把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超越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详细论述了杜威“经验就是生活”的哲学根本观念、“思想五步说”的方法论和“教育即是生活”的教育哲学。认为中国之所以需要实用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实用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即“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为研究胡适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收入《胡适文存》。

十五卷。相传为墨翟所撰。墨翟人称墨子,鲁国人,后为宋国大夫,建立了墨家学派。墨翟生平的史料比较缺乏,《史记》中没有专门的传略。《墨子》一书内容也十分丰富。其思想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天志、鬼神观念,主要在 《天志》 上、中、下,《明鬼》下,《鲁问》;非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非命》上、中、下,《非儒》下; 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 《贵义》、《尚同》下、《非命》上、中等篇; 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史料,主要在 《尚贤》 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等;逻辑思想微言大义的史料,主要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之中;军事思想的史料,主要收录在 《非攻》和城守诸篇之中。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墨子》在社会上流传愈来愈广,为其整理雕刻、校注发行的人很多。主要有:《墨子》十五卷,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唐尧臣刻本。民国八年己未(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唐尧臣本初次影印《四部丛刊》本。

来鹄，又作来鹏，豫章人。少有大志，广学权谋机变之术，得鬼谷子真传，又能为政，有汉张子房之风也。咸通年间，举进士不第。后入韦保衡幕中。韦不纳其言，转投田令孜，认为主公。然其心早在帝侧也。故帝招之即应。乾符元年三月，帝拜其为帝师。后封豫章国公，食邑千户。谥“文忠”。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虑国忘家曰忠。来公有经天纬地之才，归帝后鞠躬尽瘁，助帝平定中原，开拓疆土，故曰：“文忠”。曾作七律《寒食山馆书情》，以遣羁旅愁怀，当时传为佳作。其诗作思清丽，然怀才不遇，辗转飘泊，故其诗多写羁旅之思、落魄之感，间有愤世嫉俗之作。有《来子》。《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九首。来鹄的作品有诗集一卷，但今已不传。

唐韩愈著。认为有鬼存在,但在通常情况下,“鬼无声也,无形也,无气也。”每当“有忤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即违背了封建伦常的时候,鬼就会“有形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还认为鬼无恒态,其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即“有动于民而为祸,亦有动于民而为福,亦有动于民莫之为祸福。”韩愈崇信鬼神,老而愈笃。收入《昌黎先生集》。

中国唐代关于人性论的著作。韩愈撰。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它对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论作了总结,认为孟子、荀子、扬雄三家的人性论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继承并发挥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它们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余四者;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混杂不纯;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者。同时还认为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与性相对应,亦有三品:上品之情,是七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认为性“与生俱生”,即先天就有的,并认为它们是人类普遍的本性,是一种先验的抽象人性论。认为情是“接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既反对任情纵欲,也反对佛教的灭情见性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韩愈撰。“原”是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源自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原”有推原其本之意,“原毁”就是推论毁谤的根源。 韩愈所处的唐代中期,社会矛盾重重,朝官以及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毁谤,已流为社会风气。作者怀才不遇,屡遭左迁,对士大夫中那些“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的颓风深恶痛绝,所以在此文中,比较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一般人好诽谤、贬低别人的原因,指出形成这种风气的社会心理就在于“忌”,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也表示了愤慨,渲泄了内心的不平之气。全文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毁”字展开议论,段与段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通篇运用对比,语言多用排句和偶句,同时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具有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韩愈著。为批判“佛”、“道”而作,论述了与佛教、道教的“道”相对立的儒“道”,以及与佛教祖统相抗衡的道统。认为世俗的君臣之道,君主统治百姓,百姓服事君主,臣帮助君以统治人民,这是自古以来的“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这个“道”由尧开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道统”的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能够推行“仁义”的人就是圣人。批评佛教伦理只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的出世原则,而不讲治国平天下,因而违背先王“道统”,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所以必须加以废除和禁止。主张对佛、道二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恢复和建立“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等尊卑贵贱等级分明的社会伦常关系。此文收入《韩昌黎集》,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称《答横渠先生定性书》、《答张横渠子厚先生书》,北宋程颢著。论述己性不分内外物我,主张通过定性的方法,达到廓然大公、顺应万事而不动情感的道德境界。张载提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问题,为此,程颢特作《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张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张载“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既然以“己性”为内,“以外物为外”,就不免要产生“己性”为外物引诱、“定性未能不动”的问题。程颢主张“性”无内外,宇宙之心同为一体,没有物我之分和主、客观之别。“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若能懂得不“以内外为二本”,就不会产生不能“定”的问题。世上一般人受外物之累而丧失“天理”的根本原因是“自私”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自私”就会为追逐私利行为无所顾忌,和“廓然大公”相对立;“用智”就不能明白顺应自然的道理,和“物来顺应”相对立。程颢认为,“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做到了“内外两忘”,应顺万事而不动感情,就能达到“定性”的道德精神境界,“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程颢的“定性”即“定心”。他作定性说的目的,是反对张载道德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为“灭私欲,存天理”提供理论依据。

《管子余义》是章太炎《管子》考释札记的选编。他吸收前辈学者的成果,或证成前人观点,或作新的发明。在训诂方法上秉承乾嘉传统,又有自己的特色。还对《管子》的句读校勘、篇章文法以及章句义理有所探讨。但它在训释方面也有不少疏误,求诸过深、穿凿附会之处亦不必讳言。

清章炳麟撰。书不分卷。今传世。此书原为讲解《庄子》而作,按原书篇目次序分条排列,征引《经典释文》等书及清俞樾、孙诒让、王念孙诸人说解,附以论断,发明假借,诠释词义,注明音读,全书近250条。书收入《章氏丛书》。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宋史·儒林传》载了翁《九经要义》,明代已不全。《四库提要》著录《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左传》四种,而《礼记》缺残。后阮元从宋刻影抄,并撰《提要》一篇进呈,原书三十三卷,失去一至二卷。始知尚存残本。此本光绪丙戌苏局用姚氏咫进斋所藏影宋抄本校刊。此书取有关《礼记》注疏,据事列类,摘取要义,删节注疏,存其简当,去其繁冗。每段之前,各有标目,以便观览理解。《礼记正义》疏文繁多义理丰富,但不易得其涯略,此书将其删汰过半,又甚精允,可作为研究《礼记正义》的精本。书中第五卷《王制》分上、下,实有三十四卷。今存本缺《曲礼》上、下两篇,故实存三十二卷。今存《四库全书》。

曾国藩的《治心经》，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的毒是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气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养心篇》）。他还主张“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北宋名儒司马光所撰关于修身齐家之规范。10卷。唐狄仁杰著有《家范》10卷,史志虽载其目,但书已不传,司马光取仁杰书旧名,加以甄辑以为后学准绳。首载《周易·家人卜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作为全书之序。其后自 “治家”至 “乳母”凡19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亦间有司马光论说。认为 “治家莫如礼” ,齐家的规范应是: 为人祖者,要“以义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 (《家范》卷2) ; 为人父者,“爱子教之以义” (同书卷3) ; 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 (同上) ; 为子者,则以孝为天经地义,为行动之准则。此书节目备具,简明扼要,切于日用,且大旨归于义理,以敏德为行本,是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修身齐家的规范。《四库全书》、《留余草堂丛书》收录。另有《朱文端公藏书》、《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收录清朱轼评点的《家范》。此本为《家范》译文本。

一卷。宋胡寅 (1098—1156)撰。黄灏 (生卒年不详) 注。胡寅字明仲,崇安 (今属福建)人。胡安国弟之子,宣和三年(1121)进士,授校书郎,受学于杨时。金人南侵,上书高宗,建议兴师北向,反对遣使讲和。著作有《论语详说》、《读史管见》等。黄灏字商伯,都昌(今属江西)人。擢进士第,光宗即位 (1190),官太常寺簿。是书综合史事,故名“叙古”。卷末有朱熹、李昴英二跋。朱氏云:“叙事立言,昭陈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李氏云:“其叙古字,凡千不重。虽饮席间谈笑成之,而上下数千载,关系大处,包撮略尽,兴君昏主之理乱,哲佐悖臣之功罪,吾道异端之正偏,一字森严,百世确论。”是书有《粤雅堂丛书》本。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该书介绍了儒家重要经典《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些介绍文章多出自名家之手,语言通俗,篇幅简短,对各本经书的内容和来龙去脉,都作了适当的评介,并介绍在今天怎样看待和如何阅读这些经书。

一卷。明王鸿儒撰。王鸿儒字懋学,南阳 (今属河南)人。少工书,家贫,为本府书佐。成化二十三年(1487)第进士,累擢山西副使。武宗时迁南京户部尚书。王鸿儒清正自持,为学务穷理致用,为世人所推。卒谥文庄。著有《凝斋笔语》等。此书共一卷,其中论《易》十三条,论《尚书》者一条,论《左传》者一条,论《周礼》者三条,论《四书》者三条,论史者三条,论子书者三条,论《诗》者三条,引《朱子答王子合书》一条,作者自己立论的只有“男女有别”一条,共计三十二条,近两千字左右,篇幅较短,大都掇拾旧说,无甚新义。其中也有疏误之处,如其论《诗》下武条云“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即将“下武”解释为“天在上,而武王在下”。而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原为“皇帝以上圣之资,膺下武之运”,作者未加考证,便断然凭己意为此下注,此其误也。此书版本很多,有《百陵学山》本、《说郛》本、《学海类编》(道光本、影印道光本)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据《百陵学山》本影印 《丛书集成初编》单行本。

亦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左氏传 “三十卷” ,班固注作者曰“左丘明,鲁太史” 。两汉魏晋学者均无异辞,唐赵匡始疑《左传》非左丘明作。宋元以来疑难者相继而起,争论不休,迄今无定论。《左传》解经,以记载史事为主,用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说明、订正《春秋》,也有说明“书法”者。所记史实延及鲁悼公十四年,比 《春秋》多二十七年,由于《左传》不以空言论道,故有若干条“无经之传” ,或有经无传,从而不同于《公羊传》、《榖梁传》的体例,成为与《春秋》平行记载春秋时代鲁史的一部编年史,史料价值高于公羊、榖梁二传。叙史详密而周备,兼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及社会各个方面,自然天象、医学、音乐等等亦有丰富记载,是我国第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行文简练、活泼流畅,特别长于叙事和描写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各个方面都有很高价值。此为左传原文译文。

一卷。周阙子 (生卒年不详)撰。关于《阙子》的撰者名字、里爵已不可考。清人马国翰认为其六国时人。应劭 《风俗通义》曰:“阙,姓也,承阙党童子之后。有阙子著书。”《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 “《阙子》一篇。”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 《补阙子》十卷,亡。”《金楼子·著书篇》亦云: “《补阙子》一帙,十卷。金楼为序,付鲍泉东里撰。”新、旧《唐书》沿袭上说。《阙子》原书早佚,梁元帝 《补阙子》今亦不传。在《水经注》中引有一节,似先秦原书,非梁所补。清人马国翰引之,并为一卷,以《玉函山房辑佚书》 本刊行。

一卷。明王祎撰。此书一卷,分五篇,内容主要论述纬书及释、道两家的源流,与《医书》相同异,原已收入王祎文集之中,曹溶编《学海类编》时将其摘出别行,并改为此名。有《百陵学山》本、《金华丛书》本、《学海类编》 本、《艺海珠尘》 本。